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理性抑或象征理性——萨林斯对形式主义知识体系的解构与反思

萨林斯从象征理性层面,对形式主义知识传统进行了全面解构,形成了文化理性制约经济实践、物质实践由文化构成的著名命题。萨林斯批判了功利主义人性论,探讨了西方人性中关于"罪恶"、"利己"和"需求"等观念的道德根源,认为这种人性观是西方宗教宇宙观在现代社会的复归。最后,他基于对部落民族经济社会关系实践逻辑的考察,驳斥了经济理性、理性选择、理性人等抽象观念,赋予了人类经济行为以坚实的文化基础。但由于过度强调文化因素,萨林斯陷入了文化决定论困境,他忽视了多种文明形态中人类经济社会行为逻辑的多重性与复杂性。     

实践哲学视野中的"理性不及"观念

“理性不及”观念在哈耶克的整个自由主义理论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但就揭示理性的局限性而论,其一方面继承以休谟为代表的苏格兰启蒙政治哲学,另一方面又回溯到亚里士多德的“实践智慧”,这无疑会对当代政治哲学采取实践哲学的研究理路产生重要启示。     

实践理性视域中的和谐问题

在西方哲学史上,对于和谐问题的探讨经历了从理论理性到实践理性的视角转换。作为实践哲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第一次从真正意义上实践理性的视角阐明了和谐的真正依据。而在实践理性的视域中思考和谐问题所带给我们的一个启示：人类实践活动的反主体性效应,是人所面临的各种冲突和危机等不和谐现象的总根源,但实践本身也是解决这些冲突、危机,实现和谐的总途径。在实践活动中实现和谐必须在对实践理性的三个方面即工具理性、交往理性和人格理性进行反思的基础上才是可能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在实践理性中包含着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和谐的真正诉求。     

辩证法与实践理性

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在"理论理性"的层面上理解辩证法的本性、主题与功能.自康德以来,这种意义上的辩证法遭遇到严峻挑战.从实践理性的层面重新阐释辩证法,巳成为深化辩证法研究所面临的重大任务.立足于现代社会生活实践,个人"主观性视角的有限性"与社会生活"他人视角的无限性,,之间所存在的矛盾,为辩证法克服理论理性层面辩证法的抽象性和虚幻性,实现从理论理性向实践理性的转向提供了重要的生长点和问题意识,在承认"理性多元论事实"的前提下,通过"对话"、"宽容"与"相互承认",来寻求这一矛盾的克服,实现社会的团结与社会的统一性.这构成了作为实践理性的辩证法的核心内容.     

试析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中的实践理性

康德将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决然二分,而黑格尔则将这两种理性看作是同一个理性的不同发展阶段,他们两者关于理性的区别集中体现在对实践理性的不同界定上。黑格尔将实践理性分为三个阶段:快乐与必然性、心的规律和自大狂、德行和世界进程,他认为后两个阶段即是康德的实践理性,并从三个方面对其进行了批评。在黑格尔看来,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这两种理性,在理性的第三个阶段——自在自为地实在的个体性——中,并最终在社会和国家中实现了完全统一,使理性获得了其真实的客观现实性,从而过渡到精神这一意识的最高环节。文章即以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为主要文本依据探讨其实践理性学说。     

从理论理性到实践理性:“后形而上学”视野中的辩证法阐释——读贺来的《辩证法与实践理性》

如何在当代哲学思想语境中推动辩证法理论的深化,探求辩证法的当代合理形态,是马克思哲学的一个重大课题。国内知名学者贺来教授的《辩证法与实践理性》一书,以大量的经典文献为基础,史论结合,以独到的哲学理念深入思考,提出对于辩证法的理解应从理论理性转向实践理性,并围绕着这一基本观点,在后形而上学视野与实践范式中对辩证法的当代合理形态予以深层探讨,使其呈现出全新的意义。     

良知与纯粹实践理性

本文在对王阳明的良知、致良知、知行合一的概念和康德的纯粹实践理性概念的简要分析的基础上,对良知与纯粹实践理性进行了比较研究。在承认出自不同文化背景的道德实践理论的可比较性前提之下,本文指出两者相似之处在于共同的概念内涵、先天性、普遍性及其在各自体系中的重要性;而相异之处则在于理论归旨、形式化程度、在论证过程中的不同作用等。     

哈贝马斯论实践理性与交往理性

哈贝马斯详尽研究了在近现代思想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实践理性概念,认为实践理性开启了理性主宰社会整合、个人行动自律和人类自我立法时代。但实践理性忽视了话语的力量,没有注意到话语在行动中所起到的中介作用。因此,哈贝马斯用交往理性改造实践理性,以重建理性的语用学维度,恢复理性的话语力量。这样,交往理性就可以依据主体间的普遍同意,采用言语这种非强制性力量,为社会提供出理性整合的原则,以重建合理化的现代社会。从这个意义上说,从实践理性前进到交往理性,开掘出交往理性内蕴的话语力量,对于哈贝马斯以交往行动理论为基础和中心的社会批判理论体系的建构就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价值和意义。     

