晚年鲁迅文本的“墨学”之影

鲁迅左转之后,作品里借用了某些墨学资源。在创作中,不是解释古人,而是由此反观现实,追慕一个英雄的时代。在其富有弹性的文本里,呼应了墨子遗产有意味的部分。感世之言与辩驳之语多雄健之气,且汇入了左翼文学某些理念。从苦行之思,底层意识,和荒诞感中,表达出"别一世界的人们"的另类光彩。     

试论儒墨两家学派民族关系思想异同及影响

先秦时期,儒墨两家学派提出了各自的民族关系思想。两者的不同之处在于儒家主张有差等的仁爱,墨家要求无差等的兼爱,而两者同时又崇尚礼、德,并共同构建了统一天下的目标,其异同之中具有强烈的互补性。构建和谐的民族关系,要做到儒墨兼用,才能使两家学派的民族关系思想在新时代中发挥新的作用,体现新的价值。     

韩愈的思想品性及其影响

韩愈被后人誉为＂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尊为＂文宗＂,列唐宋八大家之首,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无可替代的作用,其人格品性、思想文章、立身行事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思想上,＂道济天下之溺＂,在佛老盛行的中唐,举起儒学复兴的大旗,建立道统;人格上,＂忠犯人主之怒＂,勇于坚持自己的政治理想,敢于犯颜直谏、为民请命;情操上,＂勇夺三军之帅＂,忠君爱国,致力维护国家的统一和稳定。     

韩愈的思想品性及其影响

韩愈被后人誉为＂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尊为＂文宗＂,列唐宋八大家之首,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无可替代的作用,其人格品性、思想文章、立身行事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思想上,＂道济天下之溺＂,在佛老盛行的中唐,举起儒学复兴的大旗,建立道统;人格上,＂忠犯人主之怒＂,勇于坚持自己的政治理想,敢于犯颜直谏、为民请命;情操上,＂勇夺三军之帅＂,忠君爱国,致力维护国家的统一和稳定。     

论曾国藩“奇正互用”的治军之道

曾国藩吸收黄老道家"以奇用兵"的思想,提出并实践了"奇正互用"的军事原则,重视雕剿游击之法,充分体现出以道补儒的思维方式,由此可见道家思想的经世价值,以及对于中国传统士大夫成就事功的重要意义。     

“儒墨杨怪圈”的结构解析

春秋战国时代，孔丘、墨翟、杨朱、孟轲之间的学术争论，在哲学上形成了一个“儒墨杨怪圈”。这一怪圈的理论实质，是关于“国家”、“天下”、“个人”等社会本位的选择问题；这一选择的理论根据，是以“天命”、“天志”“天道”对等为基本范畴的本体论，和以“仁爱”、“兼爱”、“自爱”等为基本价值的人性论。借鉴“儒墨杨怪圈”理论思维的经验教训，对于理解社会转型时期的社会生活和精神现象具有一定的理论参照意义。     

韩愈诗歌“时”之美学意蕴

传统上认为韩愈的诗歌有"狠重奇险"的特点,在中国诗歌史上具有不可替代的一面。但韩诗的审美意蕴十分丰富,既有"合时"的平淡清新之美,又具"随时"的奇绝险怪之丽,更兼"高于时"的以己为美之势。     

论《史记》中汉武帝“以广儒墨”

《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中提到汉武帝"以广儒墨",对此一般解释为这是一种语言上"连类而及"的用法。但通过考索文献发现,在《史记》以前的典籍中和《史记》全书中其他地方出现"儒墨"的时候,都没有"儒墨"连类而及的用法,并且汉武帝实行尊崇儒术的同时,也采取了繁荣文化的手段,"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说法不严谨。因此,可以认为《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中的"儒墨",是沿袭战国以来的说法,指的是以儒家和墨家为代表的所有学术。     

韩愈《左迁》诗之“蓝关”乃龙川“蓝关”说

韩愈贬任潮州刺史,赴任途中写有《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一诗。其中＂蓝关＂,注家多以陕西蓝田县的蓝关为解。本文引证的材料表明,韩愈本诗中的＂蓝关＂系广东龙川县的蓝关。备此新说,以飨读者。     

韩愈“五原”文体创新的思想意涵

韩愈的《原道》《原性》《原毁》《原人》《原鬼》,是其弘扬儒道的重要作品,集中体现了他对儒家正名思想的继承与创新。"五原"改变了传统正名思想中描述式的概念界定法,对核心概念做出明确的本质界定。其对"名"做本质定义,直探本原,开启儒家伦理本体化的趋向,对"名"的别同异与明高下,树立了儒家伦理的权威地位,表达了弘扬儒道、教化当世的深刻抱负。在韩愈的创造下,"原"体文成为一种由儒家正名思想所深刻塑造的、树立儒家伦理本体与权威地位的独特文体形式。它在后世所以获得广泛仿效,呼应了宋代以下思想领域重建儒学本体地位和权威地位的新需要。     

