佑顺寺关公殿:藏传佛教最早的关公崇拜探源

既有研究认为,关公信仰正式进入藏传佛教体系始于乾隆时期,并和雍和宫改建有关。文章指出,康熙年间敕建的辽宁省朝阳市佑顺寺,始建时即有关公殿并保存至今,表明关公崇拜正式进入藏传佛教体系不晚于佑顺寺落成的1707年。文章梳理佑顺寺藏传佛教石雕、朝阳市地方志和清末海外汉学家在佑顺寺的研究记录,表明佑顺寺从规划到传承,始终是藏传佛教在东北地区重要的传经和藏经寺庙。朝阳市位于东北、漠南和京畿地区交界,地处清朝统治北方地区的核心位置,北京白塔寺的主持喇嘛卓尔济负责筹建佑顺寺并担任首任主持,在此前后,朝阳也成为藏传佛教经文译为蒙古文的重要地区,后世乾隆等历代清朝皇帝往返盛京(沈阳)途中也都在佑顺寺驻留,这些都反映了佑顺寺在清朝敕建藏传佛教寺庙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清朝通过佑顺寺等敕建藏传佛教寺庙的布局,在蒙古、东北地区和京畿地区建立起藏传佛教体系的多个节点,正反映了清朝将藏传佛教“国教化”和“王朝化”的思路。而佑顺寺中专门建成的关公殿,体现着清朝借助藏传佛教来管理国家,吸收不同民族和地区文化的特点,也反映了藏传佛教的开放和包容。     

潜在需求市场细分的藏传佛教文化旅游体验研究

体验经济时代,大众观光游越来越难以满足市场需求,突出个性、参与性、文化性、功能性的旅游体验活动受到广泛欢迎.藏传佛教文化内涵丰富、底蕴深厚,尤为适于作为旅游体验活动项目.本文以具有潜在需求细分的藏传佛教文化旅游市场为目标,对藏区旅游消费者现实需要进行了调研,依据“市场细分”和“潜在需求”理论对调研数据进行了分析,依据旅游体验的思想,对藏传佛教文化旅游体验活动项目进行了设计,提出了藏传佛教寻宗探祖游、藏传佛教文化修学游、藏传佛教医疗保健游、藏传佛教艺术观赏游、藏传佛教节庆游等高端、专项旅游活动的设想.     

从版画看西夏佛教艺术对元代内地藏传佛教艺术的影响

西夏在藏传佛教艺术向内地的传播与发展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桥梁作用。藏传佛教艺术随着藏传佛教不仅传到了西夏 ,而且在西夏生根、开花 ,在自己艺术的基础上融汉传和藏传佛教艺术于一体 ,形成了独特的艺术。这一艺术对元代内地藏传佛教艺术的发展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本文以版画为例 ,通过西夏和元代内地藏传佛教版画艺术之间的比较研究 ,具体揭示了二者之间的这一关系。     

从版画看西夏佛教艺术对元代内地藏传佛教艺术的影响(续)

西夏在藏传佛教艺术向内地的传播与发展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桥梁作用。藏传佛教艺术随着藏传佛教不仅传到了西夏 ,而且在西夏生根、开花 ,在自己艺术的基础上融汉传和藏传佛教艺术于一体 ,形成了独特的艺术。这一艺术对元代内地藏传佛教艺术的发展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本文以版画为例 ,通过西夏和元代内地藏传佛教版画艺术之间的比较研究 ,具体揭示了两者之间的这一关系。     

藏传佛教在近代上海的流传与发展

藏传佛教自元代以来不断传入内地。到了近代,藏传佛教的格鲁派、宁玛派同时在上海流传,开始在上海产生影响。本文即是探讨藏传佛教格鲁源、宁玛派在近代上海流传、发展的情况,以及藏传佛教在上海文化教育方面的行迹。     

从萨迦寺、仁钦岗寺与周围社区互动关系看藏传佛教信仰的现代转换

宗教的现代转换是一种世界性趋势,藏传佛教亦然。文章根据对西藏日喀则地区萨迦县萨迦寺、仁钦岗寺与周围社区互动关系的调查研究,认为藏传佛教信仰正在从传统向现代转换,藏区社会的现代化推动了藏传佛教的现代转换,藏传佛教积极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促进了藏传佛教的现代转换,主要表现在宗教行为功利化、宗教生活现代化、宗教观念淡化、宗教信仰理性化等方面。     

