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从吾内向的心性工夫论

为对治心学的玄虚荡肆,明代关学家冯从吾主张本体工夫统一,非常重视儒家内向的心性修养论.对于如何在深刻反省自家内心的心性工夫中彰显“善性”“善心”本体,冯从吾继承发展了儒家向内的“求心”工夫,收敛精神的“内省”、“自反”之功,援引朱子学“居敬”、“主静”的心性工夫.内向心性修养论是明代专制腐朽统治的理论产物,也是理学自身发展的逻辑结果.     

论李栗谷的心性哲学

心性学说作为研究人的本质、本性和自我价值及其如何实现的哲学理论是儒家哲学,特别是宋明理学的核心问题。宋儒融儒、道、佛三家心性理论为一体,建立了以自我超越为特征的心性本体论,把儒家心性之学发展到了最高阶段。李栗谷作为１６世纪朝鲜性理学的主要代表,他的学说也是以心性学说为核心的。李栗谷名珥,字叔献,号栗谷。生于中宗三十年（明嘉靖１５年）即公元１５３６年,卒于公元１５８４年［１］。他与李退溪一起并称为朝鲜朱子学的双璧。他为学服膺朱子,毕生穷研性理,在继承和发展朱子学方面多所创获,建构了较完备有特色的哲学思想体系     

朱熹哲学的“心统性情”说

心性论是宋明理学体系的最重要的哲学内容。所谓心性论,只是简言之,就其结构而言,是心性情三要素组成的构架体系。在这一方面,朱熹的心性论是宋明理学中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总体上看,在心性情三者的基本关系上、朱熹的主要观点是“心统性情”。据《近思录》及朱熹所说,“心统性情”一语首见于张载的语录。朱熹对此备加推崇,认为这是张载对理学的巨大贡献,在理学中只有程颐“性即理也”一语堪与相比:“伊川性即理也:横渠心统性情,二句颠扑不破。”     

王心敬理学旨趣浅析

洞悉王心敬的理学旨趣,关键在于对其本人理学思想全面而准确的把握。心敬的理学思想,就本体论方面看属于心本论,就心性论方面看,持性体心用说,就工夫论方面看,标榜“持敬”,本质地说即“正心”。这都是其理学思想心学旨趣的根本体现。     

六朝时期佛性论思想及其流变

中观般若学和涅槃佛性论为佛教的重要内容。传入中国后的早期佛教以中观般若学为主。由于中国传统心性思想的特点和中国固有神性观念的影响,后来中观学逐渐被以心性为主的涅槃佛性论代替。涅槃佛性论以如来藏佛性为特征。如来藏佛性论调和了真心妄心之争并与阿赖耶识论融合,适应了当时社会需要,使涅槃佛性论得以普及。如来藏佛性论符合中国人的心性思想习惯,有利于人们进行成佛向善的修行努力。     

关于早期禅宗心性论的几点思考

中国佛教心性论是佛教哲学与中国固有思想文化旨趣最为契合之处,也是中国佛教理论的核心内容,作为最为典型的中国化佛教宗派,禅宗心性论思想在这方面体现得最为明显。笔者试就禅宗初祖菩提达摩至六祖慧能几代禅师所倡禅法的变化,对早期禅宗心性论的发展、演变作相关分析;在诸师所提倡的修习实践方面,试着提出几点看法;并认为慧能的"自性是佛"等顿悟法门是在修正道信、弘忍,以及神秀等禅师有关心性论基础上,对《楞伽经》所崇奉之"如来禅"的本源回归。由此,以期为更客观、深层次理解禅宗早期心性论提供一种新的思维视角;为理清与早期禅宗心性论有关问题提供参考。     

马一浮的哲学思想

马一浮的哲学思想滕复马一浮哲学的基本内容主要由他在泰和、宜山两地所讲的＂义理名相论＂构成，以后又在《太极图说赘言》等著作中作了充分发挥。他的哲学主要以宋明心性之学为基础，同时发挥先秦易学精蕴，以三易之说解义理名相，并引佛学做旁证，以观懦佛之会通。其本...     

