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的主体性与现代性——以文象思维为视角

中国文化的主体性主要体现在中国传统文化、现当代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三个方面。中国文化的现代性体现在中国文化主体性语境下当代诠释的系统功能之构建与反思这一逻辑体系之上。中国文化主体性的确认首先需要确认中华文明的思维方式,并在本体论层面确认中华文明特有的自然理性传统,最后在自然理性与逻辑理性的比较中确认中国文化的时代内涵,这是基于中国文象思维理论构建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当代诠释的三个重要维度。在此基础上,中国文化的现代性的系统功能将扩展到现当代文化、党建理论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等领域。     

法与理性

“理性”概念的运用,对于以西方为先导的近现代人类法律文明制度的形成、发展所起的推进作用是巨大的。自从西方启蒙思想家倡导理性立法以来,近现代西方法律就被宣布建立在“理性”之上。当中国最初因被西方的洋炮轰开紧闭的关锁,而极不情愿地迈开走向现代化的蹒跚步履时,中国人并不清楚法律制度现代化以及作为它的思想先导的理论观念现代化的意义。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精神主导下,“理性”概念虽有人提及,却终因响应者寥落而归于寂寞,更无形成民族新意识、国家新制度的可能。正如西方的现代工业文明并不专属于西方一样,肇源于西方的现代法律制度、首倡于西方的现代理性精神也不专属于西方。“理性”是全人类的理性。然而至今为止,中国法学的主流理论对法律的精神实质的阐释仍满足于统治阶级的意志说,而对“理性”并无认真关注。因此研究、阐发“理性”精神,使之贯穿于我们的法律形成、法律运作的全过程,乃至深入民族意识之中,是一项具有深刻意义并且任重而道远的工作。     

关于制度文明建设的几个问题

关于制度文明建设的几个问题程学军曹荫全一、制度文明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中介是否存在“制度文明”？不妨从文明概念说起。文明是“人类改造世界的物质和精神成果的总和；社会进步和人类开化状态的标志”①可是，“人类改造世界的物质和精神成果”都是通过生产获得的...     

胡塞尔现象对科学主义的批判

自人类历史进入十三世纪以来,西方文明逐渐成为全球性的强势文明,“世纪精神”选择了欧洲(黑格尔语)。资本主义的扩张使这一文明扩展到前所未有的范围。自由、民主、理性、科学,这些西方文明的特产成为一种世界性的概念,然而斗转星移,进入二十世纪以来,在物质文明高度膨胀的同时,西方文明渐露疲态,文明危机,以及由此引起的社会危机日益显露。     

神话思维的基本特征

神话思维是指蕴含在神话中的人类关于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的一种现实的把握和认知的方式 ,这种方式不同于文明时代建立在概念基础上的逻辑的思维。本文从理性归纳的角度提出并阐述了神话思维的三个基本的特征 ,即 :主客体的混融与具体映象的特征 ;丰沛的感情与神秘力量的特征 ;象征原则与夸诞形态的特征     

试论中西天人观的差异及其社会历史根源

一、中西天人观历史演进中的异同1．东西方在形成人类自我意识的最初阶段，走过一段相似的道路，即都以神话思维的方式开始对人与外部世界之关系的探索。神话时代，人类社会正处于野蛮与文明的交替阶段，这时在人类思维中刚刚产生朦胧的自我意识，尚不可能自觉地审视人类自身和人以外的世界。从人类思维发展的整个历史进程来看，神话思维正处在思维发展的前理性阶段（Pre—reasonstage）。前理性阶段的思维以具体直观性、直接同一性和边界模糊性为其主要特征。无论是在古希腊神话、古罗马神话，还是在古代中国神话中，这种思维特点都是相当…     

大国之梦与生态文明——基于美、欧、中的比较

大国之梦是大国对自身综合实力和国际情势理性评估的产物,是对未来发展目标和发展道路的美好愿景与合理规划.在生态文明已经成为当今世界重大课题的背景下,大国之梦的内涵必然会对生态文明发展诉求做出必要回应.大国之梦蕴含的生态文明必须建立在可持续发展思想基础之上,以生态持续为物质基础,以经济持续为核心动力,以社会发展为终极目标.“美国梦”、“欧洲梦”和“中国梦”是最引人瞩目的大国之梦,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决定着整个人类和世界的发展方向.三大梦想尽管形成的时代不同,但都含有对生态文明的解读与考量.在生态文明维度上对三者进行比较,可以更深刻地诠释大国之梦和生态文明的关系,进一步加深对中国梦的认识.     

