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民间习惯法的民俗特征——以清末民初民事习惯调查资料为例

民间习惯法作为一种非物质民俗,规范并调整了个人之间、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利益关系。民间社会赋予民间习惯法很多强制性力量,使它有一种“准法律”的效力。国家通过审判对民间习惯加以认可和接纳,使国家法与习惯法得以相互配合。本文主要以清末民初的民事习惯调查资料为依据,通过对其中民间契约的分析,试图探讨晚清民间习惯法的民俗特征。     

论民事习惯法与民法典的关系

习惯历来是我国民间调整社会秩序的一种补充手段.我们在制定民法典时不能忽视对习惯法的借鉴与吸收.制定法与习惯法间有冲突但也有互动.要透过习惯法中的纷扰看其本质,去其糟泊取其精华,将其上升为法律,只有这样的法律,才能深得民心,发挥长效.     

论交易习惯的性质

我国合同法明确规定了适用交易习惯的情形.法学意义上的习惯不单是指一种行动,也是一种行动模式、一种规范;而习惯法是已经具备了普遍的法律拘束力的习惯.前者是普通规则,后者是法律.参考各国的立法体例再联系我国合同法的立法现状、社会现实,我国合同法上的交易习惯应兼具习惯与习惯法两种属性.     

论交易习惯

我国<合同法>中明确承认了交易习惯作为一种补充法源存在,对交易习惯概念的理解将直接影响其法律适应.交易习惯的意义,大陆法系上有"习惯说"与"习惯法说"之争,我国<合同法>上的交易习惯兼指习惯与习惯法,适用于合同条款的解释、合同漏洞的弥补、规范合同行为.交易习惯在法律适用中和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并不会因为法律的日益明确而减小,因此,我国有必要在立法中进一步明确交易习惯的地位,以克服成文法的局限性,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要求.     

国际人道法研究的新成果——《习惯国际人道法》

习惯作为国际人道法的主要渊源之一,是国家行为的准则和司法机构判案的依据。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研究报告——《习惯国际人道法》对这一渊源进行了全面研究和系统归纳,是该领域研究的一项重要成果。但就性质而言,它属学术成果,不具法律拘束力。研究报告试图建立一套对任何类型武装冲突均适用的习惯国际人道法规则的意图是不现实的;它在确立某些习惯法规则时论证不够充分;对国际人权法判例的运用也并不总是恰如其分。     

近代中国民法典编纂中的“习惯法”

在近代中国法律移植运动中，各种新型法律概念生成。“习惯法”一词正是1911年《大清民律草案》借鉴《瑞士民法典》的产物。在现代民法典编纂过程中，如何认识、界定、评价、吸纳与整合既有的本土习惯是一个重要课题。清末，“习惯法”作为法律渊源虽然在立法中确立，但由于缺乏实证化和司法化的机制，导致民商事习惯无法转化为确定的形式化法律条文，民商事习惯调查成果也被束之高阁。民国以降的主流法律理论深受德国思想影响，倾向于贬抑“习惯法”的作用。近代中国法律史上“习惯法”的命运，对当下中国的民法典编纂，仍然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     

从实证角度解析“习惯法”概念

习惯法是起法的作用的习惯。习惯法的外延包括:国家法律明确认可的习惯;司法活动中实际运用的习惯;其他纠纷解决方式中运用的习惯。不能认为只有包含权利、义务或责任的内容的相关才是习惯法;也不能认为与国家制定法冲突的习惯就不是习惯法。与国家法冲突的习惯是否属于习惯法恰恰是法律多元化研究的重要且主要的课题之一。习惯法与各种非立法机关制定的行为规范不同,与民间法存在交叉重叠之处。     

客家学与法学研究遗忘的领域:客家民事习惯法

客家族群特殊的文化与地理分布,形成了客家民系独特的民事习惯法,但一直未得到客家学和民间法研究的重视.客家民事习惯法以历史传承坚韧、商事习惯稀少和物权、亲属规则发达为鲜明特征.客家民事习惯法不但内容丰富,而且在土地坟山、契约和亲属继承等方面,具有独特的规则与含义.以"滴血发誓"查证事实的方式,对查明案件事实更是颇具功效.在客家地区,合理引入客家民事习惯法作为正式国家法的补充,在民事调解和司法裁判中具有现实意义.     

法律多元视域下的晋商行规习惯法考量

法律多元的视角下,习惯法与国家法共同构成了法的重要内容.晋商行规以权利义务为中心,运用各种强制手段保障其得以实施,是区别于一般习惯的习惯法.以公平、诚信为宗旨的晋商行规习惯法是晋商取得辉煌成就的重要制度保障.     

青海世居少数民族习惯法的正向功能探析

青海世居少数民族习惯法分属藏传佛教信仰习惯法与伊斯兰教信仰习惯法两大体系,这些习惯法至今仍然发挥着一定的现实功能,对青海世居少数民族公民的心理与行为选择产生着深刻影响,并进而影响到国家法在民族地区的实施。青海世居少数民族习惯法的正向功能分为规范功能和社会功能,前者包括指引、评价、教育、预测、强制等方面的功能,后者包括秩序维护、信仰维系、族群认同、文化传承、心理调适等方面的功能。     

论环境侵害与环境法理论的发展

环境问题主要表现为环境污染和环境破坏这两种现象.环境污染和环境破坏所造成的侵害是现代社会新型侵害行为,其概念至今尚未统一;且其具有与传统侵害行为迥异之性质,致使传统法学理论在日趋严重的环境危机面前不得不重作调整,从而推动环境法理论的发展.     

