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化视角下我国长护保险体系的构建

综合国内外长期护理保险实践经验,结合现阶段中国国情与长护发展状况,整合国家、社会与家庭三方力量,共同承担长护责任,提出建立“以社会长护险为基础,商业长护险为增值,相互制长护险为辅助”的多元长护保险体系。认为构建该体系的保障条件包括完善法律法规,明确制度内涵;着力发展商业长护险与相互制长护险;完善评估与监督机制,明确制度设计;加强制度宣传,培养专业人才等。     

长期护理保险待遇的混合给付模式何以实现?——基于广州市的实证研究

在我国长护险推行的试点阶段，虽然部分试点开始了混合给付模式的本土化探索，但是单一的服务给付模式依然是不少城市的现行选择，这与国际主流的混合给付模式并不相符。对此，本文以广州市为研究案例，探讨我国长护险待遇的混合给付模式是如何实现的。研究表明，从单一的服务给付到灵活的混合给付，长护险待遇给付模式的转变是地方政府在试点模式下的探索。在路径依赖机制的影响下，“医保逻辑”和生产主义逻辑分别塑造了地方政府对服务给付和现金给付的偏好，广州市引入“替代型现金给付”的灵活混合给付模式，有效地促进了长护险政策目标的实现。广州市的案例表明，我国长护险的混合给付模式是可行且可取的。基于此，应当在国家的法律层面上把长护险设立为独立险种，降低长护险对医保的依附程度，构建起长护险的混合给付模式，并完善相关配套体系。     

代际共居对老年人劳动供给的影响——基于嵌入性理论视角

本文基于嵌入性理论,将老年人个体经济行为嵌入家庭代际关系中,构建一个“代际共居—家庭代际关系—老年人劳动供给”的影响机制,并采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运用IV Probit模型、固定效应模型和倾向值得分匹配法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代际共居能显著提高老年人劳动供给;代际共居的不同细分维度对老年人劳动供给影响的效应值存在差异,其中与经济不独立子女同住对老年人劳动供给影响的效应值最大;家庭代际关系在代际共居与老年人劳动供给之间发挥了中介作用,其中代际经济支持和情感支持对老年人劳动供给产生“促进效应”,代际照料支持对老年人劳动供给产生“挤出效应”。     

中国房价与家庭消费关系的主导机制识别

运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通过综合考察房产财富、房价、预期和未预期房价对不同年龄段有房和无房家庭消费的影响差异,对我国房价与家庭消费关系的主导机制进行系统的实证识别。研究发现：房价或房产财富与年轻家庭消费的正相关性,均显著大于中年和老年家庭;房价对有房和无房家庭消费的影响几乎无差异,与三个年龄段有房和无房家庭消费的影响也均无显著差异;未预期房价仅与年轻家庭消费显著正相关、且大于中年和老年家庭。上述发现拒绝财富效应和信贷约束效应的理论预测,支持共同因素效应的预期收入机制。研究结果表明,仅房价上涨对我国居民家庭消费的促进效应是有限的,未来预期收入增长才是房价和家庭消费关系的主导机制,是促进我国经济良性内循环的重要动力。     

人口年龄结构与居民家庭消费升级——基于中介效应的检验

基于2010、2012、2014、2016年的CFPS家庭微观调查数据,通过固定效应短面板模型、差分GMM与系统GMM短面板回归模型,分析了人力资本在老年（少儿）抚养比影响家庭消费中的中介效应。研究表明,老年抚养比促进了家庭生存消费,但降低了家庭享受消费;少儿抚养比同时降低了家庭生存消费与享受消费;考虑到人力资本的中介作用,老年抚养比的提高增加了家庭生存消费,进一步通过提升健康人力资本与教育人力资本促进家庭生存消费。少儿抚养比降低了家庭享受消费,又通过教育人力资本减缓抑制作用,通过健康人力资本进一步促进了家庭享受消费的降低。基于研究结论,在全面二孩政策及老龄化背景下,提出健康与教育人力资本促进家庭消费的对策建议。     

博弈与理性：农村养老方式的选择

目前我国农村相关配套政策改革滞后 ,导致地区差异越来越大 ,农村社会经济发展越来越不平衡 ,不同地区的农村在家庭养老的方式选择上也呈现明显的差异。依据农村养老主体的不同 ,可以把农村养老分为福利养老、家庭养老、综合养老与自主养老。这些不同的养老方式的选择是多种机制与利益作用的结果 ,文章从博弈论与理性选择理论的视角 ,分析多种养老方式选择的原因以及背后的理性机制。     

