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认识“农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

今年“理論战线”第2期上,发表了黄永軾先生写的“农业怎样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的文章。三月十四日光明日报发表了陈道源写的“农业就是国民經济发展的基础:的文章,对黄永軾先生的文章的基本观点提出了批評。認为黄永軾先生的观点,严格說来,是同农业是     

柳公权“目中无人”

唐代著名书法家柳公权。少年时字写得七扭八歪,后经苦练大有起色,因而得到同窗的称赞、先生的夸奖,为此他有些扬扬得意。 一天,柳公权在村头的老桑树下摆了一张方桌,挥毫写下“会写飞凤字,敢在人前夸”十个大字。     

从柳宗元、欧阳修的山水游记看其审美趣味的差异

柳宗元的山水游记共二十余篇,欧阳修共十余篇。这些作品堪称中国山水文学的两个里程碑,其共同特点和继承关系是显而易见的,也为研究者所公认,似乎都是描写游山玩水的乐趣,抒发对自然美景的眷恋之情。但细比较起来,两者艺术上却有很大差异,这些差异又充分体现了柳、欧二人审美趣味的不同,而此重要课题反长时被忽略。本文拟从三个方面略加论述,以就方家。 首先,造景的“小”与“大”,说明柳、欧审美趣味有崇 “优”与尚“壮”之分。同是写山水之乐,但柳、欧选取的欢乐对象颇不相同。柳宗元选取的景物尽管千姿百态,千差万别,却拥有一个共同特点:小巧、清幽;而欧阳修所选取的却多是“广大之景”。在柳氏笔下,这些不大的景物同时处在一个寂廖的小范围之     

个体研究的深入与整体研究的示范──评《李商隐诗歌研究》

自宋以来,历代学者尤其是清代学者,在李商隐研究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以致岑仲勉先生曾感慨说：“唐集韩、柳、杜之外,后世治之最勤者莫如李商隐。”在前人成果甚丰的情况下,刘学错先生的新著《李商隐诗歌研究》不是匆忙地利用前人成果写关于李商隐诗歌思想艺术分析专著,写大部头评传什么的,而是通过对前人成果认真的总结与辨析。看到了即使有“后世治之最勤”的客观事实,但前人的准备工作有许多需要加强和补足的环节。他和余恕诚先生合作,出版和完成了《李商隐诗歌集解》、《李商隐文编年辑注》、《李商隐研究资料汇编》、《李商隐诗…     

《柳如是别传》缘起

《柳如是别传》又名《钱柳姻缘诗释证》,是著名历史学家、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陈寅恪先生最后的一部著作。全书共约五十万字。解放后,党和政府对陈寅恪先生的工作和生活给予妥善的照顾,使这位早年双目失明的学者的著述工作,从未中断。对此,他曾多次表示对毛主席和共产党的感激。陈寅恪先生于1969年逝世。他在去世前用了十几年的工夫,研究了大量明末清初的史学、文学材料,终于完成了《柳如是别传》,这种学术钴研精神是难能可贵的。蒋帮的一些无耻文人,政客,因为陈寅恪先生十多没有发表文章,便大谈他的晚年遭遇,并借此进行反共宣传。这部洋洋数十万言的著作,就是给他们一记响亮的耳光。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反党集团,使毛主席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在社会科学领域中重新得到贯彻,《柳如是别传》也将整理出版。我们特地选登它的第一章,供读者了解这部著作的概貌。     

浅谈语法修辞结合问题

由《修辞学习》和《营口师专学报》两家杂志联合发起的语法修辞能否结合问题的讨论,在语法学界和修辞学界都是前所未有、意义深远的。它对语法学、修辞学的研究以及教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语法修辞能否结合,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认为可以结合,以郭绍虞先生为代表;一种认为不能结合,以史锡尧先生为代表。郭绍虞先生在他晚年所著的《汉语语法修辞新探》一书中指出：“汉语的语法可说经常与修辞相结合的。结合是正常的,不结合是部分。”①并从语法教学和语法研究两个方面阐述了“结合”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认为汉语语法一方面非常容…     

