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域外游记城市公共空间书写的现代性意义

作为城市整体空间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城市公共空间体现出城市的重要特色。鸦片战争后,踏出国门的晚清国人拥有了更多体验域外现代城市的可能性,他们在域外城市中观察到大量具有开放、共享性质的公共空间,感受到这些场所为民众的公共生活、娱乐提供了选择的多样性。晚清域外游记书写的域外城市公共空间体验成为助推晚清国人获得现代性体验的重要途径之一。晚清域外游记在带给游历者愉悦身心体验的背后,凸显的是比较中西差距后产生的危机感,这让他们对何为现代文明有了直观清晰的认知,也促使他们对中国的现状进行反思。游历者把自己的文化欲望投射到域外城市空间的建构上,既是通过他者来言说自我,又为通向外界打开视窗。他们的域外游历被打上了深深的现代性体验印记,反映了中国式现代化意识起步阶段的真实状况。     

近代广东开放与粤人文化心理

从历史过程看,近代粤人对西方文化经历了敌对——顺应——择善而取三个阶段;从接受层次看,经历了物质文化——制度文化——思想观念的递进过程。事实表明,除少数知识分子外,粤人对西方文化在心理上始终未述到全面开放,中国传统文化及其心态在较开放的广东亦同样是十分稳固的。     

船山与变法——论王船山对谭嗣同的精神气质与哲学思想之影响

谭嗣同是晚清戊戌变法的主导者之一,也是十九世纪末期研究与宣传船山思想核心人物之一。戊戌变法作为晚清青年知识分子与士大夫面对西方文明冲击所进行的政治改革运动,历来被认为是中国近现代史与哲学革命史上的重要一环。而除了西学之外,谭嗣同在推动戊戌变法的时候,实际上是以船山思想作为其变法维新思想的主要传统哲学基础与精神动力。在谭嗣同的维新变法思想、哲学与精神气质中,船山思想作为中国传统儒家哲学的代表与西学、佛学一道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     

一本虽薄却重的晚清出洋大臣日记——浅谈李凤苞及其《使德日记》

晚清时期,随着诸大臣的不断出洋,涌现出了大量的星轺日记.这类日记是当时中国知识分子考察、认识西方的重要文献.值得庆贺的是,近二十年来,晚清出洋大臣的日记作为史料不断刊布,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岳麓书社整理出版的"走向世界丛书"中所收的一些星轺日记、90年代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影印出版的张德彝的<航海述奇汇编>等书在学术界受到重视,然而,李凤苞的<使德日记>虽然多被刊印,但在学界并未得到应有的关注.故,此将李凤苞与<使德日记>的一些情况简单予以介绍,以期为晚清西学史的深入研究献上自己的绵薄之力.     

三次集体出洋之比较:晚清官员走向世界的轨迹

19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初,清政府官员曾经三次大规模集体出洋:第一次是1868年的蒲安臣使团。这是由外国人率领的近代中国第一个外交使团。第二次是1887年的海外游历使。这是清政府第一次通过考试选拔全部由中国官员组成的游历使团。第三次是1905年的五大臣出洋。这是清政府第一次派遣王公大臣集体出洋考察各国政治。这相隔各二十年左右的三次晚清官员集体出洋,可以看到他们走向世界的发展轨迹:从在洋人带领下走出国门,到中国人独立周游世界;从选拔中下级官员海外游历,到派遣王公大臣出洋考察;从泛泛调查异国风情,到重点考察外国政治;从回国后默默无闻几乎被历史遗忘,到推动立宪国策发挥重要作用,反映出晚清中国官员在走向世界、认识世界的艰难历程中一步一步地前进,逐步融入国际社会,登上世界外交舞台。但同时也暴露了清王朝的衰败和腐朽,终究不能挽救其灭亡的命运。     

清华国学院的浮沉及其在当代学术界的价值

晚清西学东渐以来 ,中国传统与文化面临着愈来愈严峻的危机。在强烈的民族认同诉求下 ,学术领域的知识分子主流反而逐渐远离了对传统的文化认同 ,成为西方话语的译者和诠释者。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 ,如何反思文化知识分子所承担的角色并予以重新合理的定位 ,应是我们探讨中国的文化研究能否免于被全球化主流意识形态所同化、而获得自身独立性的基本主题。清华早期国学院创办的历史以及精神对于当代中国文化本土化学术实践、以及大学制度创新具有不可忽视的价值和意义。     

