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意诉讼担当的类型化分析

在我国,任意诉讼担当理论上的研究尚还没有全面展开,这必然导致在理论运用层面存在诸多疑难问题有待于学者加以解决。同时,由于任意诉讼担当理论本身处于理论模糊阶段,因而对任意诉讼担当的适用进行系统化研究的时机尚不成熟。基于此,我们只进行了初步的研究,从个案层面对任意诉讼担当适用的类型化问题进行回应。      

任意诉讼担当容许性的类型化分析

授权行为有效性的评价是任意诉讼担当容许性分析的核心。授权行为有效,则任意诉讼担当应被允许。被担当人的授权资格取决于被担当人的身份和关系。如果被担当人是同一法律关系的一方主体,则任意诉讼担当授权必须由全体被担当人作出决议;反之,被担当人可独立决定是否授权。授权内容不同,授权行为的性质和效力评价标准也不相同。如果被担当人授予的是实体管理权,则授权行为是私法行为,该行为的有效性可按法律行为的生效要件评价;如果授予的是诉讼实施权,则授权行为是诉讼行为,该行为以“担当人对诉讼具有法律上利益”为生效条件。在法院的裁判对担当人的法律地位有事实上的影响力时,担当人对诉讼具有法律上利益。     

试论我国民事诉讼担当制度之完善

民事诉讼担当制度对现代型纠纷的解决而言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然而,目前该制度在我国并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鉴此,本文在考察我国现状的基础上,就完善我国民事诉讼担当制度作了初步的探讨。     

群体诉讼中的当事人适格的法理分析——兼评我国代表人诉讼中当事人制度及其完善

群体诉讼中,民事诉讼主体与民事主体发生分离.各国的群体诉讼制度在解决当事人适格问题时采取了不同的做法.美国集团诉讼以实现公共利益为诉讼目的采取"默示授权"的方式赋予代表人诉权.德国团体诉讼制度为实现对一定公共利益的保护以法律的直接规定赋予团体诉权.日本则通过"明示授权"方式表明了其在解决群体争议时对私人利益的侧重保护.而我国的代表人诉讼在具有自身特色的同时,也存在一些需要反思和改善的问题.     

证券民事赔偿诉讼中的代表人诉讼制度的完善

我国证券市场上虚假陈述、内幕交易、操纵市场等违法违规行为损害股民利益的现象屡见不鲜,而股民受损利益往往又很难得到救济,究其原因在证券民事赔偿诉讼中没有设立恰当的诉讼人代表制度是原因之一。本文从各国群体诉讼模式的立法例入手,探讨了我国证券民事赔偿中的诉讼代表人制度的完善。     

诉讼担当的理论推演与现实环境

民事主体与诉讼主体相统一是民事诉讼的理想格局,但新的民事主体和实体权利随社会发展不断产生,使两者之间的分离成为普遍现象。诉讼担当既保护了既有实体权利,又为新的实体权利的生成乃至最终为立法所确认奠定了条件。但是,诉讼担当双重功能的发挥存在环境制约因素,我国的代表人诉讼就因运行环境不佳导致在解决群体纠纷时的作用有限。强化群体纠纷替代解决方式的建设是我们的现实选择,同时也不能忽视代表人诉讼运行的环境建设,对法治社会纠纷解决机制的完善而言两者都不可或缺。     

我国代表人诉讼制度的完善

我国代表人诉讼制度是解决多数当事人纠纷的诉讼方式,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代表人诉讼制度的弊端逐渐显现出来。对此,有必要借鉴国外和境外群体诉讼制度的合理性因素,结合我国司法实践,从功能和作用方面进一步改革和完善我国代表人诉讼制度。     

我国群体诉讼制度构建的法经济学思考

虽然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了解决群体性纠纷的代表人诉讼制度。但由于人们在对群体诉讼的价值和功能的理解上存在许多误区，导致大部分法院并没有按照法律规定的代表人诉讼程序来处理群体性纠纷，而是采用传统的诉讼方式分别处理，这一做法不仅违背立法宗旨，也与群体诉讼制度设计的初衷（基于诉讼经济和司法统一的目的）严重背离。因此，探究群体诉讼制度创设的价值功能与其所期达到的目的，对深化我国群体诉讼的理论研究、指导群体诉讼的司法实践及推动相应制度变革，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公益诉讼与集体诉讼制度对消费者权利的保护

长期以来,我国消费者合法权益一直难以得到有效的保护,特别是对于小额多数侵权案件,传统民事救济方式往往起不到很好的效果.本文从应然状态分析公益诉讼、集体诉讼制度对我国消费者权利保护所起到的作用及其影响,提出公益诉讼、集体诉讼制度必须与实体法相融贯,并且依靠公众参与以及公共政策的支持才能在今后的发展中起到应有的作用.     

必要共同诉讼制度质疑——-对必要共同诉讼中适格当事人的分析

我国理论和立法认为 ,必要共同诉讼中的适格当事人为全体权利人或义务人 ,当有人未参加诉讼时 ,法官会基于“必须合并审理”的要求追加当事人 ,这种做法不仅违背了处分权原则 ,而且与既判力理论和程序价值论相违背。因此 ,作者主张借鉴国外民事诉讼中将必要共同诉讼分为固有的必要共同诉讼与类似的必要共同诉讼的做法 ,将全体权利人或全体义务人参加诉讼当事人才为适格的情形限定在最有必要的案件中 ,对我国必要共同诉讼制度进行改造     