动物如何不是物

《德国民法典》中有一条规定颇为引人注目:“动物不是物。”而自法律治世以来,动物理所当然地被视为“物”这一法律概念的题中之义。观此而言,“动物不是物”可以说是对传统法律概念,乃至法律关系模式的颠覆。本文以此为切入点,探讨传统法律概念对包括动物在内的整个自然界的“物化”,这种物化在资本主义大工业与人类自我意识的合力作用下发酵、变质,进而发展成对整个自然界的“异化”。此“异化”正是环境法学亟须应对的现实问题。基于此,本文对传统的“主客体二分化”的法律关系模式进行反思,提出“主体构成性法律关系模式”这一概念,此法律关系模式承认包括动物在内的整个自然界的“法律主体”地位,认为自然界中的存在物———动物、树木、岩石、河流……可以和人类一样享有平等的法律权利。上述法律关系模式的变迁,使环境法更具一种不同以往的伦理诉求———将对人类福祉的特别关注与对生态的考虑融为一体。     

唯物主义何以言“否定之否定”?——“否定之否定”的“前世”“今生”与“再生”

辩证法的“否定之否定”所表达的是一种“历史性”意识,其意义在于为人类生活设定一种价值理想。它首先是由希伯来文明在与希腊文明碰撞中形成的基督教带给西方世界的,黑格尔虽然把这种神学观念转变为一种辩证理性概念,但却同基督教神学一样,以无限的存在者绝对精神为辩证运动主体,因而这种“否定之否定”便必定在本质上是一种唯心主义的绝对的历史目的论。马克思对于黑格尔唯心主义辩证法的唯物主义“颠倒”,则是将运动主体从抽象的无限的存在者转变为现实的因而是有限的对象性活动的人,因而,唯物主义的“否定之否定”便只能是一种基于有限的“实践目的论”对于价值理想的设定。     

中国式现代化与人类文明新形态

中国式现代化对西方现代化实现了五个方面的超越：一是超越西方现代化的资本逻辑,为资本设置“红绿灯”,实现了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有机统一;二是超越西方现代化的工业文明范式,“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体现了系统思维的科学布局,实现了工业文明与生态文明的有机统一;三是从西方单向度现代化到现代化经济体系,在超越单维比较优势而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过程中,实现了国家自主性与人民主体性的有机统一;四是从西方高速增长到高质量发展的新发展理念,超越了西方现代化的经济增长范式,实现了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有机统一;五是市场扩张从西方海外殖民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超越了“西方中心论”的零和博弈模式,实现了民族性与世界性的有机统一。中国式现代化为世界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可供借鉴的现代化新模式、新道路,创造并开启了一种人类文明新形态。     

追求人文与生态的和谐统一——马克思主义绿色发展观的精神内核

追求人文与生态的和谐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绿色发展观的精神内核,意味着人类社会对人、社会与自然之间关系架构的一种方向性调整;其精神价值特质体现为将人类关爱自身的思维推及到自然界其它一切物种的一种内在自觉和精神,是在承认“人是自然一部分”基础上所确立的一种自由理念,是认可“万物有灵”的一种人性善良;当代中国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提出了建设“美丽中国”的社会目标,正在演绎着马克思主义绿色发展观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人文精神的建构逻辑。     

中国比较文学寻根

比较文学作为一种跨越性的文学研究,其产生有赖于“人类意识”和“世界文学”观念的形成,但全球化会使“人类”和“世界”都染上西方色彩。中国比较文学在不断“西化”的过程中,虽然得到了一些新的养分,却失去了较多自身特有的一些东西,失去了自己原创的民族化的声音。传统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可以说都是建立在西式背景上的,当比较文学研究在整个知识质态、谱系上都是西方的时,中国比较文学也就没有了自己的文化之“根”。面对比较文学的无边与无根,寻根就是寻找存在的家园。跨文明研究,着眼于中西文明冲突、对话与交流的跨越东西方文明的研究,将是中国比较文学乃至世界比较文学发展的必由之路。跨越东西方异质文明的研究,这将是比较文学从危机走向转机的一次重大突破,是全球比较文学研究的一次意义深远的战略性转变。     

从精神考古看文明起源研究问题

考古学研究应当既见“物”又见“人”,要透过“物”来研究“人”的精神面貌与特质。早期人类的思维方式经历了从感性思维向理性思维的迈进,其进程可以分为蒙昧、混沌、理性三个阶段。文明时代形成的时候,精神思维方面的变革是多方面的,但是,最为集中的应当包括这样两点:一是在天人关系(即人与自然的关系)的认识方面有了飞跃,二是在人际关系方面出现了人伦观念。从精神层面的考古研究探讨文明起源的问题,特别是梳理早期人类思维方式的演进过程,以丰富的考古材料进行深入考察,能够指明精神意识的进步对于中华文明形成的意义。这方面的研究,一方面可以为考古工作者开辟出一片较新的领域,从而拓展了研究范围,另一方面又为历史研究者提供了一个参与中华文明起源研究工作的平台。     

西方话语体系的“中国悖论”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西方话语体系中的“中国悖论”现象日益凸显：中国越成功,国际形象似乎越差;中国越积极援助世界,质疑声似乎越多;中国硬实力越上升,软实力似乎越下降……全球抗疫行动典型地反映出中国和西方关于生命—生活、国家—个人、利他—利己、秩序—自由看法的本质分歧。西方话语体系中的“中国悖论”形成的根本原因是整个世界基本上都被西方殖民了,中国在西方主导的国际话语体系中成为唯一的例外,存在着工业文明体系下的“四特中国”与数字文明时代的“三非中国”现象。西方基督教、资本主义制度与个人主义文化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表现出不适应,并借疫情对华进行舆论的发泄。“中国悖论”其实折射出的是“西方悖论”。讲好中国作为一种文明而非民族国家的故事,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是赢得中西叙事之争的前提。以人本主义超越人文主义,以人类共同价值超越普世价值,倡导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自主知识体系与包容性话语体系,才能纠偏西方的世界观,纠正其中国观,逐步克服西方话语体系的“中国悖论”。这是统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应有之义。     

