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文入韵与结韵套语向通俗小说“有诗为证”程式之演进

敦煌变文引入韵文前的引端套语又可称为前导语,随着变文的发展而发生变化,主要经历了无引端套语、有程式化引端套语与"诗曰"程式出现三个阶段,从其成熟度或程式化程度,可以推断通俗小说"有诗为证"套语程式蜕变于何时何类作品。结韵套语主要是对前面所引韵文进行解释、过渡,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使韵文不再是孤行直起之文,其程式化可见变文叙事语言的成熟与叙事思维的系统性,这标志着变文由讲唱文学正在逐步向案头化靠拢,也预示着变文日渐向成熟的小说文本创作行进,为宋元话本小说创作做好了充分准备。     

敦煌讲史类变文与成人仪式考论

历史故事是敦煌变文的重要题材来源,其中如《伍子胥变文》《李陵变文》《舜子变》《前汉刘家太子传(变)》等,在历史事实和史籍记载的基础上,大量融合民间传说而形成自己的故事结构与情节。仔细考察上述敦煌讲史类变文故事的核心要素,可以发现其与上古神话和古史传说的密切关系,其中蕴藏着丰富的仪式文化内涵,既反映了古代成人仪式文化对敦煌变文的深刻影响,也反映了仪式文化在敦煌变文传播中的潜在推动作用     

中国百年学术缩影：百年敦煌文学研究及其反思

自1900年敦煌藏经洞发现以来,已有120余年的历史。敦煌文学百余年的发展,见证了中国百年学术的兴衰,成为中国百年学术的缩影。敦煌文学的每次飞跃性发展,几乎都离不开敦煌文学文体研究的推动。从1909年蒋斧《沙州文录》到1929年郑振铎《敦煌的俗文学》,再到1987年周绍良《敦煌文学刍议》,从早期敦煌佛曲到敦煌变文再到讲唱文学,“敦煌文学”的概念不断得到发展和确立,从模糊到逐步清晰。在百余年发展中,敦煌文学研究中的争议与分歧,有些逐步达成共识。而走出“就敦煌而说敦煌”的狭小天地,用开放的眼光开展多学科合作等学术理念,也逐步成为当下敦煌学界的共识。     

试论敦煌变文同义复词的研究价值

敦煌变文为敦煌俗文学作品中最具分量及影响力者,同义复词则是古代汉语里一种特殊而重要的语言现象.对敦煌变文中的同义复词进行研究,主要有以下三方面的重要价值:其一,能够促进敦煌变文的整理水平;其二,能够提高大型辞书的编纂质量;其三,能够为汉语史研究提供丰富资料.     

从愿文复数表示法看复数词尾"们"的产生

敦煌愿文作为敦煌俗文学作品之一 ,与变文一样对于汉语史的研究具有不可忽视的参考价值 ,它保留了唐、五代时期的原始状况 ,能够比较真实地反映当时的语言风貌。此文拟考察愿文中的复数表示法 ,试将其与宋代“们”的早期用例作一比较 ,并同元代白话碑中的用例相参证 ,考察复数词尾“们”(每 )发展演变的轨迹     

抉精发微 盛文生辉——解放以来全国敦煌语言学研究述评

我国的敦煌语言文学研究开始于本世纪二十年代,罗振玉《敦煌零拾》(1924年)、刘复《敦煌掇琐》(1925年)、罗常培《唐五代西北方音》(1933年)、许国霖《敦煌杂录》(1936年)等率先辑录、整理韵书、变文、曲词、诗歌等敦煌残卷佚篇。王国维、刘师培、缪荃孙、陈垣、郑振铎、向达、王重民等又陆续撰写题跋、考镜源流、积极评介敦煌语言文学作品,为敦煌语言文学研究打下坚实有力的基础。 全国解放以后,敦煌语言文学研究进入新的阶段,先后出版王重民《敦煌曲子词集》(1950年)、周绍良《敦煌变文汇录》(1954年)、任二北《敦煌曲校录》(1955年),姜亮夫《瀛涯敦煌韵辑》(1955年)、王重民等编《敦煌变文集》(1957年)、蒋礼鸿《敦煌变文字义通释》(1959年)等,敦煌语言文学研究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经过“文化革命”的十年停顿之后,从1979     

