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用能力与科学教育之和谐互动论——从马建忠的“规矩说”到孙中山的“津梁说”

马建忠、孙中山、蔡元培等名家都有丰富的言语作品存世,都有很强的语用能力,都有关于语言及其运用的学说思想,且都力倡科学教育并身体力行。作为某种意义上的元语言和对象语言,马建忠的"规矩说"、蔡元培的"媒介说"、孙中山的"津梁说",形成于1898年至1919年中国近现代社会历史转型的重要时期,在时间上大致顺接,在内容上互有牵连,分别着眼于语言及其运用的功能目的、关系、结果目标等方面,凸显了相关学说的科学精神、科学方法论和科学认知论意义,强化了语用过程的主体间性,表明并印证了语用能力与科学教育之和谐互动。语用能力与科学教育之和谐互动有助于民族复兴和国家富强。     

论“迷狂说”、“摹仿说”与“神感说”

关于诗本原理,古希腊哲学提出了"迷狂说"、"摹仿说"等,中国古代文论倡导"神感说"."迷狂说"和"摹仿说"以纯理性超验主义为核心,"神感说"推崇感性经验主义,两者都不能全面阐明诗产生的根本原因.对于诗本原理的认识还需进行语言思维、神话思维和宗教思维的深入研究.     

歌诗·赋诗·引诗·说诗——先秦时期《诗经》接受观念的演变

西周时期的"歌诗"与礼关系密切,具有礼制性,以乐为用,极为重视《诗》的音乐性。春秋时期的"赋诗"已不再看重《诗》背后所蕴含的礼制,可歌性已无乐义,仅是婉转言志的方式。《诗》成为了言情表志的工具与手段,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功利性,表现出"诗以合意"、"断章取义"接受观念。从本质上讲,"引诗"仍然属于用诗现象,分为言辞与著述引用,带有很强的应用性,透露出以诗为理、以诗为史等接受观念。"说诗"标志着先秦时期《诗》的接受由实用性向学术性的转变,代表人物是孔子与孟子。前者"说诗",是从当时《诗》的实用性出发,特别是立足于儒家学说的需要而进行学术性诠释与总结的。后者首倡"说诗"说,提出了"说诗"理论,并通过具体的诗篇分析,自觉实践这种接受理论,为以后《诗经》的接受指明了新的发展道路。     

论维特根斯坦的“不可说”与禅的“不可说”

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中提出"不可说"的命题,这与禅的"不可说"不谋而合。本文从三个方面比较二者的言语观:什么不可说,为何不可说,如何说"不可说",以期探寻中西方哲学思想中"不可说"的本质。     

论牟宗三如何说不可说

回应逻辑实证主义通过对语言进行逻辑分析的方式表现出的对形上学的拒斥,是贯穿牟宗三一生哲学思考的核心话题之一。牟宗三以早期维氏在"可说与不可说"上的困境,即"逻辑形式本身可不可说"问题为突破口,批评了其带有符合论色彩的语言意义论。基于逻辑自身与逻辑运用的区分,牟宗三将可说领域从命题之域扩展为主体自身展示之域,最终确立了主体创造意义的思想。面对早期维氏所限定的种种不可说之域,牟宗三以分解地说与非解地说两个层面予以说之:"认识我"以"形式直觉地说"说出逻辑领域,"真我"以"智的直觉地说"说出道德、宗教与形上领域,又以"非分解地说"说出这个"整全世界"。"智的直觉地说"最突出地体现了语言对存有的构成作用和主体的创造性,但忽略了语言对存在的归属性以及主体间的交互作用,其背后是对主体作出的脱离了具体存在的抽象规定。不过,"非分解地说"暗示了新的出路。     

关于朱光潜“静穆”说的论争及其演变

关于朱光潜评陶潜“静穆”说的论争由 2 0世纪 30年代持续到 90年代 ,在现当代文学、文艺美学领域影响较大。鲁迅在“静穆”说提出之后即予以批评 ,认为陶潜决非完全超于政治和世俗的“田园诗人”、“山林诗人” ,他还向往激烈的反抗。建国后 ,朱光潜由美学上的唯心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 ,对自己的文艺思想进行反思 ,对鲁迅的批评虚怀接纳 ,引发了五六十年代的美学大讨论。之后对“静穆”说的看法学界趋于统一。 90年代 ,有人对鲁迅的意见及建国后对“静穆”说的一系列批评提出质疑。本文认为不能脱离具体的历史环境去肯定“静穆”说 ,因为在民族危急、中国两种命运大决战的年代推崇“静穆”会麻痹青年 ,瓦解斗志     