康德实践理性视域中的德性幸福观

传统伦理思想中人们对幸福的追求有感性主义幸福论、理性主义自我实现论以及宗教禁欲主义,都不同程度上存在着幸福与道德相割裂的疑难。康德坚持"道德不是幸福,但道德是配享幸福的条件"。德性幸福观,是对传统物质主义幸福观的批判,也是对传统理性主义自我实现论者道德即幸福以及宗教德福轮回思想的审视和提升。康德的幸福观与其实践理性的理念是密切结合的,知性和理性、自然和自由的区分以及形而上学的道德自由指向,构成其实践理性理解的前提;德性幸福观是其实践理性的贯彻和道德自由观的体现。     

中国现代人本主义美育思想的实践理性与融合视野

中国现代人本主义美育思想并非纯粹的理论建构,其思考路向和问题设定都与中国社会的具体现实问题紧密相关,把美的情感教育落实于具体的"立人"实践过程中,表现出强烈的实践理性追求和现实针对性。作为系统的理论建构,中国现代人本主义美育思想又融合着中西美育思想的精华,在借重中国古典美学思想传统的同时,又沿着西方哲学固有的传统思路,以"知、情、意"对应"真、美、善",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现代美育理论与席勒、康德、卢梭和尼采等人都有着深刻的联系,具体表现为对于感性、生命、情感,人的个体存在价值及其意义的探讨和分析。     

实践理性及其筹划本质

理性是人类永远追问的话题。传统哲学把理性仅仅看作是由认知型思维方式形成的认识理性。康德最早提出了实践理性概念,并将理性区分为认识理性与实践理性,黑格尔也用唯心主义世界观论证了实践理性。这些都没能解决实践理性的科学性问题,只有从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的视角出发,才能突破传统哲学对实践理性的认识。在人的实践活动过程中存在着思维对存在的筹划关系,这种筹划关系形成活动主体的筹划型思维方式,筹划型思维方式是实践理性的思维方式。     

理性视野中的刑罚人道主义

市场经济所要求的自由与人权保障精神体现在刑罚原则方面,即为刑罚人道主义。刑罚人道主义原则对于指导我国刑罚权的行使,保障犯罪人的合法权益,促进我国刑罚制度的进步和人权事业的发展具有非常的重要的意义。必须理性的、客观的、准确的理解和把握刑罚人道主义的正确内涵。目前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仍存在一些问题,一方面刑罚人道主义尚未真正贯彻落实,另一方面往往会出现对刑罚人道主义的滥用。针对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司法机关必须采取切实措施保障我国的制刑权、量刑权、行刑权得以人道地行使,使刑罚人道主义原则得以有效地贯彻和落实,使之真正成为一种法律信仰,从而更好地指导我们的司法实践并实现其存在的价值。     

中国传统文化的"实践理性"及其当代价值

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实践理性"中既有道德践履的偏好,又有着对"社会实践"的追求,从总体上看,它仍然属于一种"道德形而上学",这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所在.但道德形而上学也有其致命的局限性,只有将道德形而上学与理性形而上学结合,才能真正发挥其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作用.     

论实践理性的观念运作

实践理性问题是当代人类实践活动中凸现出来的重大课题,实践理性的观念运作是实践理性的本质内容。实践理性的观念运作包括三个决定性的环节:选择“是什么”的知识、求解“应如何”的问题、制定“怎么做”的方案。     

实践理性与民主的反思

本文旨在探讨民主政治必要的知识根源——实践理性。通过考察实践理性发展的历史形态及其本质来揭示民主作为一项社会实践活动,它在人类认知图景中形成的三种图像。只有在交往理性的指导下才形成了真正规范意义上的民主,即程序民主。程序民主包容了不同的理性,主体经由反思程序达成的政治共识才是最富民主性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程序民主是最高形态的民主。     

科学发展观:实践理性合理化的新发展——从实践理性合理化角度解读科学发展观二人谈

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是从实践哲学高度建构了一个富有历史感、时代感、现实感的科学的合理的实践理性,它使当代中国发展实践的实践理性合理化跃升到一个新的高度。科学发展观所构建的实践理性与当代以人为中心的综合发展观和可持续发展观所内含的实践理性有密切联系。     

实践人本学视野中的文化

实践人本学的文化哲学就是要从文化角度认识和改造现实的人与生活世界的存在矛盾,主题就是现实的人在历史地人化的生活世界中的存在性问题,是现实存在之间的关系。文化是人与世界客观矛盾的主体性折射,是人的本质的自我表现。我们要通过文化批判和文化教育树造新人和新的文化。     

对纯粹实践理性方法论的解读

纯粹实践理性方法论在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中所占的笔墨不多,所以这一部分内容尚未能够引起康德研究者们的足够重视。但是,正确解读康德的纯粹实践理性方法论,领会方法论所包含的职责理性自律等基本精神,对于我们今天的道德教育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和启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