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通商口岸城市的外部市场研究——以近代福州为例

关于中国近代通商口岸城市的研究,学界一般强调开埠通商后外部国际市场对城市发展的推动作用,进而着重关注口岸城市与腹地经济的有效互动.然而,从长时期的角度来看,近代口岸城市的发展是与其参与海洋亚洲的建构息息相关的.以福州为例,长久以来,借着亚洲内部的贸易关系,琉球与台湾成为福州城市与港口发展最深刻的历史记忆.然而自19世纪下半叶开始,随着开埠通商,与更大的国际市场建立联系,福州的发展反而形成了一种偏离.在丧失传统亚洲外部市场之后,福州及其腹地都被迫转向"内在",表现出极大的内向性发展.     

晚清报刊媒介对不缠足运动的推动——以戊戌维新时期的《湘报》为例

戊戌维新时期,以维新派为代表的国人掀起了自办报刊的热潮。维新派发起的不缠足运动,借助报刊的力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湖南维新派创办的《湘报》,通过刊载抨击缠足之害的文章,发布湖南不缠足会的各种告示,报道各地不缠足会的相关情况,刊登＂印送不缠足歌＂及＂定做不缠足云头方式鞋＂广告,从言论、报道、组织及广告等多方面对湖南不缠足运动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湘报》凭借其较大的发行量,扩大了不缠足思想和不缠足运动的影响范围,对湖南不缠足运动的发展功不可没。以戊戌时期的《湘报》为例,我们对晚清时期报刊媒介对不缠足运动的推动亦可管窥一二。     

基督宗教媒体、团体与近代中国环境研究——以《益世报》和天津基督教青年会为中心

天津基督教青年会因秉持"非以役人,乃役于人"的理念精神,将改善社会环境、人文环境作为自己的神圣使命而引人关注。它不仅通过组建社会团体,动员社会力量,开展社会活动,革除社会陋习,净化社会环境、人文环境,而且还兴办慈善公益事业,服务社会、造福人群,既消除自然环境恶化所带来的社会冲击,又从不同的面向提升了改善社会环境、人文环境的层次。为此,天津基督教青年会借助天主教媒体《益世报》反复宣传自己的思想、理念,采取多种方式,用新的道德、新的知识、新的生活方式来塑造青年,推动从改造人格到改良社会的历史进程,革除社会陋习,净化社会环境、人文环境,兴办慈善公益事业,服务了社会、造福了人群。     

仁慈与公义——《一报还一报》中的圣经原型

仁慈与公义在莎士比亚作品《一报还一报》中被放到天平的两端,而作品中对圣经原型的精心选择和运用则显示了莎士比亚对于基督教精神仁慈与公义之间的个人解读.作者以《圣经》中的故事结构、人物原型与莎士比亚问题剧《一报还一报》的联系为基点,探讨莎士比亚在《一报还一报》中对圣经原型的变形对解读莎翁基督教精神的影响,以揭示莎翁戏剧恒久的艺术魅力.     

身份与言说：太史公、中书令与《史记》书写——以《文选·报任少卿书》篇首异文为中心

司马迁详述作史缘由的《报任少卿书》,是《史记》接受史上的一篇基础性文献。然而后人疏于辨识的是,信中自称太史公的司马迁,实际身份却是“尊宠任职”的中书令。身为中书令的司马迁对武帝颇为忠诚,这也影响了《史记》的颂汉书写,但由于中书令为时人所轻,故司马迁更愿以在史官文化传统中颇为人重的“太史公”自称。《汉书·司马迁传》在标举司马迁中书令身份的前提下,径行省去篇首“太史公”一语;萧梁时期,太史公的文化身份得以凸显,故《文选·报任少卿书》补录了与书信内容相呼应的“太史公”一语。《汉书》之省与《文选》之录,皆未能体察中书令司马迁自称太史公的内心隐曲。     

民初议会政治和政党内阁——以《民立报》上宋教仁、章士钊的言论为中心

议会政治和政党内阁曾是民初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政治梦想,从国外回来的宋教仁和章士钊便极力倡行这种制度。相似的成长背景和经历决定了两人政治理念的共性,他们以《民立报》为阵地,努力构建中国民主共和的蓝图,使《民立报》成为上海轰动一时的报纸。但由于当时中国民主基础的薄弱,民主与对抗民主力量对比的悬殊,倡行者对民主思想解读的有限以及实际斗争经验的不足等原因,他们所构建的政治蓝图最终在实践中宣告流产。     

从《湘报》看晚清外交观念的变化

面对近代四方陵夷的困境,《湘报》在继承传统“自强”、“和戎”等思想的基础上,吸收近代西方外交观念,提出了“守约和夷的平等外交观”、“联夷抗夷的平衡外交观”和“自强制夷的实力外交观”等外交思想,利用《湘报》这个传播平台,将之传播于晚清朝野。这些具有近代意识的外交观念,对于开启民智及其日后中国现代外交意识的最后形成起到了启蒙和推动作用。     