敦煌演史类变文的美学特征及其小说史意义

现存的敦煌演史类变文 ,宗教意识甚淡 ,世俗气息颇浓 ,民间的道德色彩、观念情绪灼然可见 ,并且在不同程度上将历史人物事件神异化、传奇化和戏剧化 ,以体现世俗民众的审美趣味。它们在题材内容、思想意趣、战争描写、情节建构及叙述体式等方面 ,对后世的讲史平话、历史演义产生过一定的影响。可以认为 ,敦煌演史类变文标志着中国通俗历史小说的正式起源     

敦煌变文三议

<正> 对于敦煌变文的艺术价值,历来众口一辞、交相赞誉。但是,在有关变文研究的一些问题上,人们的认识很不一致。本文拟就几个问题质疑并直陈浅见,以期得到指教。一、煞费推敲的“俗讲”多少年来,在“俗讲”这一名目上人们化费心血不少,然歧义甚众,误讹亦多。如: 1.“‘俗讲’则多佛经故事,加以演染而成。‘变文’即为‘俗讲’之话本,故其文中,多系事实。”(周绍良《敦煌变文汇录·叙》) 2.“到隋唐时代,封建帝王一再提倡佛教,寺院里的讲经更加盛行,并逐渐转向通俗化,出现了‘俗讲’这种形式。佛僧们……把佛理经义加以通俗的演绎,利用佛经散韵合体和民间的说唱形式进行演唱,这种俗讲的底本也是变文。”(张锡厚《敦煌文学》) 3.“变文最初是寺院里以通俗语言解说佛经故事的一种‘俗讲’……”(《中国古     

敦煌写本《汉将王陵变》的口承性及其文本属性

敦煌写本《汉将王陵变》是晚唐五代时期《汉将王陵变》讲唱的写本,是对某一次特定的《汉将王陵变》讲唱的记录或抄写,也是对《汉将王陵变》讲唱传统的记录或抄写。它为探讨王陵故事在讲唱传统与书写传统之间发展演变的规律提供了可能,研究它的口承性及其与书写的互动,以及写本的文本属性,对认识敦煌讲唱文学写本的生成与文本形态以及拓展敦煌讲唱文学写本研究的视野,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敦煌民间文学中的民族观探析——以变文为中心

敦煌变文作为地方性民间文学的代表,体现出敦煌百姓的审美特性和思想倾向。和传统的中原文化相比,敦煌变文由于所处年代,地域和受众的区别,蕴含着独特的民族观。其流民意识,边域意识及民间意识都不同于前代后世的中原文化。其中差别体现出在国力强弱,地域内外和执笔者文学素养等不同观照角度下的人文内涵。     

变文写卷的应用形态论析

变文是敦煌遗书发现的作品中最受关注的对象之一,变文写卷的抄写格式、抄写内容、抄写人及同卷内容关联性等要素表明,并非所有的抄卷都是讲唱的底本,有一些只是讲唱僧记诵唱词内容的习抄本,还有一些是与敦煌学郎教学相关的读本。可见,变文诸写卷之间的文献差异,以及同卷各文献之间的内在关联中还有很多有价值的内容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敦煌曲子词与民间早婚风俗

在敦煌本《云谣集杂曲子》里,有一组词是歌唱十五、六岁的小姑娘恋爱和婚配的,另外,在敦煌遗书的其他变文写本里,也读到一系列二八佳娘出嫁的资料。列宁曾说托尔斯泰是“俄围革命的镜子”,不言而喻,文学是生活的一面镜子,那么,我们从唐代敦煌文学作品里,去研究那个时代的社会生活和风俗习惯,应当是能得出正确的结论的。如果我们从     

曹植“诵俳优小说”与白话小说的起源

《三国志》注引《魏略》关于曹植"诵俳优小说数千言"的记载具有重要的小说史价值。通过对先秦汉魏俳优俗赋的考察,可以发现曹植所诵"俳优小说"实则是俗赋。相关的出土文献、传世文献均表明,在汉魏六朝时期,俗赋已经发展出以演诵故事为主的一脉,成为唐宋说唱文学的源头。以"俳优小说"为切口和出发点,继续考察敦煌俗赋与变文、话本的关系,可以发现俗赋是唐宋转变、说话等讲唱文学产生的文体基础。据此可以推论,白话小说的母体源出于汉魏六朝以来的俗赋。如此则可将中国白话小说的起源追溯至汉魏六朝时期的俗赋。     

