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邦彦年青时期荆州、长安词考补正

通过对周邦彦年青时期荆州、钱塘、长安 (包括咸阳、临潼 )部分词作的梳理 ,补正了《清真集校注》和《周邦彦两入长安考》的遗阙。关于荆州词 ,对初入荆州的时间以及其间曾短期回钱塘等事件进行了重要补正 ;关于长安词 ,对周邦彦游学长安一带的时间以及咸阳词的考证有新突破 ,从而解决了前此荆州词和长安词考中的一些积疑     

莫友芝《影山词》考论

莫友芝的词集有钞本和印本两个系统;其词作近三分之一可以做编年整理;其词学观不主一隅.强调综合学习;其创作既受周邦彦、姜夔影响,又兼得苏轼、贺铸之长,是晚清词坛的重要作家.像莫友芝这样值得关注却未得到应有关注的作家,应该引起研究者重视和反思.     

周邦彦词作的结构艺术

周邦彦词作的结构艺术 ,分五个方面 :一、回环往复 ,波澜迭起 ;二、逆入倒插 ,跌宕顿挫 ;三、留下空白 ,逗人想像 ;四、纵横铺陈 ,枝劲花繁 ;五、开头结尾 ,多姿多态。     

周邦彦恋情词浅论

周邦彦曾被词论家誉之为词中“圣手”,“万世不(礻兆)之祖宗”;他的词作被称之为“词家神品”,“词之正宗”。这些总体评价不可谓不高,但对其恋情词的具体论析,却又是与前面的评价很不一致。张炎说是“惜乎意趣却不高远”,刘熙载嫌其“旨荡”,“当不得一个贞字”,王国维也说“永叔少游虽作艳语终有品格,方之美成,便有淑女与娼妓之别”。解放后,一些论者受上述说法的影响,走得更远,竟将周邦彦说成是“风流词客”、“狎客”、“艳情词人”。直至目前,这类说法影响犹存。对周邦彦恋情词的看法关系到对他人品和词品的评价,也关系到对词发展道路的评价,似有单独作为专题探讨的必要。     

试论唐宋词发展史上的五个里程碑及其词史意义

唐宋词史的流变中，温庭筠、柳永、苏轼、周邦彦、姜白石等五人具有里程碑的地位。他们因其所处词史地位不同、时代环境不同、社会角色不同、作词目的不同等，各自创作出了不同审美特点的词作     

周邦彦四过扬州词以及扬州歌妓即岳楚云考证

文章在《清真集校注》的研究基础上,考证出周邦彦一生中四次经过扬州时留有词作,共计得扬州词十一首;厘清了扬州词与《清真集校注》考得的两首苏州词之间的关系,从而解开了歌妓岳楚云的身份之谜.并且通过与《西平乐》的比照,辩明了已成定论的周邦彦梦中得《瑞鹤仙》词的讹误.     

莫友芝《影山词》考论

莫友芝的词集有钞本和印本两个系统；其词作近三分之一可以做编年整理；其词学观不主一隅，强调综合学习；其创作既受周邦彦、姜夔影响，又兼得苏轼、贺铸之长，是晚清词坛的重要作家。像莫友芝这样值得关注却未得到应有关注的作家，应该引起研究者重视和反思。     

历史断裂处的艺术书写——周邦彦与王安石变法关系辨

北宋词人周邦彦与王安石变法关系密切,这构成了他创作的背景和主线,然而《宋史》并没有记载此事。所以,参照西方史学,从不同历史观的断裂处分析社会原因,重点把握其词作中的心路历程,成为当前清真词研究中重要而急迫的任务。     

作者的意图与读者的参校——《扬州慢》的文本裂缝

姜夔的词作前大抵有序。词多用典,词意隐晦。王国维曾比较周邦彦与姜夔的咏荷词,认为"美成《苏幕遮》词:‘叶上初阳干宿雨,水面清圆,一一风荷     

略论唐宋词声情相谐的美学特征

唐宋词声情相谐的美学特征是诗乐结合中的一个互依形式。它展示了词体感人的艺术魅力。它具体体现在词作的词调、押韵、句法和去声字的运用上。声情相谐特征的形成是一个历史过程。周邦彦是唐宋词中声情相谐的典范，由于乐谱的失传，声情是否相协已不重要。感情真挚、文字优美的作品也同样受到欢迎     

"周汝昌根本不懂《红楼梦》!"——诠释聂绀弩先生对周汝昌《红楼梦》研究的经典评价

"周汝昌根本不懂<红楼梦>"是聂绀弩先生对周汝昌<红楼梦>研究一针见血的评价.周汝昌对神瑛侍者与绛珠仙子转世人物贾宝玉与林黛玉关系的错解,造成了他以后研究<红楼梦>的步步错.企图改变宝玉、黛玉相爱的事实,极尽歪曲"木石前里"和"金玉姻缘"之能事;曲解<红楼梦>诗词,生硬地把描写人物性格的诗词变成胡适早已批评了的猜笨谜;...     