人类的环境状况与生态文化自觉之向度

现实环境状况的困难,导致人类的思维路径一方面以问题导向实际面对生态困境,另一方面以形而上学的反思省悟人类对自然界的认识与作为。立足环境哲学这个范畴,生态文化之自觉需要回归价值、道德与意义的思辨。从自然、地理、社会与文化的不同层面,对生态文化自觉进行环境哲学的概念阐释,是建构生态文化自觉之理念认识的重要桥梁。以生态文化自觉切入人类在当代社会的环境状况,需要对现代社会内在价值理性缺失的困境进行思考,也需要进一步对于现代性的弊端进行反思的解构。二元论哲学模式表达的是世界的本原具有意识与物质两个实体;它导致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在人与自然界相对立的层面产生了一个人类的世界与另一个自然的世界。从人类的世界看,生态文化自觉要以清醒的生态理性走出从19世纪以来现代性的迷宫。从自然的世界看,生态文化自觉不能沉迷在开发式劳动所创造的物质成果当中。生态文化自觉之向度表现为追寻一种人类与自然界相互契合的框架,为未来的人类与久远的自然界找到永恒的坐标。它可从人类观念内在属性的个体自我与生态整体、主动与被动、理性与情感的几个方面关系进行分析。它需要把被人为割裂的两个世界联系在一起,在体现实质合并的连接式融合中才能塑造符合生态循环原理的稳定、协调与优化的整体世界空间结构。     

科学理性与人文精神——三论清华学派的文化观

一、“划界”方式 自19世纪下半叶以来,甚至更早,自从工业革命以后,科学与人文的关系一直是世界哲学与文化讨论的重大问题。可以说,这是一个人类社会开始进入工业社会以后必然会面临的问题。自从韦伯划分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将现代化过程视为工具理性化过程之后,现代化过程必然会引发科学理性与人文精神的冲突与对抗,这似乎已成为一种不刊之论。在20世纪,科学与人文的紧张与对立已不限于学术界,而且成为西方思想文化的遗产的一部分,是压在整个知识分子阶层身上的一种梦魇。     

生态文明的哲学基础、经济形态与中国选择

生态文明作为人类历史上最先进的文明形态,摒弃了工业文明所倡导的"以人为中心"的物质经济价值观和自然观,取而代之的是将人看做自然的组成部分的"人—自然"整体价值观和自然观。从人类文明发展历程看,每一种文明的生成,都有相应的经济形态与之对应。生态文明的经济形态为生态经济,它建立在"理性生态人"基础上,是对以"理性经济人"为基础的市场经济的超越。从生态文明的视角审视当下的中国,生态文明的构建不但要设计一套包括制度环境、具体制度和实施机制在内的制度体系,还要从政治保证、法律体系、经济支撑和社会条件等多方面为生态文明的构建营造一个良好的氛围。     

元宇宙：至“暗”时刻的元共识

人类以数字化虚拟为内核开启了元宇宙的定义之旅,但元宇宙并不等于虚拟。元宇宙并不是我们所在的宇宙,不是实体,也不是虚体,仅仅是一个元概念,一种元思维,一种抗拒人类现存文明形态的执念,是一种“被压抑物的回归”和“强迫性起义”的火焰,一种去沉沦、去绝望的幻象。人类的生存之困与第四次科技革命相遇,催生了元宇宙概念的耀目。元宇宙是人类自我解困的元精神,走出至“暗”时刻的元共识。元宇宙是一个假象,但在牵引前行的意义上,它又是一个超越假象的伟大创造。     

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中国特色与世界格局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内在地包含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从生态文明建设实践及取得的成果来看,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不仅具有非常鲜明的中国特色,而且具有十分突出的世界格局。中国特色主要表现为,我国生态文明是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是立足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性生态文明,也是贯穿于“五位一体”总布局之中的整体性生态文明。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世界格局集中体现为,它是倡导并践行“人类生态命运共同体”的全球生态文明。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变局的当下,继续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创新与实践探索,既是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的内在动力,又是全方位推进“人类生态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关键所在。     

《庄子》“不材之木”寓言的生态伦理意蕴

《庄子》文本七次出现的“不材之木”寓言紧扣人类如何取用动植物的问题,层层深入开显出庄子哲学“与万物处”的智慧及其生态伦理意蕴。该寓言标举“无用之用”,从万物共有的德性层面提供了对“人类中心主义”最深层次的批判。这一批判非单向度的超越而是多维度剖析了有用之用与无用之用两大价值尺度间的复杂关系,为超越西方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并弥合当下“人类中心主义”与“自然中心主义”的理论断裂与错位提供了指引。它强调人应当充分发挥自己的主体性角色促成天地、人、万物之间的良性共生关系,可为当今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哲学建构提供一些返本开新的重要精神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