论“经”和“史”——与周予同、汤志钧先生商榷

“经”和“史”的关系问题,两者有何区别与联系,两者的实质究竟是什么?这是历来聚讼的一个问题。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如何来分析研究经学史上所存在的一些问题,这个工作象开发矿源一样,可以说目前还在钻探的阶段。年来周予同汤志钧两先生发表了好几篇关于经学史方面的文章,最近他们又提出“经”和“史”的关系问题来。现在就这一问题,谈谈几点粗浅的看法来就正于两位先生。     

“类哲学”:价值世界的理论奠基——高清海先生晚年哲学思考的再理解

高清海先生晚年所提出的“类哲学”思想,由于有着深刻的独创性和未完成性这两种相互交错的特点,因而人们在对其理解中多有误读之处。鉴于此,从一个不同于通常主要是关注对于事实世界之解释的视角,而是从改变世界所必定预设的价值世界给予理论奠基的视角,对高清海先生的晚年哲学思想予以阐释,当能深化对于“类哲学”理论的理解。     

废名的《河上柳》

大家都说,废名的小说最难懂,这个评价,连作家自己也承认。《河上柳》就是其中之一。废名在谈到这篇小说的创作时曾说,“简直是一个梦,我不知这梦是如何做起,我感到不可思议!” “我写《河上柳》,是在某一种生活之中,偶然站在来地一颗杨柳之下”引起的。这确是一篇从内容到形式都很别致,也颇费解的小说。其原因,是因为小说实实在在写了一个“梦”,写了作家“个人的脑海深处”的东西,所以有很多的跳跃,空白,联想,     

也谈“敌我矛盾和对抗性矛盾”

读了徐怀启先生在“学术月刊”第五期发表的“从形式逻辑看敌我矛盾和对抗性矛盾”一文,其中有若干的论点,我不完全同意,因写此文,以与徐怀启先生商榷。徐先生写此文的目的,在于补充他在上海哲学学会和“学术月刊”编辑部召开“两类矛盾”问题座谈会上的发言,因为他发现他自己在座谈会提出的一个问题:“敌我矛盾和对抗性矛盾,这两个名词所表现的概念是不是同一概念?”“如果它们是同一的,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矛盾,那么,对抗性矛盾也就是敌     

现代汉语的基本词汇——和孙常叙先生讨论基本词汇的特点本质

基本词汇在语言中是一个新课题,也是一个比较复杂、比较难解决的问题。我国的语言学者在这一方面发表的论著也不多。本文试就读了孙常叙先生的“汉语词汇”后,觉得其中有好些地方,特别是有关理论部分,有值得提出来加以商讨的必要,当然这里也还述说了与孙先生文章中无关而和基本词汇这一问题有关的一些浅见。孙先生说:“在现代汉语词汇里,不依存于其它现代汉语调的词是基本词。”“基本词汇这两种性能(晓安按:指“它在千百年的长时期中生存着并给语言构成新词的基础。),从语言方面来说,是被这种特点的本质决定的。”在这几十个字中“勾划”出了基本词汇的全貌——它的“性质”和“范围”,现在就针对这一问题来讨论。     

没有“比较”的比较文学

我一直想写一篇讨论没有“比较”的比较文学论文,因为我觉得比较文学名称中“比较”这两个字给比较文学研究带来的“危害”太大了。这决非危言耸听,请看下列事实:由于“比较”,所以人们一听说你是搞比较文学的,就立即会问:“你比较什么?”,使你不知如何回答才好;由于“比较”,所以人们在写比较文学论文时便千方百计地从甲文学中找出一个X 来与乙文学中的Y 进行比较,而不管这种比较有无必要;由于“比较”,所以人们便把凡是有某某与某某比较的文章统统归入比较文学,然后又     

从“不求甚解”谈到语言的理解问题

从“不求甚解”谈到语言的理解问题●李恩江“不求甚解”语出东晋·陶渊明《五柳先生传》，文中称：“（先生）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梁·萧统在《陶渊明传》中指出：“渊明少有高趣……尝著《五柳先生传》以自况……时人谓之实录。”可能是名人名文...     