程垓闺情词论析

"男子作闺音"是宋词中一种独特的创作现象。两宋众多词人中,程垓乃男子作闺音之典型,他的词集名《书舟词》,其中闺情词有20多首。程垓以女子口吻为代言体作闺情词,用曲折婉转的方式反映自己与故乡以及与意中人的双重别离,间接自我抒情,题情合体。然而他在闺情词创作中仍然具有一定程度上的男性主体意识,以男性化视角来想象伊人,这使得词中女主人公形象略显人情不足。     

一支深情的长箫——论新边塞诗婉约派代表诗人李瑜的诗歌

在新边塞诗的代表诗人中,李瑜在诗风上既与杨牧的热情、旷达、豪放和章德益的恢宏、奇幻、瑰丽不同,也与周涛的雄浑、潇洒、悲壮有着显著的区别。基于个人的生活经历和个性特点,李瑜形成自己独特的抒情方式、语言特征,甚至选择了特殊的诗体形式,成为新边塞"婉约派"的一个典型代表诗人。     

中国纯诗最早的个人与时代记忆——周作人与中国纯诗

20世纪20年代,周作人对象征主义“纯诗”的译介,是30年代“现代”诗人的中国纯诗运动的重要理论与艺术准备。他1919年所译法国象征诗人果尔蒙的《死叶》,在新文学的象征诗译作中,最早兼顾了生命质感与形式因素的完整性。之后,他不断修正自己早期的平民化艺术观,主张新诗要把现代中国人“在忙碌的生活”中“浮到心头”又“随即消失的刹那的感觉”“幽微而深邃”地表述出来。周作人对象征诗艺的兴趣,是中国纯诗最早的个人与时代记忆。     

浑厚和雅清真词——周邦彦词艺术风格论

周邦彦是宋词雅化过程中一位十分重要的词人.其词艺术风格可用"浑厚和雅"四字概括之."浑厚"包含两个层面,一是沉郁的情思.清真词表现出了浓厚的感伤沉郁情调,它是宋代以来知识者精神世界和感伤情怀的再现;二是缜密的法度.清真词善于调动多种艺术手段,注重意象的选择安排,努力增加表情的角度和层次,从而实现其抒情的浑厚沉郁."和雅"主要是指清真词的"中和典雅"的气象,其具体表现形式有四一是含蓄蕴籍、怨而不怒的艺术美感;二是溶入叙事这一"第三要素",即采用对话因素及蒙太奇之类的手段来营造中和典雅气象;三是使事用典,句句有来历,增加了词的审美含量;此外还用音律谐美来完善清真雅质.     

论周作人《老虎桥杂诗》——从白话诗到杂诗之路

1934年,周作人的《五十自寿诗》由林语堂在《人间世》杂志上发表之后,受到上海左翼作家的指责。之后,一直没有作打油诗。1940年,他却重新开始写打油诗,应该说实在是出于不得已。1945年日本投降,周作人被判为"汉奸",进南京老虎桥监狱,感到"假如用散文或白话诗,便不能说得那么好,或者简直没法子说",把打油诗易名为"杂诗",开始大量地写杂诗了。探讨周作人对杂诗持有如何意识与看法,从而进一步探讨杂诗的两种形式(七言绝句与五言古诗)之间的差异。     

为毛泽东诗词一辩--就《说说毛泽东诗词》一文与周泽雄先生商榷

针对周泽雄先生从九个方面对毛泽东诗词提出质疑,指出其提出的毛泽东诗词数量较少,意象残缺,遣词不工,格律失范,虽有些"气魄",但没有多少诗味,又不能使人受到多大启迪的观点是缺乏说服力的,其试图对毛泽东诗词进行全面否定的做法是错误的.周先生对毛诗"偏于豪放"的特点缺乏全面深刻的把握,导致其立论和观点有失公允,其对毛诗自以为是地"修改",更是令人难以容忍.     

杜甫夔州诗创造心态窥探

杜甫夔州诗数量大,质量高,被杜诗学界认为是其创作成熟期的代表。这与杜甫此间的心态有莫大的关系。他这一时期的心态大致有如下特征：以诗为一生的事业;以诗为一时的职业;左拾遗一职的得与失对诗人杜甫的心灵造成了深刻的影响。     

民国寒士沈煦及新发现的《八九鸣》抄本

为青岛即墨周至元先生及其后人所保存的《八九鸣》手抄本,主体部分为诗歌,另有少量词和文。抄本作者,曾被误认为是周至元。但综合周至元《崂山志》、蓝水《崂山古今谈》选诗及《八九鸣》中作品看,该抄本作者应为由清入民的寒士沈煦。由于史料缺失,沈煦生平多已汨没无闻,大致可以考知,他擅诗能文,一生潦倒困顿,晚年来到即墨,长期借住佛寺,以授徒维持生计,颇受佛教思想影响。因此,《八九鸣》不仅记录了一个末世底层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是青岛近代以来文学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了解晚清、民国时期的青岛文化,也具有重要的价值。     

朱熹咏梅诗的思想意蕴

朱熹不仅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理学家,同时也是一位优秀的诗人。朱熹咏梅诗思想意蕴极为丰富,比之于前代,他在借鉴学习的基础上进行了大胆创新。他以梅花自喻坚贞高洁的品性、自陈孤标傲世的情怀、借梅花表达乡友之思、愁苦愤懑之绪、隐逸之志是其对前人咏梅诗意蕴的继承,而将其"理一分殊"、动静相继、理学四季观的理学观念及诗人对人生的思考巧妙而诗意地融入咏梅诗中。不仅富有理趣,也给人生活哲理的启示,则是朱熹对咏梅诗意蕴的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