略论晚清传统法律意识的嬗变和晚清修律

晚清社会,促使传统法律意识向近代法律意识转型的因素有二:外国资本主义裹胁的西方先进法律文化输入和中国人民的逐步觉醒,试图学习西方、融入世界。结果是使中国知识分子具备了初步的国际法、民主宪政和权利义务等新意识,并指导晚清的变法修律活动。     

晚清驻德使节日记中反映的文化碰撞

晚清时期的外交官是中国第一批出使西方的官员,他们的儒家教育背景和对西方的有限知识使他们对于西方文化的认知和认同具有局限性,但他们对西方文化的批评也有其合理的一面.使节们在赞叹西方发达的工业、军事、技术的同时,对工业文明可能带来的弊病提出质疑,涉及对环境的威胁、对自然资源的滥用以及机械文明可能带来的失业问题等,颇具前瞻性.本文通过对晚清驻德使节日记的梳理和分析,揭示在当时特定的人文历史环境中驻德使节的对外文化取向,并探讨晚清政府是否有具体的对外文化政策和有计划的文化作为.     

“他者”的想象——解读《巴黎茶花女遗事》对“西方”和“妇女”的构想

杜赞奇认为,民族“自我”大多都是相对“他者”而定义的.在晚清文人志士的自我认同和民族想象中,“西方”和“妇女”是他们指称的最多的“潜在的他者”.林纾翻译《巴黎茶花女遗事》对“西方”和“妇女”所展开的想象,不仅展现了作者书写异域文化的策略,也可让我们从中一窥晚清知识分子在倡导民族革新的过程中,如何通过“他者”来认知“自身”.     

中西文化比较的叙事方式研究——以严复译著为透析视角

严复译著采用申西文化比较的叙事方式,输入近代西学于晚清文化语境,在整体上开启了反对传统主义的先河.同时,从叙事层次、叙事风格和叙事內容三个视角科学辩证地对待西学,汲取有益于批判中国传统文化的西方思想和观念,改变了晚清知识分子的知识结构和认知模式,有力地回应了晚清知识分子内心焦虑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挑战,为建构新的世界秩序提供了崭新的认知途径.     

中国索隐派与西方易学研究的兴起

索隐思想是一种神学阐释方法,认为世界各民族都本源于基督教,后来的人类历史也都在《旧约》中有所预示。利玛窦在华建立了"适应"的传教策略,希望在原始儒家文献中找到基督教的痕迹。利玛窦重视儒家经典,尤其是《四书》,其"适应"策略可视为中国索隐派之先声。中国索隐派由白晋建立,傅圣泽、马若瑟、郭中传等人是核心人物,他们把研究的重点放在《易经》上,希望从中解释中国古代的上帝信息。因为礼仪之争,耶稣会在华传教在清中期中断,到晚清才由新教重续其业。晚清来华新教传教士理雅各以译介中国经典而著名,他对于《易经》以及其他中国古代典籍的一个重要观点是,这些书籍中的"上帝",即是基督教的God。理雅各的思想可视为中国索隐派之后继者。易学研究在西方的兴起,与这些来华的传教士,特别是中国索隐派有密切之关系。     

审美现代性与中国现代市民精神——君子人格的现代转型

在审美现代性的建构中,近代中国知识分子重新确定自己的社会角色,他们不再是政治的依附体,而是社会良知的守护者和阐释者。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社会角色的这种重新定位,正是融合中国传统社会君子人格的社会政治责任感与现代知识分子对社会独立批判双重品性的中国现代市民精神。对于仍处于现代社会建构中的当代中国,中国知识分子君子人格的现代转型仍具有现实的启示意义,不仅是美学意义上的而且是社会学意义上的。     

晚清作家从“士”向“知识分子”的现代转化

晚清作家处于特殊的历史时期,他们表现出一些新的特点。在接受知识上,他们开始从旧学向新学转变;在社会功能上,他们重新调整了如何处理“道”、“势”、“利”之间的关系;在谋生方式上,他们由追求仕途到自谋职业。这些变化表现了晚清作家从“士”向“知识分子”的现代转化。     

晚清作家从"士"向"知识分子"自现代转化

晚清作家处于特殊的历史时期,他们表现出一些新的特点.在接受知识上,他们开始从旧学向新学转变;在社会功能上,他们重新调整了如何处理"道"、"势"、"利"之间的关系;在谋生方式上,他们由追求仕途到自谋职业.这些变化表现了晚清作家从"士"向"知识分子"的现代转化.     

