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物莫大于言 存形莫善于画——“语－图”互文语境中的洛神形象

文学（语词）与绘画（图像）是把握古代文化中洛神形象塑造的两个基本维度。文学中的洛神形象从远古神话和各种民间传说中走来，并且经过了历代文人的阐释、演绎甚至赋意，“赋自诗出”与“诗自赋出”反映出文学洛神形象塑造的基本取向。洛神形象还常常体现在绘画、插图等艺术世界中，“辞所不到，图绘之”成为图像洛神的价值追求。而实现“索象于图，索理于书”、“两美合并，二妙兼全”式的“语－图”互文并最终走向“语－图”弥合，才是洛神形象的最完美展现。     

新都市小说中“经济人”形象特征及意义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新都市小说中出现了新的人物形象即"经济人"形象,这一形象具有如下特征:自觉服膺经济理性主义;鲜明的经济个人主义特征;冒险进取的英雄主义气质;浓郁的世俗情怀和强烈的物质主义。"经济人"形象的出现,更新了中国当代都市小说的人物形象谱系,既具现实意义,又富文学意义。既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都市社会的变迁留下了一幅幅生动而鲜活的写真,又使得中国新都市小说的生存获得了合法性,"经济人"形象的出现,标志着新都市小说开始真诚地书写充满生命质感的都市社会和火热腾跃的现实人生。     

马王堆帛书《老子》乙本卷前“古佚书”中的黄帝形象及其生成语境探析

马王堆帛书《老子》乙本卷前“古佚书”中的黄帝形象,一是以道为本,又兼具法家色彩,从老庄的“虚无”转向了黄老的“务实”;二是集国家权力于一身,表现出一统天下的封建君主化特征;三是神性彻底消失,由此前的人神合一变成了纯粹的世俗之人。该书中的黄帝形象,是战国秦汉间“百家言黄帝”这一特殊背景下的产物。在黄帝人文初祖形象发生发展的链条上,该书的贡献虽不及《史记》,但也构成了不可或缺的一环。     

“大众形象”:当代小说研究的一种视角

就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小说创作来看,每一个文学潮流代表性的作品中都存在着生动而丰富的"大众形象",然而以"大众形象"为视角的小说研究却少之又少。"大众形象"虽在不同时代语境的小说作品中体现出相异的涵义,但他们具有匿名性、静态性、文化逼真性等共同的特质。在文学作品中,"大众形象"主要以文本难点或者文本"顽症"的曲折方式来协助完成文本主题意义的建构,这首先在于"大众形象"身上交织着复杂的集体无意识与社会意识。同时,"大众形象"在事件冲突所支撑起的意义场域具有一种驳杂的动态性,这也是构成"难点"与"顽症"的重要原因。"大众形象"不仅丰富地体现了社会转型过程中新旧力量的相互交叠、重合、对抗以及妥协,而且还如滤镜般折射了作家审视和反思历史现实的价值立场与基本态度,成为解读转型社会特征的另一种独特方式。     

试论李白诗歌中的“佳丽”形象

李白是伟大的人道主义者和美的欣赏者,以其生花妙笔塑造了一系列不同层次的佳丽形象,其中有天上仙姝、后宫绝艳、小家碧玉、青楼脂粉等。这些形象表达的情感和美学理想为:对鸿鹄之志的执着追求,对生命本体的热情讴歌,对底层命运的深切关怀,对魏晋风流的由衷景慕。     

“蚁族”的传播形象建构及其动因

“蚁族”成为当下这一特定历史时期被赋予了特定意义的符号,其所代表的社会群体受到了大众媒体的广泛关注。媒体对“蚁族”的报道基本上沿着“纪实→感慨→反思→积极引导→引入其他关联→积极建构”的路径展开。在具体形象建构上,“蚁族”与“农民工”关联度较高,与“蜗居”共同被提及。“蚁族”的传播动因源于“蚁族”一词本身易于传播的特性及“蚁族”群体的自我推动。     

猪八戒“好色”形象探源

猪八戒这个家喻户晓的经典形象,属于世代累积型的艺术形象。古典文学中猪八戒的好色主要表现在骗婚、抢亲、调情等诸多方面,但不同时代、不同文本中猪八戒的好色内涵有所不同。从元杂剧到明代小说再到清代宫廷大戏,猪八戒的好色形象也在不断发展演变,或良心未泯、礼仪犹存,或穿衣吃饭、人伦物理,或好色即淫、知情更淫。猪八戒的好色形象有着浓厚的宗教渊源,与印度婆罗门教中的摩利支菩萨、印度神庙中的生殖崇拜以及藏传佛教中的男女双修有密切关联。猪八戒的好色形象也是克己复礼的道德传统、纵情声色的文化环境以及情色演剧的时代氛围这三个原始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     

“走西口”特殊境遇与民歌中的女性形象

以男性演唱者为主的女性题材"走西口"民歌,通过以女性口吻第一人称抒情与叙事交融的方式进行歌唱,刻画并展示了晋西北三百多年的"走西口"移民潮中"留守妇女"独守空房的凄苦形象。透过这些哀怨缠绵的"走西口"民歌,从女性主义音乐批评的理论视角,揭露在旧中国农村中妇女在男权社会所遭受的摧残。     

