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符论

中国古代的"文"是一种符号形式,体现了人的符号活动功能,展示了人的创造本性.其涵义极为丰富,是采色交错,是杂多的统一,是纹理、花纹,是文章、文辞、文字、文词、文采,是鼓乐,是表现形式、是法令条文,是社会与自然界的现象,是人文、天文、地文、水文,是美,是善,是文德;同时,"文"不是现成的,是"与天地共生",发生构成于终极的构成境域"道",其自身的缘发构成态表征为"自然".     

论礼乐对言的规范及其意义

从古代典藏出发,将“言”分为四类：至言——天地之言,即天理;传世之言;著书立说之“言”;言谈举止之“言”。并且,以此四类“言”为线索,考察了古代礼乐对言的规范作用及现实意义。     

论王阳明的生死哲学及其现代价值

王阳明的生死态度可用“吾心光明,亦复何言”来体现,它表明王阳明以人生使命的完成为获得临终安宁的根本途径,体现了儒家生命“三不朽”中的“立功”层面;在生死价值上,王阳明认为人的生死只有付诸和践履忠信礼义等道德信念才有价值,体现了儒家生命“三不朽”中的“立德”层面;在生死超越论上,王阳明以“致良知”为“出生死”之道,体现了儒家生命“三不朽”中的“立言”层面。总之,王阳明全面、典型地体现了儒家的生死哲学。挖掘和梳理王阳明的生死哲学既有助于对王阳明和儒学研究的深入,更有助于当今生死哲学的建构。     

《易传》“性命”思想论

《易传》继承和发扬了孔孟和《中庸》的性命思想,构建起了一套较为完备的道德形而上学理论体系.一方面,《易传》把乾道上升到宇宙本体论的高度,以阴阳论的方式来说明乾道如何下贯于人的生命中,成为人生命主体之本性;另一方面,《易传》又强调人要凭借此本性积极努力地做道德修养工夫,以把人之德性生命向上提升,进而参赞天地之化育,并使人与天地三才鼎立,达到“天人合德”的理想境界.     

以骨品文的道德思维嬗变

发端于骨相之说的以骨品文的观念,激于神理气貌的人物品鉴,发展于对慷慨之气、高尚人格的体认,完成于神韵高远、丰沛精神的取得。以骨品文之旅在逐渐剥离人物品藻行为的道德理性色彩后,焕化为灵动跳脱的生命精神和刚健向上的审美人格,形成类比思维传统的生命化和人格化。隐含其间的道德思维,感应于时代趋尚的移易,呈现出强——弱——强的道德理性扬弃脉络,铸造了文化人格的诗性承载。     

《周礼正义》中的“散文”、“对文”研究

“散文”、“对文”为传统训诂学中的常见术语，它们主要是针对文献语言中同义词使用状况而言的。孙诒让《周礼正义》中广泛地运用此术语来研究同义词。我们描述了《周礼正义》中“散文”、“对文”所涉同义词的各种动态演变关系。并将其与之性质相似的“通言”、“析言”进行了比较，指出了二者之间的同与异。“散文”、“对文”为考查词类系统提供了参考，并启示我们，汉语词汇研究．必须结合词语运用的具体语言环境，．必须考虑汉民族文化的影响。     

“文”在建构着“道”——反向阅读《文心雕龙·原道篇》

用解构与后现代的眼光,通过“反向”阅读的路径可以看到只能表述、显现“道”的“文”,而关于“道”的体认始终是被“文”建构的不断延异和滚动的过程。进而发现《文心雕龙·原道篇》有个潜话语：“文”是如此重要而与天地并生,只因“文”言说着、建构着“道”。如果将历史的摆钟置放到当下,那么对于今天的人文精神重建,“文”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牟宗三“天道”思想新探

牟宗三先生据其道德形上学之立场对传统哲学中的“天道”范畴进行疏解和重铸.超越地言,“天道”即仁道、天理、普遍性,也即人之为人、物之为物的“实现之理”,它是一内在于万物而特显于人的超越本体,代表着万物生化之理;现实地言,“天道”代表着儒者对实践儒学道德理想的现实要求,它是尧舜文武之圣王理想及礼乐教化之伦常关系的落实,也即实践儒家内圣外王之道.     