评谢昌余先生“有关生产力的几个理论问题”

上月讀到謝昌余先生的“有关生产力的几个理論問題”,据他說,这是一篇“对平心先生的理論进行全面的評論”的文章,使我很感兴趣。自从平心先生去年六月发表了“論生产力性质”后,这个問題曾引起了各方面的注意。半年多以来,参加討論的除昌余先生外,还有在《学术月刊》,《新建設》和《光明日报》发表有关文章的胡星、周治平、楊宇、彭蠡诸先生。平心先生为了“再提出一些自己的看法和大家商量”等原因,又写了“三論生产力性质”,“关于生产     

《闲情赋》译注析

【写作时间】《闲情赋》写于晋孝武帝太元十一年（386）。陶渊明22岁。据丁洁然先生“《闲情赋》当作于《五柳先生传》以前,即21岁到28岁之间”之论（见《闲情赋》新探,载《江海学刊）1987年6期）。     

马克思晚年笔记新解读——兼论马克思恩格斯国家起源思想的异同

马克思晚年的理论生命并没有终结,其晚年笔记蕴涵着丰富的国家起源思想。文章从国家起源的生产关系基础、社会关系因素、意识形态因素和制度基础及阶级实质等方面展开马克思对国家起源问题的思考。文章还从国家起源的标志、国家的性质和职能两个方面比较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的异同。     

国家与文明起源笔记,还是人类学笔记——与王东、林锋先生商榷

本文是为回应王东、林锋先生的《人类学笔记,还是国家与文明起源笔记———初答叶志坚先生》(《东南学术》2006年第2期)一文而作的。本文认为,王、林文存在着诸多令人疑虑和困惑的问题;而且所得出的有些结论完全背离历史事实和基本常识;用“国家与文明起源笔记”难以准确表达马克思晚年笔记的真实内涵,“人类学笔记”则能够表达马克思晚年笔记的真实内涵。因此,马克思晚年笔记的正确称谓应是“人类学笔记”,而不是“国家与文明起源笔记”。     

读“儒林外史的思想与艺术”——论所谓“春秋笔法”、“微言大义”

吴组织先生的“儒林外史的思想与艺术”,发表在“人民文学”一九五四年八月号,这是一篇全面地分析“儒林外史”的文章。这篇文章有一些优点,对读者的了解“儒林外史”是有帮助的。但是,这篇文章中的一部分,涉及了“微言大义”、“春秋笔法”的问题,对於这一部分,我有一点意见,写出来和大家商讨。用“微言大义”和“春秋笔法”来研究文学作品,在我国是有傅统的历史的。这种理论与方法,是否包含了科学成分,到今天是否还有保存的价值,这可以研究一下。去年来关於“红楼梦”问题讨论的思想批判运动中,我们发现俞平伯先生在他     

《汤一介学记》简介

首部国学大师汤一介先生纪念文集《汤一介学记》,近由新华出版社推出。汤一介先生是现代学术代表人物汤用彤先生的哲嗣,幼承家学,秉“事不避难,义不逃责”之家训,孜孜于国学研究与阐发。改革开放以来,他提出并解答了中国哲学范畴、内在超越性、中国解释学等一系列重要问题;创办了中国文化书院,推动了八十年代的“文化热”;晚年主持浩大的《儒藏》编纂工程,为     

报与桃花一处开——试论黄巢的菊花诗

欧阳修《六一诗话》说:“唐之晚年,诗人无复李杜豪放之格。”这个诗评不符合历史事实。可是,直到现在,它在我国文学史某些研究领域还有一定的影响。我们认为:唐末杰出农民起义领袖黄巢写的两首菊花诗,可说是晚唐诗坛的一声春雷,不但前人咪菊诗难于企及,就其“豪放之格”也是前人所少与伦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