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算国家”:一项防治腐败的基本制度供给——基于2008年国家审计署审计公告的思考

我国现行的预算制度对公权力行为的导向力和约束力比较软弱,预算失规已成为我国当前腐败滋生的一大引因.长期以来,我国通过规制用人来防治腐败方面已取得长足的进展,但在"宽松用财"的制度背景下,防治腐败的努力往往不功而果."预算国家"是从财政上约束国家公权力行为的系统化制度,其中蕴涵的反腐败机理是审查预算-规制政府用财-规制政府行为-防治腐败.规制用人的制度和规制用财的制度是制度化反腐败的两手,建设预算国家制度有利于将两者统一起来,是我国防治腐败的基本制度供给.     

区块链赋能新时代腐败治理的作用机理与实践路径

信息不对称是腐败行为发生的重要成因,腐败治理需要充分的信息支撑.当前我国反腐工作面临信息来源碎片化、可信度低、查证成本高、缺乏统一规范、部门间信息共享不畅等问题,严重制约了腐败治理的效率.区块链作为一种新兴的去中心化、安全性高、开放透明的扁平化的信息传输体系,能够实现价值传输的泛化管控.合理运用区块链,能提高监督效用,打造"不敢腐"的监督利器;充分发挥信息价值,建设"不能腐"的制度笼子;全社会联动,开展"不想腐"的廉政教育.区块链在腐败治理领域中的有效运用还需一系列支撑条件,重点是优化腐败治理体系、健全法规制度保障、清除利益与观念障碍等.     

腐败的制度性缺陷及其治理对策

当前存在的腐败现象在很大程度上带有体制性腐败的特点,制度上的缺陷为腐败的不断蔓延提供了可乘之机.因此,探讨目前腐败的制度性缺陷及其防治对策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加强制度建设,建立有效制约权力、防止权力被滥用的严密制度之网,是遏制腐败的一道牢固防线.     

预防腐败的制度建设研究

腐败与反腐败的斗争是人类历史上具有全球性、历史性和时代性的难题,如何更好地加强和完善制度建设,从源头上抑制腐败的发生,是当前要解决的重大现实问题。本文主张治理腐败,制度是根本,而制度建设要强调前馈控制。因此,要通过加强预防腐败的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建设,以及完善制度实施机制,来共同构建预防腐败的严密制度体系。     

腐败成因:一种文化视角的解读

当前,一些学者将腐败现象的原因归因于制度缺失,但现实问题并非是无法可依、无章可循,而是有法不依、有章不循。笔者认为,制度缺失并不是当前腐败产生的根本原因,而应归因于法治文化缺失。本文从文化的角度探讨了腐败产生的原因,并提出法治文化建设才是预防腐败的一种长期而有效的对策。     

腐败成因的经济学分析及反腐对策

腐败的实质是"以公权换私利".由于公权具有"商品"的属性,公职人员具有"经济人"属性,所以以公权换私利成为了可能.腐败成本低,反腐制度不健全,以及信息不完全和不对称,诱使腐败发生.制定反腐对策要从经济学角度出发,针对公权的"商品"属性和公职人员的"经济人"属性,通过加强教育、完善制度、公开信息、加大惩治等途径,使腐败得不偿失,最终失去市场.     

简论预防腐败的"双重防线"及其耦合机制

社会转型时期预防腐败的工作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既要构筑严密的"制度防线"用以减少腐败机会,降低腐败"黑数",使人不易腐、不敢腐;也要筑起牢固的"思想道德防线"主动抑制腐败动机,使人不思腐.二者双管齐下,并在道德制度化与制度伦理化的实践中充分实现二者的耦合,形成预防腐败的综合防御工事.     

论"制度防腐"与"心理防腐"

运用心理学理论对腐败行为心理进行研究发现,经济、政治、制度是腐败现象滋生和蔓延的外部条件,而主体的腐败动机是腐败行为产生的内驱力, 腐败行为必定伴随着一定形式的心理活动过程.所以腐败产生的根源是体制缺陷 心理缺陷两个源头.防止腐败必须既立足于"制度防腐",又立足于"心理防腐".     

政府采购中的腐败风险及其防范

政府采购腐败风险是政府采购权力的行使者违背政府采购制度基本原则,使政府采购的实际结果与政府采购的预期目标相偏离的可能性.表现为职权划分的腐败风险、制度执行的腐败风险、方式确定的腐败风险、信息发布的腐败风险、人员自身的腐败风险等形式.其存在有着多方面的原因,主要包括:政府采购制度的不健全,导致腐败滋生的漏洞;政府采购权力本身的腐蚀性,导致腐败寻租的可能;政府采购人员作为"理性经济人"的利益驱动,导致腐败行为的出现;政府采购腐败风险防范机制的缺乏,导致腐败风险的易发.要防范政府采购腐败风险就必须建立相应的识别、评估和预警机制,从而达到预防政府采购腐败,提高治理政府采购腐败的效率的目的.     