浅析夏目漱石《心》中“K”的形象

日本的明治时代是日本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型的历史阶段,社会的急剧变革和东西文化的交汇给日本的近代知识分子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对这一阶层的人物描写是夏目漱石的创作主题。《心》中的"K"就是这样的一个生活在传统与现代中的知识分子,是集东西方文化素养于一身的"海陆两栖动物",但由于过于执着于自我的实现而陷入神经衰弱,精神世界中呈现出极为矛盾的状态。"K"的形象,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精神面貌,也折射出作者对时代的思考和理解。     

重释“大我”与“人”的观念——从郭沫若、贺敬之诗中的“大我”形象谈起

郭沫若和贺敬之同为 2 0世纪中国文坛的著名诗人 ,他们的诗代表了“五四”时期和建国初期抒情诗的最高成就。在他们的代表诗作中都有一个“大我”形象 ,但二者内涵不同。郭沫若的“大我”体现了“五四”时期的个性解放思想和完美的人格特性 ,贺敬之的“大我”显示了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而产生的改天换地之豪情。两个“大我”形象折射了不同时代不同的“人”的观念     

构造性“空白”－－文学形象模糊性的结构构成

文学形象感性形态的不完整、不确定与支离破碎是构造性“空白”在文学形象中所体现的不同形式。构造性“空白”作为文学形象结构的有机组成部分,控制了本文与读者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决定了文学形象模糊性的结构构成。     

抗战时期国统区女性形象塑造中的“英雄化”趋向

抗战时期日趋高涨的民族救亡热潮,使女战士、女英雄成为国统区新女性形象塑造中最具典型意义的符号代表。公共舆论和社会宣传通过真实的女英雄事迹的报道,或是虚构的女英雄形象的想象,呈现了战争背景下新女性形象的时代特质,并借助多元的传播途径,让国统区妇女以女英雄为榜样,自觉建构新的女性角色和女性形象。     

论“三言”“二拍”中的尼冠形象及其审美价值

"三言"、"二拍"中的不少篇章描绘了许多栩栩如生的尼姑和女冠(女道士)形象,她们个性格鲜,心态复杂,或放纵淫欲、追逐爱情;或行侠仗义、成人之美;或冰清玉洁、永遁空门,富有时代气息,是晚明社会的一个侧面反映,具有复杂的文化内涵和较高的审美价值。     

《三言》、《二拍》“本末”冲突主题探析

《三言》、《二拍》通过对明代商业活动的直观再现和商人阶层的真实描述 ,表现了中国封建社会末期“本末”冲突这一时代主题。一方面 ,传统“士农工商”四民秩序崩溃 ,“农本商末”观念被改变 ,商人地位大幅度提高。另一方面 ,商人的自贱意识挥之不去 ,中国古代商业资本被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和封建体制所吞噬 ,大量耗费在田产购置和跻身仕途上 ,明代商人最终未能使中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     

“借景艺术”最形象的注解——瘦西湖

“天下西湖，三十有六”，唯扬州的西湖，以其清秀婉丽的风姿独异诸湖，占得一个恰如其分的瘦字。瘦西湖风景区为我国湖上园林的代表，古典园林群融南秀北雄于一体，组合巧妙，互为因借，构成了一个以瘦西湖为共同空间，景外有景，园中有同的艺术境界，历史上有二十四景著称于世。     

《国语》“季桓子穿井获羊”索隐

《国语.鲁语下》所载"季桓子穿井获羊"一事应该有一定的历史依据,而非向壁虚造。传世本"季桓子穿井获如土缶"当依俞樾说作"季桓子穿井如获土缶"。季桓子获羊却问孔子以狗,其意图应该把鲁国的政治现实与孔子的思想主张结合起来进行考虑。《国语》中的孔子既谈"仁"、"礼",也谈"怪力乱神",比后世一般儒者心目中的孔子形象要丰满,这与《国语》一书的编纂意图密切相关。     

从“魔化”到“圣化”:朝鲜使臣金昌业眼中的康熙形象

清代中期是中朝关系较为密切的时期,朝鲜频繁派出使臣进行朝贡外交,擅长文学描写的使者也意外地描写了中国皇帝的形象,其中就包括金昌业笔下的康熙皇帝。在朝鲜朝燕行使臣金昌业眼里,清朝皇帝康熙不再是别人眼中那个“面貌丑陋”“举止轻浮”“行为放纵”“进退失据”的荒诞形象,而是一位“神气清明”“朴素节俭”而且“文武兼备”“励精图治”的理想形象,即康熙形象成为了略趋理想化的君主形象。金昌业在作品中以一个异国作家对康熙的理解和想象,置换了一个缺席的社会总体想象,从而显示了他自己所向往的一个虚构的空间,表现出了褒奖或针砭康熙的某些观念。     

以“污名”为视角探究中国形象的生成与传播机制——兼论“中国威胁论”与“中国梦”的话语博弈

中国形象自古以来就以极为复杂且多变的话语示人,中国形象的生成与建构并不一帆风顺。国家形象表现出多面呈现的趋势。在中西方诸多领域,不同学者对于国家形象的概念各有侧重。"中国威胁"的"污名"从日本肇始,直至西方国家通过其媒介优势实现了"污名"权力话语的跨文化传播,而中国梦话语是规避其负面表征、争夺国际话语权的重要法宝。"中国威胁"的"污名"话语生产是基于历史观、政经界、新闻传播媒介、现代性想象的共同建构。在"中国威胁"话语遭遇中国梦后,呈现话语的挪用与重组、转型再建构的过程。以批判性视野审视"西方话语"、兼顾跨文化传播过程中的"三方话语"、建构"中国话语"的多维传播是实现"去污化"的可能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