信仰与扶持——明成祖与藏传佛教

汉藏历史文献证明,明成祖对藏传佛教领袖的异乎寻常的推崇,有其内在的信仰因素。通过迎请藏传佛教大师,明成祖接受了密法灌顶,对藏传佛教文化有了深入的了解。同时,明成祖对藏传佛教文化的扶持,促进了藏传佛教文化的发展,加强了内地与西藏之间的互动。文章认为,藏传佛教文化是明代联结内地与西藏的重要纽带。     

藏传佛教高级学衔制度

藏传佛教拉然巴格西学位制度创始至今已近400年,在藏传佛教界具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随着历史的发展,藏传佛教与时俱进,结合时代发展的需要,改进学经制度,建立了藏传佛教高级学衔制度,呈现出新时代的特点。2005年10月,11名藏传佛教界学修出众的高僧获得藏传佛教首届“拓然巴”高级学衔,标志着藏传佛教高级学衔制度的实施取得了初步成效。     

明朝政策与15世纪中期藏传佛教在汉藏走廊的传播机制述论

明朝于15世纪出台的一系列政策刺激了藏传佛教在汉藏走廊地带的发展。宣德时期开始,藏传佛教僧人得以频繁赴京,汉藏之间的互动与联系因之加强。正统时期,朝廷允许藏传佛教僧人自在游方,藏传佛教僧人因之发挥能动性,借力地方军政系统的赞助以恢复、新建藏传佛教寺庙,从而确立并巩固了藏传佛教的在地影响。与此同时,明廷针对番僧的朝贡、护持与承袭政策为藏传佛教在汉藏走廊扩大影响力提供了制度基础。一方面,僧人将汉地的丰厚物资引入汉藏走廊用以营建寺庙,寺产更得到明廷敕赐护持保障。另一方面,明廷将番僧封号承袭与朝贡资格挂钩,激发了藏传佛教僧人以宗教安边、招抚番民的积极性。15世纪藏传佛教在汉藏走廊的发展是明朝中央政策的在地衍生物。     

藏传佛教寺院治理的历史演进及当代启示

一个国家或民族传统文化仍然不失为国家或公共事务治理的重要内容,藏传佛教是藏族文化的主体和核心,藏传佛教所特有的文化属性无疑影响着藏传佛教寺院治理.从藏传佛教寺院治理制度演进轨迹来看,不同的历史时代,有着不同的环境、组织、形式和内容.但在当下藏传佛教寺院治理中恰恰忽略了藏传佛教及寺院所具有的文化特点和属性,更多关注社会层面的问题.因此,建立传统与现代交融的藏传佛教事务社会治理体系,须从藏传佛教及寺院本身所具有的文化属性特点,审视藏传佛教事务社会治理,构建起与当下社会发展相适应的治理机制.     

明宣宗与藏传佛教关系考述

明宣宗继承永乐朝的藏传佛教政策,继续对藏传佛教各派实施"多封众建",注重藏传佛教在稳定边疆方面的政治功能。同时,明宣宗与明成祖一样,对藏传佛教文化有浓厚的兴趣和爱好,扶持瞿昙寺、大崇教寺的修建,以及师从高僧班丹札失受闻密法,反映了明宣宗与藏传佛教之间的多重关系。     

平等观建设与坚持藏传佛教中国化方向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对藏传佛教健康传承提出了更高的新要求。平等观建设是藏传佛教坚持中国化方向、促进自身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重要内容和途径,做好藏传佛教平等观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由于受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影响,等级观念、特权思想、支配意识等依然存在,制约和影响着藏传佛教平等观的正确践行。要正确认识和处理平等观建设与坚持藏传佛教中国化方向的关系,切实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作用,发挥中华文化的浸润作用。加强藏传佛教平等观建设,全面正确理解佛教平等观内涵,为坚持藏传佛教中国化方向提供认识支撑;正确践行平等观,为坚持藏传佛教中国化方向提供实践内容。     

藏传佛教在美国传播的田野考察

论文利用作者在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和哈佛大学访学的机会,对藏传佛教在美国的情况进行采访和问卷田野调查。论文依据田野的体验,分析了美国人接受藏传佛教的自身原因,由此提出藏传佛教在美国和中国的主要区别,并揭示藏传佛教在西方发展的趋势。     

从文献看元大都的皇家藏传佛教寺院及其艺术活动

为了有效的管理西藏和其他藏区,元朝中央政府积极扶持藏传佛教,在首都大都修建了众多皇家藏传佛教寺院,并组织创作了一大批藏传佛教艺术.这些艺术机构、活动和艺术品对元明清宫廷和西藏及其他藏区的藏传佛教艺术的创作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本文试图从文献记载入手,对大都主要的藏传佛教寺院、机构及其艺术创作进行一次概要性的梳理.     