当前中国的腐败问题与反腐败策略

腐败已经成为当前中国最大的危险。当前中国出现了个体腐败和群体腐败并存的现象,群体腐败呈上升的趋势;腐败犯罪更具隐蔽性和欺骗性,同时,一些领域的腐败行为公开化和制度化;腐败同时向高层发展和向社会蔓延,涉及层面不断扩大;腐败的社会认同度提高,腐败文化开始形成。其主要原因有:体制转型期出现的体制缝隙和漏洞使贪污腐败者有机可乘;对腐败的惩罚力度不够;部分领导干部廉洁自律意识削弱。腐败损害了经济发展,危害着社会秩序,影响了政治稳定。应当从加强制度建设、加强反腐倡廉教育和廉政风险防范管理、加强对权力的制约与监督、加强对腐败的惩治力度等方面进行控制和治理。     

高校腐败现象的特点及预防对策

高校的任务与性质决定了高校反腐倡廉工作的必要性和重要性。高校腐败现象的特点是:行政权力腐败与学术权力腐败并存,腐败人员的职务、职称较高,腐败的群体性、被动性较为突出。高校腐败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制度存在缺陷、监督缺位、认知缺失。预防高校腐败现象,就要把握高校的特点,以加强对权力运行的监督和制约为主线,构建制度防腐、监督防腐、廉洁教育、廉政风险评估预警、落实党风廉政责任"五位一体"的腐败预防体系。     

司法惩戒、制度保障与源头治理——新形势下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完善研究

预防和惩治高校腐败,关系科教兴国和民族复兴。高校腐败治理机制应当进一步完善:在惩处上,及时查处高校腐败案件,提高侦破概率,增强惩罚力度,剥夺非法利益,从而警诫潜在的行为人,达致"不敢腐";在制度上,力争消除现存制度弊端,健全权责一致的现代大学制度,建立公平公正的信息公开制度,完善相关的教育法律制度,进而建章立制,实现"不能腐";在思想上,抵制拜金主义和极端利己主义价值观,巩固思想教育的基础地位,以纪律和法律为重点、以师德教育为突破口来开展腐败治理的主题学习,因而提升抵制腐败的综合素质,达到"不想腐"。     

“制度治腐”思想新探

本文从邓小平"制度治腐"思想出发,分析指出了现代社会中的腐败也是一种特权现象,其本质是权力腐败.因此,笔者重点分析了腐败产生的深层次原因,并进一步探索了有效遏止腐败的新方略.     

论反腐败的政治涵义

反腐败斗争是当前"讲政治"的重要内容.腐败现象的滋长蔓延已经严重威胁到党和国家的安全.反腐败斗争关系我国目前最大的政治利益,是解决我国诸多矛盾的焦点问题,关系着党和国家的兴亡,关系着社会主义制度的成败.有效遏制腐败,消除腐败,则党兴国强,反之则贻害无穷,这就是反腐败的全部政治涵义.     

“消极腐败”相关问题探析

"消极腐败"是品行不端、作风不正的失职失德型的责任行为。克服"消极腐败的危险"是党的建设的重要课题。探析"消极腐败"的产生根源、主要表现、恶劣影响及克服对策,不但可以丰富和深化"消极腐败"的相关理论,而且对于推进当前的廉政建设也大有裨益。     

腐败现象产生的制度因素分析

本文作者按照西方新制度经济学家“腐败是由于制度供给不足而产生的”观点,分析了我国当前腐败现象产生的“制度因素”。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主计制度探析

南京国民政府为澄清吏治,铲除贪污,根据权力分立与制衡的原则,建立起超然独立的主计制度.主计制度的创设原因、设计原理与制度特质及其实际运行中的制约因素,对于中国当前从源头上治理腐败,从制度上防范腐败,建立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高校财务管理廉政风险的诊断与防范——基于现代管理理论视角

现代管理理论的本质是"制度管理+人本管理"。当前,高校财务管理廉政风险问题主要表现为:校(院)长负责制的实施,往往被某些人误解为权力个人化;分工的失衡使财务廉政风险发生的机率越来越高。究其原因,主要有:内部思想根基不正,即人的因素;外部支撑环境缺乏,即环境因素;监督弱化惩治不严,即法治因素。为降低财务廉政风险发生几率,高校应加强自我管理,从思想行为上杜绝腐败的发生;加强制度约束,从制度上制约腐败行为的发生。     

经济学视域下腐败标本兼治“四不机制”构建的策略思考

我国当前的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在实现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上还没有取得压倒性胜利。究其原因,从经济学角度考察,最根本的就在于腐败的收益普遍甚至远远高于腐败的成本。必须从影响腐败主体的成本与收益的因素入手,努力构建"不好腐""不能腐""不敢腐""不想腐"的"四不机制",从而最终达到"减少腐败存量、遏制腐败增量、重构政治生态"的腐败标本兼治的目的。     

中国腐败治理结构变迁与纪检监察机关职能定位审视

构建合理的腐败治理结构是健全中国反腐败运行机制的基础和前提。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腐败治理结构经历了由"党政合一型"向"政党嵌入型"的模式转变。根据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反腐败体制机制创新的部署和要求,我国的腐败治理结构应当逐步向"政党主导共治型"模式转变。"政党主导共治型"腐败治理结构强调,党在强化反腐倡廉建设领导责任的同时,应当以制度化的方式科学分解纪委、政府及其他公共权力机构的反腐败职责,使腐败治理体系制度化、科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各个治理主体彼此之间相互协调、共同发生作用,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治理腐败,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方面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腐败的效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