晚清至"五四":一种现代认知机制的生成及其对文学的重组

中国现代文学是在中国从传统帝国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过程中诞生的文学,受时代语境的影响,追求西方现代性曾一度成为中国近现代文学的主要价值导向。自晚清开始,很多作家都近乎自觉地与"西化"知识分子的论调保持一致,把中国的现代性焦虑以及知识分子的自我身份想象添加到新文学的构成之中,由此,中国文学的文化逻辑、叙事模式、话语策略、情感结构等等都发生了重大变化。     

粤人与近代上海城市的变化

广东与上海的民间往来，至迟在明末清初已经较为频繁。但在鸦片战争以前，粤沪间的交流，更多的是广东商入的季节性商业贩运，尤以棉、糖贸易为大宗。晚清以来，随着上海口岸的开放，大批粤商随洋行而涌入上海，他们除了从事原先的季节性贩运外，更多的人开始加入到上海城市的近代化建设之中．为上海的城市发展作出了应有的贡献。学界对此问题尽管有所涉及，但并无专文探讨。     

晚清域外游记与现代报告文学的兴起

近代公共传媒中的晚清域外游记,在传播方式以及书写特质等方面均与现代报告文学有着内在的一致性。因为其一,晚清域外游记不仅登载于现代报刊杂志上,而且侧重于以纪实方式描述社会、传播信息;其二,晚清域外游记多指摘时事、传达意见,富有强烈的社会批判性;其三,登载于报刊的晚清域外游记,在行文方式上多采取比拟夸张、情感渲染等文学性手法,以达到煽动读者情绪、传播新知的目的;上述特质与现代报告文学的三个特点(新闻性、纪实性、文学性)可谓一脉相承。     

文化立场观念的转变与中国现代民俗学的多学科参与

中国现代民俗学的多学科参与并不像有的学者认为的是新兴学科在初创期不可避免的一种现象那样简单,主要是由于晚清以来知识分子文化立场观念的转变使民众被纳入到他们的学术视野中,而五四知识分子在对民间文化价值重估的基础上又承继并深化了晚清知识分子移风易俗改造社会和新民的启蒙主义思想以及学术救国的思想,而这些又与民俗学学科发展的需要及其本身的特点相契合,故而形成了中国现代民俗学的多学科参与。     

徐寿、徐建寅政治思想探微

徐寿、徐建寅是晚清著名的科学家，以往对其政治思想的研究重视不够，作者认为徐寿、徐建寅的政治思想主要来源于中国传统的儒家传统、晚清之际中国思想界经世致用思想以及西方文化的冲击、西方议会制度的影响，徐寿、徐建寅的政治思想主要表现为经邦济世的治学宗旨，初步认识到制度变革的必要性，初步提出了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概念，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金玉良缘”与“木石前缘”的思想解读

中国传统思想中儒家为中国人提供了一条修德与进取的人与社会和谐的道路,道家在人与自然的和谐中找到了寄托,而少数知识分子体悟到儒道理想的虚假及人生的空漠而追求个人自身心灵的和谐,他们在禅宗和佛教思想里找到了归宿。《红楼梦》中＂金玉良缘＂象征着选择儒家的人生道路,＂木石前缘＂意味着走道家的人生道路,但最终贾宝玉断绝一切尘缘而走向了佛门。结合曹雪芹的身世和经历,《红楼梦》典型地反映了一位知识分子的无奈抉择。这位来自一个迅速败亡的封建大家庭中的知识分子,已经没有任何条件实现中国传统思想提供的人生道路,在他身上充满着繁华散尽的人生空漠之感,最终他只能遁入空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