典制中的风俗及习惯法要素

典之风俗不一定形诸文字,但它却活生生地存在于民间,它以习俗、角色、交易规则等形式实际上构成了民间土地交易的习惯法.对典之风俗的初步分析使我们看到了基于一套完整规则的多边交易结构,在其中亲邻、中人、原业等角色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进一步的分析表明:典制的习惯法体系表现出顽强的独立性和自足性,为此它构造了自身的交易过程、优先级、契约格式、合法性保证、权利结构,以及具有惊人的灵活性的回赎及绝买方式.凡此种种,足以证明一个经历了多年实际运行的独立的民间习惯法秩序的存在.     

农村环境法治视野下的环境习惯法探析

在依法治国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时代背景下,构建农村环境法治秩序是解决农村环境问题的必然选择.但在我国农村环境法治建设的过程中,还要吸收农村固有的习惯、传统,从而使国家制定法与农村传统习俗相融合,构建符合我国农村现状的环境法治制度.环境习惯法是历史的产物,它的作用不会因为国家法的扩张而萎缩,也不会被国家法取代.所以国家制定法与环境习惯法并不是此消彼长的关系,而是和谐相处、共同发展的关系.     

习惯国际法构成要素的法理学思考

在传统国际法领域,习惯国际法主要是一种描述性规则,因而对国际实践的要求比较严格,在司法中也主要依据相关国家的实践来鉴别。随着国际社会的不断发展以及国际法新领域的开辟,国家实践已经不足以作为判断习惯国际法的标准,而规范性要求具有重要意义,国家接收成为判断习惯法是否成立的主要因素。     

略论民事习惯在民初司法中的作用

民国初年,是我国民事法律从传统走向近代化的过渡时期.由于民法典尚未颁布,不得不把民间惯行之民事习惯输入司法领域,以济制定法之穷.民事习惯作为重要法律渊塬正式进入司法领域,在中国民事法律现代化初期起到了极为复杂的作用.本文以"民事习惯在民初司法中的作用"为题,从民事习惯成为重要法律渊源的必然、民事习惯发挥作用的机制、民事习惯在司法中的实效等三个方面,对民事习惯的作用加以讨论.     

订婚习惯法与国家制定法冲突的实证研究——我国西北农村地区订婚习惯法透视

订婚习惯法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经历了一个从习惯法到制定法再到习惯法的发展历程,虽然我国现行法律没有规定订婚,但在实际生活中,特别是在农村订婚普遍存在,因订婚引起的彩礼纠纷日渐突出.新时期的订婚习惯法与过去相比发生了很大变化,分析对比这些变化,指出订婚习惯法与国家制定法之间的矛盾冲突,对于我国制定法正确引导订婚习惯法的发展,解决社会现实问题有着重要意义.     

布依族的婚俗特点和性禁忌的法价值

在现代社会中,民族习俗仍然是法的重要渊源之一。布依族的婚俗和性禁忌与该民族的习惯法融合而生。其婚姻习俗是布依族文化的集中反映;而性禁忌虽然充满了神秘色彩,但其中也有许多积极因素。国家在法制建设尤其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对于民族习惯法应兼采包容与批评的态度,吸取其内在合理的价值,在民族地区促进国家法与习惯法的互动。     

环境法功能进化的层次与展开——兼论我国第二代环境法之发展

各种利益在斗争中谋求承认是环境法进化的动因.重视全过程治理,从利益限制演变为利益增进是环境法功能进化的基础层次;重整环境责任机制,从利益衡量演变为倾斜保护是环境法功能进化的递进层次;在增长基础上实现再分配正义,从利益分享发展到利益普惠是环境法功能进化的至善层次.第二代环境法是环境法功能进化过程与结果的统一,其具有"超回应型法"特征,追求经济利益与环境利益共赢,以互助为基本运行机制.     

巴楚民族文化圈纠纷解决机制论略——在历史文化视野下的考察

渝湘鄂黔毗邻地区巴楚文化圈内各民族人民,在长期的社会生活实践中累积了一系列的习惯法规范和程式,构成了颇具特色的纠纷解决机制,并在国家法制与各民族传统习惯法的冲突、调适、整合过程中呈现出多元化发展趋势,形成了多种纠纷解决模式,即自我约束模式、习惯法调解模式、国家法介入模式、习惯法与国家法共同作用模式.这些纠纷解决机制的运行,整合了习惯法、传统习俗、道德力量、宗教因素各方面的资源,最终实现社会控制的目的.     

少数民族习惯法界定问题刍议

少数民族习惯法的存在在学界已经得到越来越多的肯定,但对于"何为民族习惯法"这一问题仍欠缺深入的讨论。本文在梳理学界对民族习惯法已有的界定的基础上,提出了作者对该问题的看法,认为:民族习惯法是与国家法并行的一类特殊的法规范——民族习惯法属于民族习惯但民族习惯不必定是民族习惯法;国家法(包括以民族习惯为素材创制的国家法)也不是民族习惯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