敦煌文学与唐代讲唱艺术

本文对敦煌文学资料及其所提出的基本理论问题进行了总结性的讨论。首先对敦煌文学作品分类问题展开论述,指出传统分类的缺陷,明确了敦煌作品作为表演艺术之底本的本来性质,在否定传统三分法的基础上,提出了以讲经文、变文、话本、词文、俗赋、论议、曲子辞、诗歌为体裁样式的敦煌文学的概念体系。其次,以历史上的中西文化交流为背景,论述了敦煌文学各品种的文化渊源,认为唐代讲唱艺术是西方文化和中国本土文化相融合的果实。最后,论述了敦煌文学资料对于中国文学研究的意义,作者认为敦煌作品不仅向研究者提供了新的资料,而且提供了一种新的视野和新的思维。     

吐蕃时期敦煌计口授田考——兼及其时的税制和户口制度

唐德宗建中二年(公元七八一年)吐蕃占领敦煌。唐宣宗大中二年(公元八四八年)张义潮收复沙州。其中几十年间,河西地区的田制、税制和户口制度,史书上无记载。幸丽敦煌藏经洞保存了一批吐蕃时期的公私文书,给我们研究这一时期河西的历史提供了若干线索。本文拟据现有的吐蕃时期敦煌资料对当时的田制、税制和户口制度等做一初步的探索。(一) 敦煌遗书中存有两份吐善时期的敦煌田册残卷,这两份残卷现存英国伦敦博物院,国内尚未见引     

试论变文的消亡

众所周知,有唐一代的变文讲唱蔚为大观。但自北宋后有关的记载少之又少且语焉不详。这是否就是说它在北宋就消亡了呢？研究中国俗文学并给变文定名的郑振锋先生是这样说的：“后来也因为僧侣们愈说愈野,离开宗教的劝诱目的太远,便招来一般士大夫乃至执政者们的妒视,到了宋代（真宗）变文的讲唱,便在一道禁令之下被根本的扑灭了。”①此说一出,几成定论,许多有关敦煌文学的论著都沿袭之。②但事实上,郑先生一未给出根据,二无具体论证,因此有必要对此问题进行重新检讨。一、变文消亡的时间在宋代较早提到俗讲变文的是张齐贤的《洛阳…     

敦煌变文中一些新生的语法现象

敦煌变文是唐代寺院僧侣用来向听众宣传佛教教义的一种通俗文学,它通常是用讲一段散文堪一段韵文的“讲唱”形式来宣传佛经中的神变故事。一般一篇变文讲的就是一个故事。为了让听众都能听懂,变文的散文部分的语言基本上与当时的口语相一致,韵文部分使用的一般也是当时较为通俗的词语。研究变文的语言有助于我们对中古汉语     

敦煌文学研究座谈会在兰州和敦煌两地举行

为推动敦煌文学研究工作的发展,在中共甘肃省委亲切关怀下,在敦煌文物研究所大力协助下,在省内外有关单位、有关同志热情支持下,我院于七月二十四日至八月五日,在兰州和敦煌两地召开了敦煌文学研究座谈会。出席座谈会的,有全国各地从事敦煌文学研究和教学工作的专家、教师四十余人。他们当中,有年逾古稀、以编著《斯坦因劫经录》而蜚声学术界的郑州大学刘铭恕教授,有在敦煌石窟工作三十六年、对敦煌艺术有深刻研究的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长段文杰研究员,有从四十年代就开始研究敦煌变文的山东大学关德栋教授,有在解放初期就从     

关于敦煌文学发展的历史进程

敦煌文学研究已走过了近百年的漫长进程。出现了一批又一批敦煌文学研究的专家学者和优异成果；在整个敦煌学研究中，敦煌文学研究也是处于诸多分支学科最前列的分支学科之一。然而，对敦煌文学发展的历史过程进行全面考察研究，迄今仍是不够的。这种状况自然影响到对敦煌...     

敦煌变文校勘零札补记

近几年来,各地刊物上相继发表了一批补校《敦煌变文集》(以下简称《变文集》)的文稿,足见学术界对于此项工作的重视,也是对于修订重版《变文集》的呼吁的积极响应和有力支持。笔者在完成拙稿《“亡空便额”校释质疑》(发表于《中国语文通讯》1983年第5期)、《敦煌变文校勘零札》(《社会科学》1983年第6期,以下简称《零札》)和《敦煌变文校勘零拾》(《中国语文》1984年第1期,以下简称《零拾》)之后,又有机会重新研读《变文集》和诸家校订著作,复得有关校勘的笔记若干则,爰作《敦煌变文校勘零札补记》,以供《变文集》修订的参考,并继续向海内外专家们求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