从“君民共主”到“君主立宪”——以戊戌变法前夜康有为“孔子制宪说”为中心的考察

在戊戌变法之前,康有为的政治主张自"君民共主"转变为"君主立宪",其所持的"孔子制宪说"可为此转变提供解释。康有为的"孔子制宪说"源于其突破传统公羊学后形成的新的"孔子改制说",强调了孔子立制的根本性法规范地位。这一理论提出的背景,在于其为实现"君民共主"主张,于1895年提出的"议郎制"改革设想受挫。面对挫折,康有为继续坚持其"议郎制"的立论基础——"孔子改制"思想,又复受近代宪法理念激发,最终融铸传统"宪法"思想和"孔子改制"思想形成"孔子制宪说",以强化孔子的政治权威地位,突出孔子立法对君主的规范作用。"孔子制宪说"建立起了"君民共主制"与"君主立宪制"间的逻辑联系。"君主立宪"思想经康有为提出后在清末广为传播,成为清末政治改革的核心目标。     

论镜子说谱系的图像意识内涵

从历史与逻辑相一致的原则立场出发,采用黑格尔的表象理论对"镜子说"的图像意识内涵进行探究,可以甄别出在共有的"镜子"譬喻之下的"模仿说""再现说",现实主义标举的"典型"理论和"反映说",自然主义追求的"屏幕理论"和象征神话模式,以及法国新小说的"纯物主义"理论等之间的精微差别.这种新颖的跨学科研究方法不仅深化了对"镜子说"现实主义美学谱系内涵的理解,同时也初步提供了从视觉文化角度对经典文艺学命题进行别样阐发的范例与新的路径.     

审美的"心理距离说"与"入出说"比较研究

几乎所有的美学都包括美、审美和艺术这三个内容,其中审美活动是联接自然界的必然与精神界的自由的桥梁。本文以审美态度为视角,描述了西方美学家布洛的"心理距离说",并将之与我国的"入出说"作对比。本文通过对"距离说"与"入出说"的比较分析揭示,审美体验中审美主体与对象之间的辩证关系,两种审美原则的实质是对世界的审美态度,着重分析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以及多种文化体系之间对话的现代性意义。     

杨宽“神话演变分化说”述论

在中国近代古史学上,杨宽的"神话演变分化说"可以说是一个集"疑古"之大成的学说。此说之提出,在一定程度上是受到了中国古史大论战的影响。而此说之建立,一方面有赖于域外之"语言学派"的神话学说,另一方面则受到了本土之古史二元论的启示。此说提出来之后,既有顾颉刚、童书业的接受,又有李季的批驳,还有蒋大沂、张光直的发挥或修正,故可以被视为中国近代古史学上的一个重要创说。     

从“生月”到“奔月”——试析常羲从神到仙的演变

目前可见的中国月亮神话主要有两类:常羲生月和嫦娥奔月。这两类月亮神话在月神名称、神话内容、思想观念,都有很大差别。但学界认为常羲和嫦娥是同一位月亮女神在不同时期的名字。据笔者见到的资料,学者还未专门从神话学角度解释常羲生月如何转变为嫦娥奔月,也未阐释演变背后神话思想的演变轨迹。从神话学视阈出发,本文认为作为创世神话的常羲生月主要解释了月亮的由来,并逐渐演变成包含月亮不死的月亮神话,最终转变为以不死之药和长生不死为主要内容的嫦娥奔月。月亮神话的演变体现出神话思想从神到仙的演变轨迹。     

评周相录的"逻辑"与"利刃"说

是否舍乎逻辑,要考察最终推出的结论是否更合理或更接近真实的面貌.周相录认为"<(长恨)歌>是一把解剖封建制度的利刃",提出了耸人听闻的"利刃"说,无视公元9世纪的社会环境与白居易忠于皇室的主观因素及<长恨歌>"婉丽多情"的文本特征,完全不符合历史发展的逻辑与艺术逻辑.周相录指责<白居易<长恨歌>研究>提出"有情"婉讽主题不合"逻辑",主要指责是,把"<长恨歌传>版本考略"放在综述部分讽谕说后面有问题,综述部分分类不合"逻辑",在介绍讽谕说、爱情说的时候涉及到双重、多重主题说等,本文针时这些指责进行辨析.     

“说”新闻与现代电视传媒

伴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快速发展,电视成为公众了解信息的主渠道,其影响力与报纸、广播和网络相比可谓得天独厚,我国电视新闻从内容到形式、从观念到表现、从质量到规模都发生了质的飞跃.新闻传播人本化、和谐化的理念日益为传媒业广泛接受.作为传媒主体的电视新闻更是以新的面貌出现,新闻由"读"到"说"的转变已成为电视传播理念现代化的重要标志.     