王宏撰理学思想初探

以王宏撰两次理学答论为主要线索，以理学范畴的逻辑先后为次序，分别从本体论和工夫论两方面加以探讨，可以发现王宏撰理学思想之真趣。王宏撰理学之本体论属理本论。就理气关系而言，他认为“理气本一”，反对“理能生气”说。工夫论方面，着重探讨了王宏撰的“格物”论。其“格物”坚持朱子“即物穷理”说，反对“格去物欲”说。王宏撰是明代关学学人中既坚持朱子而又修正朱子的学者之一。     

论儒家的“为己之学”

“为己之学”是儒家的一个核心思想,意义是指求学的目的,不在于功名利禄,而是在于成己成物,即在自身修养提高的基础上,为他人和社会作出贡献。这种思想有其深厚的心性基础,即孔子的“仁”学思想和孟子的“性善说”。这种本善之“心性”成为儒家“为己之学”的“源”与“本”,正是此“本”使得儒家的“为己之学”呈现出了旺盛的生命力,显示出它对社会、对自然的无限大用。     

源流关系视域与概念、理路、方法：关学史研究的回顾与反思——以《关学源流》为中心的学术述评

由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出版、林乐昌主编的《关学源流》,是一部重新探寻研究理路的关学史著作。该书针对学术界先后流行的宋亡后关学“衰熄不存”论和关学历经宋金元明清“传续不绝”论,提出关学史是“有绝有续”的演变过程,从而梳理了一条新的关学历史纵向演变脉络;针对晚明冯从吾在界定“关学”时将其归结为“关中理学”,混淆了关中地域内作为理学分支的关学学派与理学多分支整体,提出以张载之学的丰富内容为关学之源,以此源头的完整内容作为研判后世关学传承的基准,从而确立了一种新的关中理学横向结构关系。《关学源流》的创获集中体现为,以“关学”概念的再论证为支点,运用以“两原”“两基”为特色的方法,上下纵观,左右横论,为关学史研究建构了完整的新理路。     

契嵩"心"范畴的二重性及其意义

宋初云门宗契嵩的“心”范畴具有二重性 ,一方面作为“本体之心” ,“心”具有更多的超越性 ;另一方面作为“道德之心” ,“心”又具有更多的现实性。前者主要表现为对佛教心性论的继承 ,后者则主要表现为对儒家心性论的吸纳。这种二重性服务于当时调和儒佛、佛道乃至戒定慧、禅教的需要 ,客观上表明儒学化 (世俗化 )是当时佛教发展的总的态势。     

刘基思想论析

从五十年代以来,论及刘基的文章多认定他是唯物主义进步思想家。本文不同意这个看法。作者从刘基的天道观、心性论和春秋学三个方面剖析,认为刘基多承袭了朱熹等理学家的观点,他的元气论是以理为绝对本体的唯心主义天道观,并以此作为礼义纲常的哲学根据和心性修养的极则。他一面以反对有灵觉的鬼神论,来维护理的绝对性;一面以论说天人感应,借经发义。因此,刘基是唯心主义理学家。     

论牟宗三的儒佛之辨

佛之辨广泛涉及心性论、本体论、功夫论、伦理观等哲学基本问题,但受限于两教内部复杂之理论系统,遗留下“两教教间批判的不彻底”“同教教内批判的失当”“两教未能真正的会通”三方面的理论困境,这三方面的理论困境也是未能明确地建立一能代表儒佛同异的纵贯性的判定基准所致。近代,牟宗三从“体用”视角入手,在儒家,他以儒家道德性的“本心性体”为基点而建立起“实体性”“纵贯创生”的体用论;在佛家,通对“般若系”“阿赖耶缘起”“真如心缘起”“天台圆教”体用思想的诠释而建立起佛家“缘起性空”“流转还灭”的“虚紧无碍”的非体用的体用。体用论之异也成为牟宗三分判儒佛的基准性原则,在此基础上我们可对学术史上儒佛之辨所遗留的难题予以回应。     

韩儒郑霞谷的良知体用观——兼论与王阳明体用观的比较

论及中国与韩国的阳明学,王阳明与郑霞谷俱是创始者,他们奠定中、韩阳明学的理论高度,卓然成家。其中,良知体用观最能彰显中、韩阳明学的理论特色。本文聚焦于韩儒郑霞谷《良知(体用)图》的分析,并借由与王阳明良知体用观的比较,凸显郑霞谷良知体用观的内涵与特色。借此,本文也回应当代韩国学者崔在穆之见,指出郑霞谷所树立的良知体用观,虽植根于朝鲜时代性理学(朱子学)的土壤,但仍能相应于王阳明良知"体用一源"的特色,进而彰显韩国阳明学体用观的独特性。要言之,郑霞谷的良知体用观之独特,在于借由《良知(体用)图》的三个由内而外的同心圆,将性理学平列二分静态的"心统性情"之架构,转化为立体动态的"良知统性情",显示良知统性情之体用相即。他不仅回应韩国性理学独特的"四端七情"论辩,也有效针砭中国阳明学的"任情纵欲"之弊。     