人事诉讼中传统当事人适格理论之嬗变——兼析检察官以当事人身份参与人事诉讼

基于人事诉讼调整对象的特殊性及判决对世效力,人事诉讼中若仍墨守我国传统当事人适格理论,将导致第三人和社会公益濒临纸面化的危险,人事诉讼中有必要嬗变当事人的适格要件,让检察官参与其中.诉讼担当理论的创设缓和了当事人适格理论,为检察官作为职务上的当事人参与人事诉讼提供了理论根据.本文主要就检察机关参与人事诉讼的法理、参与方式和范围、法律地位以及我国导入这种制度所面临的困惑等问题进行探讨.检察官提起人事诉讼,从公益的层面认可了检察官对身份法律关系的实体干涉权,而检察官作为被告参与诉讼是为满足诉讼对审结构的需要.检察官参与人事诉讼为世界各国的普遍做法,理论储备颇为丰富,通过对域外相关理论制度的比较研究,或许能对构建我国检察官参与人事诉讼制度带来诸多启迪.     

瑞典群体诉讼制度的确立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瑞典引入群体诉讼制度经历了长期的论证和讨论,期间提出过多个建议稿,最重要的有两个,重点介绍了群体诉讼委员会的提议。对其立法背景作了简要说明,对立法过程进行概括描述,并总结了《瑞典群体诉讼法》的特点。瑞典有关群体诉讼的立法准备充分,态度审慎,值得借鉴,故提出几点有关我国民事诉讼立法改革的建议。     

从三鹿事件看我国群体诉讼制度的不足及完善

近年来我国接连发生数起重大的产品质量安全事件。其侵害范围之广、受害人数之多令人震惊。然而事件中众多的受侵害者却难以通过司法途径维权．经营者的违法行为得不到惩罚和遏制．本应成为应对大规模侵权事件有力武器的集团诉讼方式由于我国法律规定存在诸多不足而在实践中难以实行。我们迫切需要从国外相关制度中吸取精华．对我国的法律规定进行补充和完善。     

我国小额消费诉讼程序改革的路径分析——引入小额诉讼程序的理论阐释

正处修正完善之时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与《民事诉讼法》对消费领域的权利保障和救济采取了从不同维度进行设计的思路,两部法律均异曲同工地指向＂小额诉讼程序＂,这种现象折射出现阶段司法改革的方向和迫切要求。我国现行＂二元结构＂的民事诉讼制度（即普通程序和简易程序）在解决小额消费纠纷案件过程中存在诸多缺陷,因而加快小额诉讼程序...     

论消费者权益司法保护制度——台湾地区经验借鉴和我国相关制度的构建

侵犯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人是否承担其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这不仅关系到消费者合法权益能否得到充分的保护,而且关系到是否能够有效地制裁这些违法行为。我国台湾地区建立的小额诉讼、团体诉讼、选定当事人诉讼和民事公诉制度,形成了消费者、消费者保护团体和政府共同参与维护消费者权益的司法保护体系,对完善大陆消费者权益司法保护制度具有很好的借鉴作用。     

台湾团体诉讼制度比较研究——以消费者诉讼为中心

现代社会中,大规模侵权纠纷通常涉及众多受害人或公共利益,如果允许全体受害人提起诉讼,势必造成诉讼迟延和司法资源的浪费;而如果允许受害人个别起诉往往又不符诉讼经济原则。为此,有必要赋予符合一定要件的团体在相关领域的当事人资格,使其享有直接提起侵权之诉或以停止侵害为目的的不作为之诉的救济权利。同时,应对团体诉权的客观范围进行限制,防止诉权的滥用。     

论我国消费者群体诉讼制度的构建——从小额多数侵权纠纷解决的角度思考

伴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因证券欺诈、环境污染、产品质量等导致大量小额多数侵权行为以及由此引发的群体性纠纷呈不断上升之势。但由于企业社会责任和相关惩治的法律制度的缺失,这些大规模侵权行为并未得到及时制止,受害人的权益缺乏有效的保护救济渠道,若改变这种状况,除了通过多元化的社会综合治理等方式预防和化解群体纠纷外,结合中国国情借鉴美国式的集团诉讼既是必要的,又是可行的。本文通过对我国消费者集团诉讼制度的理论和实践的探讨,从建立我国民事诉讼群体诉讼的价值理念、适用范围、程序完善等方面提出了几点看法和建议。     

我国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实践反思与制度完善——以“诉讼参加”理论为切入点

2012年民事诉讼法修正案增设的第三人撤销之诉制度,并没有完成立法赋予的重要使命.从司法实践现状来看,该制度所遭遇的困境主要在于法院对该制度适用的排斥、对适格第三人界定的混乱,以及与其他第三人制度适用上的混淆.要摆脱这一困境,除了切实重视该种诉讼形式在减少恶意和虚假诉讼以及保护第三人合法权益中的重要作用,以及准确界定可提起该诉的适格主体之外,以诉讼参加理论为切入点,对与该诉相关的诉讼告知制度、法院职权通知制度加以完善亦颇为必要.此外,将第三人撤销之诉与其他第三人制度加以辨析与协调亦不可或缺.     

论小额诉讼程序的立法完善--以诉讼法理与非讼法理交错适用为视角

2012年《民事诉讼法修正案》中小额诉讼程序的设立是对我国社会司法需求的积极回应,对于通过司法途径解决民事小额纠纷,缓解我国司法“案多人少”的压力具有重要意义。良好的制度设计是程序功能发挥的前提,小额诉讼程序作为一种独特的审判程序,将其置于简易程序之中适用传统诉讼二元分离适用论的立法体例显然不利于其立法目的实现和功能发挥。文章运用诉讼法理与非讼法理交错适用论对小额诉讼程序的立法体例、适用范围、实施规则、救济途径等方面在立法上予以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