宋代画评中的艺术伦理思想及其生命蕴涵

宋代画评中蕴涵着丰富的伦理思想,画评家倡导的“胸中士气”和“心胸的涵养”是艺术心胸的成就,强调的是个体人格的建构,体现了自我生命的确认;立品和载道则是基于作品展开,在作品与创作者及天地宇宙关联中生发作品的价值意义;而“大其心”“观生意”“尽物性”“比德”等品评思想彰显的是天地之大德,凸显了宋代艺术伦理的大生命视域。     

闽儒黄道周先生“仁”的思想试析

作为儒者,黄道周不乏对“仁”的见解。在对“仁”之由来的理解上,黄道周承继程朱,认为“仁”来自于天,人内心之“仁”的根据在于天地宇宙具有的道德本体;在关于求“仁”途径的分析上,黄道周秉承朱子,把“格物致知”认作是“求仁”的具体方法,要求通过“格物致知”回复到“天地之性”,从而拥有“仁”;在有关“仁”之效用的看待上,黄道周把“求仁”视为个体生命的需要,认为只有获得“仁”才能成就个体的生命价值。黄道周本人毕生行止也提供了诠释其“仁”之思想的极佳范本。     

儒家道德人文观与“五常”价值观

传统中国的“五常”价值是道德人文观下的价值观,是影响中国人宇宙境界和社会人生的传统精神.文章论述了道德人文观与“五常”价值的关系,阐明了“五常”价值观的人格塑造意义和社会价值意义,认为中国传统道德人文观意在强调人的天地精神,将人的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结合起来,以“仁、义、礼、智、信”的价值观培育人的社会人格,令人在实现社会人生意义时获得个人的充实与自足.     

张载"太虚"之气的价值意蕴

被张载作为宇宙本体的"太虚",蕴含着丰富的价值品性."太虚"主要的价值品性是:"至诚"、"至善"、"太和"与"神化"."至诚"可谓是"太虚"之"真","至善"可谓是"太虚"之"善","太和"可谓是"太虚"之"美",而"神化"则可谓是对真、善、美的综合.张载之所以赋予"太虚"以价值意蕴,是为了确立人的价值理念,建构人的价值理想."太虚"价值品性的人文意义有四:"太虚"是人性价值的渊源,是道德价值的根据,是人格价值的标准,也是人世间理想的价值世界的蓝本.在张载看来,若要实现"太虚"体现的价值理想,关键是通过寡欲、为学、大心、守礼和行实等环节,改变人的气质之性,使其向天地之性复归.     

"儒道互补"原论

"儒道互补"既体现为中国古代的一种思想现象,亦体现为一种生活实景.道为宇宙万有之本根、宇宙生命之原质,以及个体以道的践履为通达其生命价值之终极境域的观念,这些均为儒、道两家所共有.儒、道两家之相异的根本点,则在于儒家在将道确认为存在之本体的同时,又将它确认为道德的本体,故生命价值必借道德践履才能充分实现;而道家则将道还原为生命本身,故唯有向自然生命之本真状态的回归才可能是通达于道的真正途径.但亦正因此故,儒、道两家遂开辟出了既具有本质同一性而又具有实践差异性的两种不同的生活世界与价值世界.     

自然之道与圣人之道——也谈《原道》之“道”

对《文心雕龙·原道》篇“道”的看法,长期以来存在分歧。所谓“原道”,是说文原于道,或者,文本于道,此指自然之道。而“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圣人据道为文,道又因文而明,由此产生了圣人之道。故《原道》中的“道”,也包括了圣人之道。关于自然之道,《原道》篇认为自然界的色彩、形体,以及日月之使天空生辉,山川之使大地绮丽,都是体现宇宙间一切事物本质的文,它和天地并生,是自然的。作者从天地之文,联系到“五行之秀,实天地之心”,“三才”中居主要地位的人:“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思想而语言,语言而文章,这也是自然之道。而且“傍及万物,动植皆文”。《原道》用很大篇幅采阐述属于自然之道的     