新农保政策、农村老年人劳动供给与养老模式

随着我国老龄化、高龄化趋势不断加剧，养老成为社会发展中面临的重要问题。基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数据，在新农保政策实施的准自然条件下，运用断点回归设计方法研究了新农保政策对农村老年人劳动供给和养老模式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新农保政策显著降低了农村参保老年人的劳动供给水平，提高了其与成年子女分开居住和预期依靠养老金收入养老的概率，对家庭内部代际转移支付具有显著的“挤出效应”。进一步研究显示，新农保政策对老年人劳动供给和养老模式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异质性特征。新农保政策对健康状况较差、中西部地区弱势老年群体的劳动供给降低程度更高，有助于提升弱势群体福利水平。建议提高新农保政策保障水平，对弱势老年群体加大政策倾斜力度，推进我国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的均等化建设。     

非正规金融、社会资本与主观幸福感 ——基于CFPS数据的研究

文章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运用中介效应分析研究非正规金融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机制,运用ordered logit模型研究社会资本在非正规金融与主观幸福感关系中的作用。研究结果表明,非正规借入对主观幸福感存在显著负向影响,其中消费、健康的途径存在中介作用,而创业的途径没有发挥中介作用;非正规借出对主观幸福感也存在显著负向影响,收入的途径存在中介作用;社会资本对主观幸福感存在显著正向影响,同时对非正规金融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存在调节作用。通过采取措施强化以上影响机制的积极作用,削弱其消极作用,可以缓解非正规金融活动带来的主观幸福感损失。     

公共产品供给对农村家庭消费的影响——基于多层模型的实证研究

扩大农村家庭消费是促进整个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状况是影响农村家庭消费的重要因素,同时,农村家庭消费也受到家庭特征的影响.因此,研究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与农村家庭消费,需要控制家庭因素的影响,这使得农村家庭消费影响因素有多层结构的特征.利用2008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中的家庭和社区数据,运用多层模型实证研究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对农户家庭消费影响的结果表明,农村家庭消费状况因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状况而异;农村交通状况对农村家庭消费有显著影响;燃料基础设施和村公共财政支出在随机截距模型中对家庭消费有显著影响,但在随机系数模型不显著.     

房价上涨对我国城镇居民消费的影响——基于城镇家庭跟踪调查的研究

居民消费是目前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而房价上涨会影响城镇家庭的资产总额和资产结构,从而影响城镇居民消费。本文分析发现:城镇家庭的房产对耐用品和非耐用品都具有财富效应,而金融资产的财富效应仅体现在非耐用品消费;样本家庭房产对于城镇家庭耐用品消费的消费效应高于金融资产,房产对于城镇家庭非耐用品的消费效应高于金融资产;房产占总资产比重的增加主要影响城镇家庭的耐用品消费;房价上涨对于打算购房的家庭的非耐用品消费具有明显的预算约束效应。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养老服务供给指数测度与时空演化特征研究——以共富示范区浙江省为例

本文构建养老服务供给指数测度指标体系,以共富示范区浙江省为例,研究其在2010—2021年养老服务供给能力及时空演化特征,并基于面板回归模型解构时空演化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全省养老服务供给能力整体呈上升态势;高供给区域对相邻地区具有正向溢出效应;养老服务供给区域差异不断缩小,但仍存在梯度效应;财政自给能力、转移支付力度、城镇化水平、交通支撑能力、养老保险基金累计结余对养老服务供给影响显著。据此,本文提出发挥区域空间联动效应、优化财政投入方式与结构、完善养老保险基金市场化投资运营机制、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优化交通网络空间布局等政策建议。     

直接财政补贴、间接财政补贴与农村养老服务需求

本文尝试构建了一个包含直接财政补贴、间接财政补贴对居民养老服务需求的消费函数模型与理论框架分析，系统诠释了直接财政补贴与间接财政补贴对农村养老服务需求影响的作用机制与影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1)财政补贴是推动农村养老服务需求提升的有效动力。直接补贴与间接补贴作用机制不同；直接财政补贴作用居民有效提升了农村居民的收入，从而刺激养老服务需求的提升；间接财政补贴作用养老机构，增加了养老服务的有效供给，在市场供需刺激下，提升了居民的有效需求。(2)长期来看间接补贴对农村居民养老服务需求的提升效果优于直接财政补贴，直接财政补贴的短期促进效应要优于间接财政补贴；另外直接补贴与间接补贴效果存在地区差异性。因此在促进农村居民养老服务需求提升时，要考虑长期的养老服务效用，建立更加灵活合理的财政补贴制度，同时不可忽视农村地区经济的发展。     

老龄化背景下家庭养老与农村居民消费的关系——基于CHFS数据的实证检验

在构建家庭养老与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关系理论框架的基础上,利用农户家庭调研数据,实证检验了家庭养老对农村居民消费支出的影响。结果发现,家庭养老对农户家庭人均消费支出有负向影响,且对中部地区的农户家庭人均消费支出影响要大于东部及西部地区;家庭养老对衣着、居住、生活用品、教育文化娱乐、交通通信支出有负向影响,对食品、医疗保健支出有正向影响,且对中部地区的消费支出类别影响大,而对东部、西部地区的影响小。     