旅游业与塔尔寺藏传佛教文化保护传承问题之思考

塔尔寺藏传佛教文化,随着旅游业的发展而享誉海内外,成为藏传佛教文化的旅游文化品牌.但近年来藏传佛教旅游的持续过热,对塔尔寺的藏传佛教文化传承和文物保护工作等方面带来的种种影响,引起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之外,塔尔寺是举世闻名的藏传佛教格鲁派六大寺院之一,也是我国改革开放后最早开放、最早实行”以寺养寺”试点和旅游开发的藏传佛教寺院之一,尤其在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实践过程中,遇到了许多社会问题,也积累了不少经验,在整个藏传佛教旅游业发展中具有特殊的典型意义.     

中国藏传佛教传播的文化生态学考察

藏传佛教是我国藏、蒙古、普米等少数民族的主要信仰。在地理上，藏传佛教主要分布于内蒙古高原、青藏高原和云贵高原西北部，形成了一个半月形的分布区域。本文利用文化生态学的基本理论，分析了藏传佛教文化在中国境内的传播与发展，认为内蒙古高原、云贵高原西北部和藏传佛教的诞生地——青藏高原具有相似的文化生态环境，藏传佛教对这一特殊的文化生态环境的适应性，是导致藏传佛教在中国境内半月形分布的一个重要原因。     

藏传佛教经院哲学体系及其价值——以格鲁派中观哲学为中心

宗教中国化是我国宗教政策的基本方略,对于佛教来说,其传入中国、在中国发展的历史就是不断中国化的历史。佛教中国化的进路多样且成果丰富,在不同时代、不同传统中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就藏传佛教而言,其经院哲学体系的形成极大地推进了藏传佛教的中国化进程。文章以藏传佛教格鲁派为中心,介绍其经院哲学的教材与教学体系,从而总结藏传佛教经院哲学的主要特征,并以格鲁派中观哲学的核心概念“中观八难”为例,论证从经院哲学视角重新考察该概念的必要,进而阐明藏传佛教经院哲学体系对于研究藏传佛教思想的学术意义,及对于推进藏传佛教中国化的现实意义。     

明代蒙古汗室王与藏传佛教

吐默特阿勒坦汗时期,藏传佛教再次传入蒙古地区,对蒙古社会产生深刻影响。文章依据大量史料,对当时藏传佛教传入蒙古地区的过程、原因以及蒙古王室与藏传佛教的关系作了介绍和分析。     

西夏的藏传佛教

藏传佛教对西夏佛教乃至整个西夏文化影响很大 ,而西夏对于藏传佛教的东传又起过非常重要的作用。西夏接受并发展藏传佛教有其民族渊源和历史基础 ,受到西夏和吐蕃两个民族政治关系的影响。西夏的藏族僧人数量较多。现有各种资料表明 ,藏传佛教在西夏的发展大抵以河西走廊为重点 ,并逐渐向西夏腹地延伸 ;藏传佛教对西夏的影响 ,主要是在西夏中后期。设立帝师是西夏僧官制度的重要特点。新发现的文献表明 ,早在元世祖忽必烈封授八思巴为帝师 (1 2 6 9年 )一百年前 ,西夏就开始封设帝师了。西夏时期的文献出土、发现很多 ,其中不乏藏传佛教经典。西夏故地 ,还发现了大量藏传佛教的绘画和雕塑。藏传佛教对西夏的佛教建筑也有显而易见的影响。     

藏传佛教对西方心理学的影响

20世纪50年代以来,藏传佛教在西方社会广泛传播,作为东方研究心灵的经验性科学与西方心理学逐步深入地展开对话,深刻影响了西方心理学的发展。首先,藏传佛教对人性的积极态度、对人类意识的深入认识,扩大了西方心理学的研究视野;第二,藏传佛教对自我、意识、情绪等复杂心理过程提供了新的研究方法;第三,藏传佛教推动了佛教冥想的传播,为心理治疗和心理自助提供了一种积极有效的方法和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