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价值及其普世化问题探析——基于方法论的视角

政治价值是人类在政治领域所显现的超然本性在精神与观念层面的凝结,必然带有某种应然与抽象的色彩,也与人们实然的政治生活保持某些距离,呈现出某种“底线性”和“共通性”特征.这也表明在人类社会中的确存在普世性政治价值.但承认这一点并不意味着政治价值就可以不分条件地被普世化.政治价值普世化是一种源于人类理性自负的理论冲动,它总是试图将具有地域性和时代性特征的特定政治价值予以普遍化,不切实际地放大人类共性价值的存在范围,从而限制了多元价值的发展空间.实际上,当下中国学界的政治价值的普世化诉求只是对市场经济时代价值多元化困境的一种无奈回应,且其方法论基础也具有深刻的虚妄性.     

对普世伦理的探索

当前,鉴于全球性的文化矛盾和冲突愈演愈烈,不少学者提出建立“普世伦理准则”。然而,对此,学界有两种对立的见解。一种认为,建立普世伦理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另一种意见认为,当前还不具备建立普世伦理的条件。笔者赞同后一种说法,因为普世伦理的建立面临着三大障碍:政治纷争、文化差异和现实危机。     

走向交往实践的普世伦理

普世伦理的产生和发展,标志着人类交往实践水平的提高和交往实践范围的扩大,它是"人类化了的社会和社会化的人类"的历史的真正开端.普世交往实践是普世伦理产生的社会基础;普世交往理性是其产生的意识根源;追求共同善是其产生的根本条件;道德金律为其提供了伦理的资源,但惟有建立在平等的多际主体交往实践基础之上,普世伦理才具有其本真的涵义.     

再议"普世伦理与民族文化话语权"

在一个价值多样、文化多元的现代社会里,普世伦理的建立具有更深刻的内涵,更现实的意义.道德的固有特性决定了普世伦理寓于各民族、各社会、各国家的具体伦理之中,而人类的共同利益和共同难题、多样的民族文化需求又为建立普世伦理提供了文化资源和内在驱动力.但是普世伦理也有其基本的边界,这种边界就是,在尊重人类共同利益的前提下,尊重民族国家的现实利益和价值选择,尊重各民族文化平等的话语权.     

论普世伦理的民族化和民族伦理的普世化

全球化条件下,普世伦理与民族伦理的矛盾十分突出。普世伦理与民族伦理相互依存,其实现表现是二者的相向互动,即普世伦理民族化和民族伦理普世化。我们可以从普遍性与特殊性、人的类性与群体性及全球普遍交往的角度来理解这种转化关系。     

论普世伦理构建中的内在矛盾

伦理学界对普世伦理是否可能和可行的争论颇为激烈,普世伦理似乎处于两难的尴尬境地.理性的可能性和抽象的现实性、道德主体的共性与利益主体的多元、基本共识的底线伦理与道德境界的理想追求、理论普世与践行阈限是其几种突出表现.细究其因,在于双方观点仅就普世伦理的某一个方面而言,都有其合理性,但在分析问题时,却似乎忽视了道德是"应然"和"实然"、"绝对性"和"相对性"、"共性"和"个性"的统一,即"反映现实道德生活"与"追求理想道德境界"的统一,从而使问题沿着两个方向走向了对立的两端.     

道德的底限与普世伦理学

本文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论述阿多诺的道德哲学,指出他的道德思想是对西方道德哲学的批判继承,他提出的“道德低限”的主张是对维系人类存在的基本道德伦理的反思,表现了阿多诺对人类现实生存状态的关切。第二部分结合阿多诺的道德思想分析我国学术界对普世伦理学的讨论,强调用历史的和辩证的观点去研究道德伦理,指出道德伦理是与政治、经济、文化、宗教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而普世伦理与各个民族和国家的具体道德规范则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永恒性与时代性的统一。     

儒家伦理:一种普世伦理资源的意义

90年代初以来,普世伦理(the universal ethics)问题随着所谓“全球化”或“全球一体化”(globalization)的问题逐渐凸显为一个具有广泛影响力和挑战性的跨世纪课题。无论是1993年美国芝加哥“世界宗教议会”上所签署的《走向全球伦理宣言》,还是“国际互动会”(“inter-action council”)有关“人类责任宣言”的倡议,抑或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哲学部所倡导并实施的“普世伦理计划”(“the universal ethics pro-ject”),都表明了这一点。现在的问题似乎不再是或主要不是普世伦理这一课题探究本身的合法性问题,而是这种探究的方式问题。     

全球伦理的儒家诠释

1 993年世界宗教大会发表的普世伦理宣言中明确指出 ,孔子思想是普世伦理基本原则的源头活水之一 ,但儒家的缺席实为一大遗憾。同年 ,亨廷顿提出“文明冲突”的构想 ,把儒家文化与伊斯兰文明相提并论 ,作为当代西方民主世界的对立面。在文化宗教领域内沉默而在经济政治领域中曝光 ,使儒家的优点黯然不彰而缺失则暴露无遗 ,这对新儒家的发展是极为不利的。孔汉思深信宗教之间的相安无事是人类社群得以和平共存的先决条件 ,其普世伦理便是通过宗教对话而消解矛盾冲突的权法 ,但其淡化和削弱的诠释策略必然导致抽象的普世主义。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 ,从西方 ,特别是美国的战略立场设思 ,有着浓郁的冷战情结 ,视儒家为权威主义和中国威胁论的理据。我们认为儒家具备关切政治 ,参与社会和重视文化三种属性。世界宗教集会领导小组曾提出持续性、进步、差异和了解四大议题作为构建全球伦理的基础。面对文明冲突的危险 ,我们务必强调对话的重要 ,通过文明对话来考虑生态环保、社群整合、文化多元及相互参照的可能 ,这比以抽象的普世主义为前提的伦理宣言更切合实际 ,这就是全球伦理的儒家诠释     

全球化境域中的普世伦理

普世伦理是在全球范围内调整人与自然、人与人以及人自身关系的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作为全球伦理的可能模式 ,普世伦理是一种对话伦理、底线伦理和跨文化伦理。普世伦理是全球化的产物 ,也只有在全球化的条件下 ,普世伦理才是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