农民工市民化的家庭消费效应研究：来自中国的证据

使用中国家庭收入项目（CHIP）调查数据,以家庭为基本研究单位,通过把城镇常住人口家庭划分为普通城市居民家庭、农民工市民化家庭和农民工家庭,以避免直接用农民工家庭与城市居民家庭的消费差量衡量农民工市民化消费效应的估计偏误,试图更加准确地估计农民工市民化的家庭消费效应并检验社会保障的作用。研究表明：农民工市民化能够显著提高家庭边际消费倾向,并且农民工市民化家庭的边际消费倾向比普通城市居民家庭高;农民工市民化还能降低家庭生存型消费在总消费中所占的比重,提高发展与享受型消费占总消费的比重,逐步改善消费结构;并且农民工市民化对家庭消费的影响不是一次性的,它通过：农民工市民化—家庭消费改善和教育水平与就业能力提高—总收入增加—家庭消费进一步提升,持续地推动家庭消费的增加,按现有速度测算,如果将我国1亿农民工家庭全部市民化,每年至少新增国内消费约5万亿。     

影响老年人参与居家养老服务评估的因素分析和对策建议——基于居家养老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老年人参与服务评估对于居家养老服务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但从实践看,当前老年人对居家养老服务的评估参与度不高。本文基于全国城乡居家养老服务的调查数据,分析和判定影响老年人参与居家养老服务评估的因素。首先,根据研究方向建立假设并选取相关变量;其次,对老人参与居家养老评估作整体描述;再次,运用logit回归分析寻找影响老人参与居家养老服务评估的因素。结果发现,家庭规模对老年人参与居家养老服务评估的影响非常显著。最后,文章提出增强家庭抗风险能力、加强法制建设,将居家养老服务的评估考核机制纳入法律框架等政策建议。     

民族地区机构养老服务政策执行影响因素探析——以甘南藏族自治州为例

对民族地区机构养老服务政策执行影响因素的探析,有助于纠正该政策在民族地区执行中的偏差。以甘南藏族自治州为例,探讨影响民族地区机构养老服务政策执行的主要因素有:政策标准与当地现实不够适切;机构设置和人员编制不够到位,医护人员和服务人员严重缺乏;政策执行主体对政策认识不足,其他社会主体在政策执行过程中缺乏参与;目标群体对机构养老服务政策接受程度较低;特殊的自然环境导致部分老年人迁移;传统家庭养老及互助养老对机构养老存在挤出效应;地区经济发展落后对政策执行效果存在显著影响。     

广州市医养结合发展现状以及对策思考

我国正面临着日益加重的老龄化问题,这一问题随着医养结合政策的实施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本文以广州市为例,通过资料调研与数据整理,发现广州市医养结合发展快速,但是也存在医养医疗资源浪费、服务单一且深度不够、长护险不够普及以及公众接受度不高等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广州应该继续加大对医养结合的投入力度,优化和整合资源,提高资源利用率,进一步普及长护险的医养结合新模式,缓解养老压力.同时学习医院管理的先进经验,提高医养结合服务管理水平,也可以通过信息技术以及人工智能等高科技手段提高服务水平.     

我国商业长期护理保险市场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探析——从理赔视角

商业长期护理保险作为新型险种,在我国健康保险市场上一直处于"叫好不卖座"的状态。通过比较分析美国成熟商业长期护理保险的理赔模式,探讨我国商业长期护理保险理赔模式及理赔服务的缺陷,并对其造成的市场有效需求不足现象进行阐释,进而为该险种理赔模式改进提出建议和可行性措施:积极推动对商业长护险理赔服务的国家政策支持及税收优惠政策;建立健全法律法规,使商业长护险理赔模式改革有法可循;建立管理式护理服务系统;通过电子护理平台联接管理式护理体系和社区护理体系;建立社区理赔责任护理制度等。     

房产税改革对城镇居民家庭消费支出的影响——来自2011年房产税改革试点的证据

以2011年在上海和重庆两地推行的房产税改革试点作为准自然实验,基于CFPS家庭微观数据采用倍差法实证分析了房产税改革对城镇居民家庭消费支出的影响和具体作用渠道。研究发现,总体上看,房产税改革试点政策对城镇居民家庭消费支出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这种抑制作用对重庆城镇家庭和有且仅有一套房家庭的消费支出尤其明显。房产税改革试点政策的收入效应、预防性储蓄效应和负向财富效应是其影响城镇居民家庭消费支出的作用渠道,通过降低城镇居民家庭的可支配收入、增加预防性储蓄以及减少住房资产价值,进而挤出其家庭消费支出。研究结论对于未来房产税的推广和居民消费潜力的释放提供了政策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