论郑燮题画诗文与画面图像之互文关系

在传统中国重画家人格魅力和文化底蕴的文化氛围中,郑燮对题画诗文的意义有着非常自觉的体认。其画作不是图像的独语,而是诗书画同体互文的文本。郑燮题画诗文与画面图像之互文关系,在内容上表现为:其题画诗文一方面与画作图像对应勾连紧密巧妙,另一方面运用各种手段进行深度模式的建构,进行空间层面的拓展和时间层面的补充;在形式上表现为,其精心排布题画诗文和画面图像的相对位置关系,运用其自创的独特书体与诗风、画风相配合。如此种种使得郑燮画作中诗、书、画诸元素的和谐程度远非其他文人画可比。然而从郑燮画作中也可看出,诗书画共享同一文本时必然存在矛盾和张力。     

建安时代“文的自觉”说再审视

本世纪以来，学界普遍认为建安时代是一个“文的自觉”与“人的觉醒”之时代，本文就此说之滥觞、嬗变作了简略的回溯与描述，并加以检讨，最后就此一问题提出一己之见。文章认为，处于汉魏哲学思想与学术思潮巨变之转捩期的建安时代，其士人心态与文学创作之情势异常复杂。它固然有与魏晋大系统的一致之处，但更具有属于自己的独特内涵与价值。     

“文以宣化,字以载道”——从《说文》看汉代儒学的价值系统

《说文》将文字的功能定位为"宣化载道",故其对文字的阐释着意揭示了文字所载之道,其道主要体现了汉代儒学价值系统,此一价值系统的根本主题在于探寻由阴阳观、教化观、德化观所构成的天人一体关系。阴阳范畴为汉代儒学价值系统之基石,它贯通作用于整个宇宙、社会、人生;教化观建立在阴阳观基础上,以王侯为教化主体,以人性最贵为前提,经由神道设教、"三才之道"诸教化活动展开;汉儒有意将儒家价值扩展为宇宙的普遍观念,使整个世界披上了浓重的德化色彩,这在《说文》对器物之德、禽兽之德的诠释中体现得尤其鲜明。总之,《说文》对汉字的独特诠释,从一个新的视角真实深刻地反映了汉代儒学的价值系统,显示了汉代儒道互渗的特色,对当前价值系统的重建具有借鉴意义。     

论竹林七贤的“无意为文”

阮籍、嵇康诗之无题化现象说明竹林七贤无意为文。这种创作态度的理论基础是嵇康“性动说” ,性动说的本质是任自然。无意为文表现在作品中就是师心使气 ,其长处是情浓言简、新颖独特 ;短处是“漫衍”。七贤所处的险恶社会环境激活了其原始诗性精神 ,导致其创作既有玄言文学 ,也有忧生之作 ,后者奏出了正始文学最强音     

作为"感之体":《正蒙》中的"性"及其意义

在《正蒙》中，“性”是气内蕴的乾坤二端相感之“体”，其中包含两方面内容：其一，“性”是天道生生不已的基本原理与永恒动力；其二，“性”使宇宙万物以相感相应的方式存在。借助前者，张载于大化流行中实现对宇宙万物的肯定，并以此批判天地为因缘所见、人生为幻妄赘疣等论点，同时破除循生执有、物而不化的世俗之见；借助后者，横渠提出人须为宇宙立志的责任担当，通过反其性、大其心，将阴阳、鬼神纳为自己分内之事，实现以宇宙万物为身体、以乾坤相感为己性的庄严事业。如此，则人一生虽短暂，却能像天地、日月一般见证宇宙无始无终的大化流行和生生不已之途，达至与天地同流的圆满境界。     

《周易》“七日来复”与大衍之数

本文紧扣作易卦的目的和“易”的精神,探讨了宇宙生命的本质性法则与大衍之数的关系。作者认为,“天人合一”的宇宙模式──易卦体现了宇宙生命的本质性法则。这个本质性的法则就是“一阴一阳之谓道”和“反复其道,七日来复”。大衍之数其用“四十九”正是为建构易卦这一宇宙模式,为体现“易”的精神而选择的使万物有形、使万物符合于心灵的数。文章还以古代医学和现代科学的研究成果为据对此进行了论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