论中国古代山水诗学中的"悦性说"

表达主体在与自然山水亲密接触中所获得的物我交契的心理满足和审美愉悦,是许多古代山水诗的主旨.与此相应并伴随着文学的觉醒以及人们对自然山水独特审美价值认识的飞跃,中国古代山水诗学领域里出现了不同于"言志说"和"缘情说"及画论"畅神说"的"悦性说"."悦性说"以心物感应为生活事实依据,以人与自然的妙契冥合为审美心理基础,从孔子"乐水乐山"的审美移情理论脱胎而来,却又在儒家诗论愈趋伦理化之后而与祟尚自然率真的老庄及玄学思想结下不解之缘.它超越感性世界,在形而上的哲学层面肯定人性,体现了对人的终极关怀,"悦性"遂成为后代中国山水诗学乃至中国山水艺术追求的崇高境界之一.     

亚里士多德"净化说"内涵再辨析

"净化说"是亚里士多德的美学思想之一,它主要是针对悲剧艺术~([1])而提出来的。亚里士多德"净化说"的内涵应该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净化观众观看悲剧时所引起的恐惧和怜悯这两种感性情感,二是通过净化恐惧和怜悯两种情感使得观众在思考之余获得一种理性和知识的快感。然而由于亚里士多德的许多作品,尤其是《诗学》的散佚,使得亚里士多德自己对"净化说"内涵的正面解释无从获知,从而导致后世学者对"净化说"的解释都较为片面。因此,在求真的原则下有必要进一步对亚里士多德"净化说"的内涵作出一个全面的解读。那么要真正探究亚里士多德"净化说"的完整意义就必须结合他的情节说、必然律、过失说、动力因等哲学、美学范畴。     

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发生"五四"说检讨

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究竟从何时开始?20世纪90年代之前是"五四"说,后来"晚清"说逐渐占据主流."五四"说之所以被"晚清"说代替,是因为其具有不可超越的局限它不能解释"五四"之前中国文学批评中萌生的"科学化"和"人本化"因素."五四"说存在的根据主要是"五四"时期白话文的盛行和政治家对历史的划分,但它们并不适用于中国的文学批评.笔者认为,检讨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发生的"五四"说,有着学术史、学科建设和方法论等方面的意义.     

重构公平和谐背景下利益概念再辨

利益是当今社会的核心观念之一。关于什么是利益,人们的说法不尽相同。这对于协调不断尖锐的利益矛盾、重构公平和谐的利益关系等都是不利的。因此,正确回答利益是什么等理论问题,已成为当下学界的当然使命。从总体上说,学界对利益的解释主要有三,即"利益好处说"、"利益需要说"和"利益关系说"。虽然,这三种观点都有其合理性,但也都存在一些值得斟酌的问题。因为,利益不是"好处",也不是"需要",它是一种客观存在的"关系"。这种关系并不是"人与需要对象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而是人与人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只是这种人与人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是通过人与需要对象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表现出来的。     

"小句中枢说"理论下的祈使型复句关系及成因

"小句中枢说"由于吸纳了句子特有因素在理论上更周全,解释能力上更出色.本文进一步从句子语气和复句语义关系角度论证"小句中枢说",认为句子语气和由小句联结形成的复句的语义关系有一定的配适能力,它提供了复句语义关系类型的可能范围,句子语气作为一个语法实体实实在在地发挥语法作用.祈使型复句关系类型及其形成原因在"小句中枢说"理论下才能得到更圆满的解释.     

晚霞,还是晨曦?——对"早期启蒙说"三种质疑的回应

关于明清之际的"早期启蒙说",跨越晚明、清初、清中期三个历史时段;与此相应,对这三个时段的学术思潮是否具有启蒙性质的质疑也产生了三种强有力的学说,即"中古异端说"、"正统儒家说"和"遵奉圣意说".通过从学理上严格辨析专制正统思想、中世纪异端与近代启蒙思想的本质区别,遵循"拿证据来"的史学原则,针对上述三种与早期启蒙主义相对立的观点提出不同看法,可以对明清之际主流思潮的性质作出比较准确的判断.     

"层累说"与古史史料学合理概念的建立

由于尚未建立起公认的古史史料学合理概念,对于古史的许多重要事实和相关问题现无法给出确定的认识.从古史史料学概念建设的角度看,顾颉刚早年提出的"层累说"之最重要的意义是表明了对古史记述资料的生成过程的认识是构建可靠的古史史料学概念的关键.但由于"层累说"可看作是神话学方法的一种实验性研究,与今所知古史传说资料发生的实际情况不符;对多系统古史记述系统的存在无解释;对古代实用性文字资料中出现的古史内容无深入分析;对大量非系统古史记述资料有关内容的存在无合理解释等原因,"层累说"的基本逻辑可能是不成立的,亦即古史记述资料生成的真实过程可能并不如"层累说"主张的那么简明.古史研究需为发展古史史料学新规范继续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