中国儒家经济伦理思想探析

在对中国儒家经济伦理思想全面分析的基础上,对儒家经济伦理思想的核心"义利观"给予重点剖析,并对儒家经济伦理的典型:徽商和现代儒商进行了分析。     

论明末清初“儒家天主教徒”的儒家本位

明末清初,因天主教来华而产生的“儒家天主教徒”这一独特群体,是当时特殊历史文化环境下耶儒融合的结果.在实践和理论两个层面上,在救心、救世、救人的不同主题下,“儒家天主教徒”始终坚持儒家本位.     

先秦儒墨荣辱观的流变及其现代启示

先秦儒墨俩家的荣辱观分别以“仁义”和“功利”为中心,但二者又有相通之处,本质上都着眼于社会的和谐发展。到荀子时,既强调荣辱观中道义的标准与内涵,也吸取墨家荣辱观的功利思想,并对“荣”与“辱”做了社会学意义的划分,儒墨荣辱观有了合流趋势。先秦荣辱观的演变对目前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树立有三方面启示:义利关系的澄清是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的伦理前提;社会公正的形成是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的制度保证;社会和谐的促进是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的价值目标。     

"爱智慧"的哲学与"实用主义"的儒家--兼谈西方儒学研究的误区

儒家思想具有"实用主义"的特征,这种"实用主义"是一种能够与病以药的真实智慧,即能够通过对人心的治理达到和谐人伦和安定社会的目的.由于现代西方哲学已经沦为"科学的婢女",丧失了哲学本有的"爱智慧"之意义,也丧失了对现代社会病症的医治能力.而受到科学精神影响的西方哲学方法论也不适合于研究以开显性德为目的的儒家思想.社会问题和社会危机的加深会使人日益认识到儒家思想的实用价值,西方学者对儒家思想的体悟和理解也会加深.     

汉代官吏的经学化及其经学刑德观的形成

两汉时期,随着儒家经学的发展,在以经治国的影响下,汉代士人和官僚不断晓习儒经,由此开创了汉代官僚集团及汉代政治文化经学化的格局。这对实施经学意识形态的政治、法律实践创造了条件。在经学的侵润和熏陶下,汉代官僚的经学刑德观也不断渗透到汉代政治与法律体系之中,推动了汉代法律道德化,道德法律化以及法律经学化。它使儒家经学刑德观成为封建法律的灵魂,对汉代及其后世的立法、司法和狱政等都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儒家诗教与“礼乐”传统

从典籍中关于"礼乐"传统的记叙和<左传>中的引<诗>赋<诗>例看,早在孔子诗论之前,作为儒家诗教基石的功利诗学观和"中和"艺术现已具雏形,并产生了广泛影响.以孔子诗论为源头的儒家诗教,只是对"礼乐"传统的继承与发展,并不具备原创性.儒家诗教之所以具有经久不衰的生命力量,其根本原因在于它脱胎于有着深厚民族文化底蕴的"礼乐"传统.     

儒家法律思想对构建和谐社会的启示

儒家法律思想以"礼治、德治、人治"的主张贯穿于中国法律文化思想的整个过程中,不但影响了中国社会文化生活领域,更深刻地体现于法律制度当中。在推进和完善法制建设的过程中,对儒家法律思想,要认真研习,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成为我国法制建设中不可或缺的参考和借鉴。     

儒家修养理论对我国治国思想的双重影响

儒家修养理论在中国历史上起着双重作用.儒家修养理论对当代中国"以德治国"的思想起着积极作用,同时也产生了一些消极影响.我们只有通过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加强道德建设,增加法治依赖,变自律为他律,变人治为法治.中国才能成为真正的民主法制国家.     

儒家的养老与敬老思想

儒家为突出养老道义上的至善性,着意渲染历史上的圣王之治无不重养老,认为重养老是善治的体现,富有道义上的正当性,是一种神圣的事业;就如何养老而言,儒家强调要＂制民恒产＂,在确保人民有稳定的资产和收入来养老的同时,力主统治者应轻徭薄赋,施行＂仁政＂;儒家的养老不仅重视在物质上满足老人的需求,也很注重在精神和情感上敬重长者;同时,儒家认为政府对养老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论儒家和谐思想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

儒家的和谐思想博大精深,是几千年来中国传统文化的积淀和结晶。儒家和谐思想包含了身心和谐、人际和谐、社会和谐、生态和谐的思想,可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优秀和丰富的资源,继承儒家和谐思想有利于解决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不和谐现象,实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有利于增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人文底蕴。在当今社会,它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结合具有重要的现代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