国家与地方关系中的士绅家族——以晚清江南减赋为中心

赋税是传统中国国家与地方关系中最直接的纽带,围绕赋税的数额及征收方法的变化,可以窥视国家与地方之间权力关系的演变。江南重赋由来已久,士绅作为官民之中介,在明清减赋中的角色前后变化很大。本文以晚清苏州潘氏在减赋中的角色为例,通过分析相关谱牒文献资料可以发现,在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家族、家族与家族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网络中,士绅家族是如何积聚其社会资本,并如何发挥其效用的。从晚清江南减赋的过程看,其成功的根本原因离不开国家与地方权力关系变化之大势,其次则是士绅所控制的社会网络构成了有效的社会资源,各种力量的耦合共同促成了减赋工作的顺利进行。     

辛亥革命前夕安徽社会变迁的传媒镜像——以《安徽白话报》为例

救亡图存语境下,近代报刊与地方社会变迁构成联动关系,报刊如同地方社会的"窗口",表征本区域的社会风貌及时代变迁。文章梳理《安徽白话报》本省要闻、通信等栏目,呈现辛亥革命前夕安徽近代变迁的微观事实。清末新政的改良氛围中,近代安徽的政治、经济以及教育在辛亥革命前均显示了一定的近代化趋向,但在地方官员素质参差不齐、外国资本剥削掠夺、自然灾害持续发生等不利因素的影响下,安徽近代化历程只能是跌跌撞撞、举步维艰。     

从农事祈报诗论周代祭祀之人文精神与教化意义 ———以《思文》《丰年》《生民》为讨论中心

早期农业之发展,＂靠天吃饭＂的成分远甚于今,因而农事诗在《周颂》之中所占比例极高,且多以祈报为主要内容。缘于《周颂》乃天子宗庙祭礼或祭祀山川神祇所用之乐章,且大多属于周武王、成王、康王以及昭王时期之作品,因此最能反映周初制礼作乐之人文精神,且深寓教化意义于其中。文章拣选《周颂》最能代表农事祈报之礼的《思文》与《丰年》为讨论主体,并辅以《生民》一诗以明其详,综合此三篇之内容以探讨周代祭祀之人文精神与教化意义。     

《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的核心价值初探

权利、约定和尊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以下简称《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最核心的价值取向，其首要的立法主旨即为具化宪法有关公民基本权利的规定。公民基本权利，首要的是人权。生存权是最重要的人权，生存权不仅指生命权本身，还包括维持生命健康的各种必须的条件，因此，生存权必然导出生命健康权，也就必然要求政府确保公民的“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保障权”。在此共识性基点上的社会“约定”，即立法予以明确国家的义务。《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建基于人权的最重要组成部分健康权，定位于积极人权属性，据以配置国家和各级政府的职责，以及保障机制和措施，辅之以监督与制裁规制，由此推进健康中国战略，奠定小康社会的本底。     

民国初年政治报刊的共和想象及其纷争——以《民立报》为例

近代中国政治报刊以"主义"的宣传为己任,强化"喉舌"的身份意识。民国以降,以《民立报》为代表的政治报刊却呈现出"去政党化"的潮流,寻求独立的身份认同,以共和原理而不是政党意志介入政治纷争。同盟会(国民党)内部的激进党人则抵制《民立报》的共和范式,并就政治报刊与政党的理论关系展开激烈论战。随着"二次革命"的发生和"中华革命党"的建立,革命党内逐步确立不能容忍异己的政治文化,党报宣传强调绝对服从党义、纪律和领袖权威,报刊的党性原则得以再次确立。由于革命意识形态和袁世凯专制主义的双重挤压,以《民立报》《甲寅》为代表的政论报刊,或重返革命,或迅速停刊,揭示出逻辑说理的报刊范式在民初的挫折。由于政治上的挫折与幻灭,中国政治报刊很快集体拥抱激进,从"全盘性的反传统主义"(文化意识上的"革命")来寻求社会问题的解决。     

汪伪政权“东亚协同论”的形成及其文化实践——以《大楚报》系为中心的考察

《大楚报》是日军占领武汉时期汪伪政权在汉口的机关报,同时受控于日本军方。为了在沦陷区特殊环境下谋求生存,《大楚报》既服务于占领体制的言论需求,又积极发掘报纸的实用信息功能以拓展其影响力。通过社论和发行《新生》杂志等出版物,《大楚报》系成为汪伪政权的重要理论阵地,系统阐发了汪伪政权的核心意识形态“东亚协同论”,并对孙中山“大亚细亚主义”观点进行了曲解阐释。与此同时,报社成员也深入沦陷区文化组织,形成了以报社为中心的政治社会生态网络,此网络与“东亚协同论”构成了密切的呼应关系。     