试析冯从吾的佛学观

冯从吾站在理学正统立场上,围绕“道体”、“心性”等问题所展开的“儒佛之辨”,一方面彰显了儒佛根本宗旨的差异,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晚明关学学者独特的佛学观。其中暴露出的由于自身对佛教理论了解的阙略而导致对佛教思想和内在精神理解把握上的偏差,是一个应当引起注意的思想史现象。     

张载关学学派特性刍议

任何一个学派的思想学说是否具有自足性,或者其自足程度的强弱,都将成为审视该学派特性的一个重要指标。张载关学的学派特性问题,牵涉到张载关学学派与二程洛学学派之间的关系,是否像二程门下的某些学者所说张载之学“源于二程”？而这又进一步关系到对张载关学是否属于独立的理学学派的判定。该问题由来已久,至今仍未彻底解决。从张载学说和关学学派的形成,以及张载著作和思想体系的建构这两个视角,审视和论析张载关学的学派特性。相信这将有助于在张载关学与二程洛学关系问题上澄清私见,还原真相。     

心与礼的相合——朱熹礼学内化的厘清

南宋时期内忧外患,儒释道思想呈互相融合与斗争之局面.此时朱熹对儒家礼学之建构甚为重视,认为礼为沟通人与天、行与心之必要桥梁,礼之实现为心与礼的相合.这种精神维度的相合有着宇宙论的合法性、永恒性和心性论的必然性、自觉性,因气禀存在着"圣人似的自诚明"与"圣人以外的自明诚"两种不同方式.朱熹以心与礼的相合实现了礼之内化,激活了礼的内在生命力,更以此开辟了天人合一之礼学路径,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论陈亮思想的特质及其意义

迄今为止,在中国哲学和思想史研究中,对陈亮思想的特质及其意义的认识仍然很不够.本文通过对陈亮思想中的"理欲统一"的道德观和"义利合一"的价值观等几个基本特征的阐述分析,表明了陈亮作为浙学史上的著名思想家,其事功之学不仅具有地区性的意义,更具有普遍性的意义,而且它也已超越了传统儒学泛道德主义的化约论立场,因而不能简单地归入到传统的儒学系统中去.陈亮之学开创了在宋儒注重道德心性修养的价值关怀之外,构建新的思想范式的途径,同时又以其所具有的丰富蕴涵和思想特质,极大地丰富了浙江固有的历史文化精神,形塑了浙学的优秀传统.     

张载在宋代理学的地位重探

如所周知,宋代理学的道统是由朱熹所建构。从此以后,濂、洛、关、闽之说深入人心。其实周濂溪本无籍籍名,只因为朱子欣赏他的《太极图说》,又因为他在二程年轻时做过他们的家庭教师,于是被尊为宋代理学的开祖,此后并无异议。然而程伊川作《明道行状》,却说他泛滥于诸家,返求诸六经而后得之;明道也说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可见洛学才是真正的正统。张横渠的情况最为令人困扰,在行辈上是二程的表叔,但门人作行状谓横渠学于二程。虽为伊川所弹正,却已形成先入之见,不易改正。当代又因横渠喜言气,而比附于唯物论,徒增缭绕。一直到牟宗三先生著《心体与性体》,阐明横渠的思想“天道性命相贯通”,有超越层面。又指出明道一本之论与伊川理气二元说有重大差别,朱子继承的是伊川的形上学,这才得以正本清源。然还不免重点过分放在心性论而旁置宇宙论,对横渠思想的诠释尚有一间之隔．有待澄清,故有本文之作。     

戴震反理学的“实学”方法论与其“权”论取向

戴震是清代批判程朱理学的重要代表人物,其思想的内在发展脉络始终以解构和批判程朱理学为基本取向和最终旨归.戴震通过对文辞的训诂考据、历史事实的勾稽、社会实践批判之“实学化”的方法择向,对程朱理学进行了全方位多层面的解构和抨击.《孟子字义疏证》末尾处“权”论的展开,乃是其反理学“实学”方法论的必然走向.这一过程,也反映了戴震重视知行的“智识”主义和行为主义思想特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