清末官报的白话风格与社会启蒙——以《北洋官报》为中心的考察

晚清时期,在国民启蒙的社会语境中,传统的官方纸媒开启了近代转轨的步伐。以《北洋官报》为中心的考察可见,通过变革报章书写文体(白话代文言)、创新编印式样等手段,可以最大限度地照顾到民众的阅读感受,也可有效弥补传统官媒"民众在场"的缺位。同时,这种变革为近代讯息传播和公共舆论构建奠定了厚实的社会基础。社会效应方面,在《北洋官报》的示范导引下,各地积极选派专员进行白话演讲、设立民众阅报机构,购置报章供民众阅读,甚至躬亲实践,创办白话报刊等。这样,报刊媒介既扩大了知识传播的限界,又在一定程度上缩短了与基层民众的距离,有效地实现了社会动员和民众启蒙。由此可见,从民众主位视角切入,窥探传统官报的白话风格转型,确为报刊传播史研究的可取路径。     

《湘报》与晚清湖南信息传播模式的现代转型

媒介不仅传播信息,而且对人的思维方式、社会关系、身份建构都会产生深刻影响。《湘报》从变法维新、改革现存秩序的目标出发,在传播主体、传播渠道、传播内容、传播受众与传播效果等方面,将“传达者”的官报传播模式,改造为“启蒙者”的现代化传播模式,重构知识分子的政治参与方式。如此,政党与传媒携手,成为意见竞争的参与主体与主要方式,传媒成为意见竞争与关系管理的平台和现代政治运作的基础,其极大地增强了现代传媒的传播力,也为近代湖湘知识分子的政治参与提供了新渠道。     

《亦报》连载小说：东方蝃蝀的《双城故事》——《亦报》研究之二

东方蝃蝀的小说《双城故事》,写于1952年,《亦报》分75次连载,发表时署名＂唐优＂。此为1949年政权易帜后,作者在新的文学环境下应对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产物。小说的文学史意义在于,为重绘1950年代初期中国文学版图,研究20世纪中期中国文学转型,提供了一个重要个案。重识《双城故事》将丰富既有的文学史叙述。     

非政府组织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以医疗卫生供给为研究视域

长期以来,由于我国在公共产品供给上实行＂二元制＂,我国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一直处于被边缘化的弱势地位。面对市场经济、多元治理的必然趋势,市场和政府在公共产品供给中的缺陷日益暴露。非政府组织应运而生,不仅可以弥补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而且具有独特的优势,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成为政府和社会沟通和交流的桥梁,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是我国非政府组织在农村医疗卫生公共产品供给中面临诸多问题,因此要促进非政府组织对农村医疗卫生公共产品的供给,建立多主体供给体系;理顺非政府组织与政府的关系,承接部分农村管理职能;加强非政府组织自身建设,健全内部管理机制。     

医疗卫生服务府际与城际合作网络结构与效应测度——以京津冀区域为例

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以及区域协同发展战略持续推进背景下,医疗卫生服务领域的不平等以及合作困境仍在加剧.基于府际和城际关系变量,利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可视化京津冀医疗卫生服务合作网络的结构形态,测度合作网络的结构属性与合作效果,证实京津冀区域府际网络联系较为松散,城际网络呈现积极紧密联系,并且城际政策网络与城际行动网络高度协同.从集体困境、交易成本、合作风险、合作机制以及合作收益等角度对京津冀区域医疗卫生服务合作发展给出解释和预判.     

以《中国报学史》为例反思中国报刊研究的本体性与史料价值

长久以来,中国新闻史研究被看做是政治史、革命史来展开,在新闻史研究的分期问题上存在引导偏向.反观成书于1927年的《中国报学史》,遵循“两条腿”思想,在以报刊为本体研究对象基础上讨论新闻事业产生、发展、变化的历史.同时,作为我国第一部报刊研究专著,它的史学拓荒地位也可以对当今的中国报刊研究形成关照.本文借助对《中国报学史》的本体性和史料价值的论述,反思当前报刊史研究的本体思维承继和特殊历史责任.     

民国初年(1916-1918)北京的贫民救济活动——以《晨钟报》为视角

民国初年,北京贫民人数众多、生活困苦.为了改变下层民众的生存状态,社会各界针对不同贫困、弱势群体发起了形式多样的救济活动,展现了官方和民间并举互助、救济方式由传统向现代转型、重视教育救济等救济特点.有力的财政支持、重视民间救济的作用、发挥新闻媒介的宣传和反馈功能是这一时期的济贫活动给我们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