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国共合作与国民参政会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不抵抗日帝侵略和围剿红军的政策,引起了全国人民的不满,掀起抗日民主运动的新高潮。我党在长征途中发表“八一”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东北军,西北军的将领张学良,杨虎城响应这一号召,于1936年12月发动“西安事变”,在中共努力下,实现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1937年2月,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五项要求四项保证,在国民党中获得了广泛的赞同。从国民党三中全会起,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局面已初步形成,但是,怎样具体实现合作并未获得解决。1937年1月至9月,国共两党代表举行一系列谈判,我党曾提出建立民族联盟及实行党内合作两种形式,但是国民党蒋介石都不同意,提出成立国民革命同盟会,由国     

十年来国共党内合作形式研究评述

国共两党党内合作形式是国共关系领域的重要层面。近十年来 ,学术界主要在两次国共合作的比较研究、国共党内合作成因、共产国际及苏联、共产党和国民党的三角关系、国共党内合作破裂的重要原因、中共运用“党内合作”改造国民党战略失误原因等五个方面 ,取得了一系列的重要成果 ,但也存在缺陷和不足 ,并透示出今后的研究趋势。     

“党内合作”形式论析

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采取了“党内合作”形式,这在当时是唯一的选择,并且对国共两党都是有利的形式。事实证明,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破裂与国民革命的失败同“党内合作”形式无关。     

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

马林是共产国际派到中国来的第一位正式代表，他对第一次国共合作做出了重要贡献。在三年之中，他三次来华。第一次来华，在他的帮助下，“中共”一大召开。“一大”后马林就开始关注孙中山及国民党。马林考察各方面情况，向共产国际提出了国共合作的建议。第二次来华，马林提议召开西湖会议。西湖会议确定了国共两党有“党外合作”转向“党内合作”的方针，为国共两党的合作打下基础。为解决合作的具体事宜，党又召开了“三大”。马林以“三大”代表的身份第三次来华。“三大”最终确立了国共合作的具体方针及政策。     

试论国共合作的形式

在中国现代史上,共产党和国民党曾经两次合作。现在,中国共产党努力争取实现和国民党的第三次合作。国共两党每次合作,由于国内外形势和历史条件不同,合作的内容和形式也不同。而适宜的合作形式是国共合作的重要前提之一。总结前两次国共合作的经验,探索第三次国共合作的可行形式,对于     

马林对第一次国共合作的贡献

共产国际驻华代表马林在中共成立之初,在中国革命问题上,根据他对中国时局的调查研究和借鉴以往在殖民地开展革命的成功经验,首次提出国共合作的主张,积极与国共两党接触,积极推动国共合作的实现,他说服共产国际采纳并支持他关于国共合作的建议,促使中国共产党接受和实行党内合作的形式,提议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最终使第一次国共合作得以顺利实现。所以,马林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首倡者,也是国共实行党内合作的重要决策者,更是国共合作的积极推动者和主要促成者。马林对于第一次国共合作至关重要,可谓功不可没     

第二次国共合作的特点新探

学界通常将第二次国共合作不同于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特点．归纳为四点：成份极为广泛，队伍很复杂；国共两党都有军队和政权；没有固定的组织形式和共同的政治纲领；处于有利而复杂的国际环境之下。本文对此提出异议，认为第二次国共合作的特点是：（１）第二次国共合作是全民族组成的民族解放战争联盟，统一战线内部的矛盾和人民与汉奸、亲日派的矛盾有着原则区别．不应过分强调统一战线内部斗争的尖锐性；（２）第二次国共合作是以抗日救亡为旗帜，以求同存异、“两制共处”为合作的基本方式，不能说没有共同纲领和固定的组织形式；（３）第二次国共合作是世界反法西斯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反法西斯东方阵线的坚实基础，以国际环境的“有利而又复杂”作为它的特点，没有触及问题的实质。     

中共联合政府主张提出前在参加政府问题上的多方博弈

国共合作实现后,中共即须面对如何与国民党政权相处,即参加政府问题。在这一问题上,中共、共产国际（苏联）、美国、国民党等四方因不同的考量而展开多方博弈。中共从扩大政治影响,促进自身发展,维系国共合作的角度讲有参加政府的需求;共产国际（苏联）为使国民党减轻对国共合作的疑虑而不愿中共参加政府;美国政府坚定支持国民党政权,对中共参加政府影响甚微;国民党则坚持一党训政体制,不愿对中共开放政权。中共未能参加政府是其抗战初期实力使然,虽有利于保持中共思想组织的独立,但却使国共合作缺乏持久性与稳定性。国民党虽然保持了其对政权的垄断,但仍然无法阻拦中共对其一党训政体制的挑战。     

论大革命时期中共对国民党性质的认识

大革命时期中共对国民党性质的认识经历了一个十分复杂曲折的发展过程。这一认识过程基本上循着两条线索发展:既存在着一个联合战线形式的国民党,又存在着一个联合战线之外的纯粹的国民党。联合战线形式的国民党是“各阶级合作的党”,属于阶级联盟,并且随着国民党右派的分裂逐步由四个阶级转化为三个阶级;而纯碎的国民党则是“资产阶级民主政党”,在资产阶级叛变革命后又成为“小资产阶级政党”。党力图将两种不同性质的国民党加以区别,看不到联合战线与国民党的一致性。     

陈独秀与党内合作形式

陈独秀与党内合作形式张玉玲第一次国共合作势在必行，但以何种方式进行合作，却经历了一段曲折。中共＂二大＂提出联合战线即与国民党实行党外合作的策略方针，旋即中共西湖会议和中共＂三大＂又确定了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以实现两党党内合作的方针。...     

国共合作的历史与前景

国共合作的历史与前景张晖颖近现代中国历史的发展，得益于先后产生的两大政党──资产阶级的国民党和无产阶级的中国共产党的极大推动。这期间，代表对立阶级的国共两党基于共同的目标和利益，曾有过两次合作，成为两党历史发展轨迹上的交叉点，对整个民族、国家的革命事...     

中国革命中的小资产阶级(1924-1928)

1924-1928年间,小资产阶级问题成为国共两党和中国知识分子普遍关心的问题.在国共合作期间,共产国际和中共曾判断,中国人口的大多数是小资产阶级,他们不能接受中共的领导和纲领,因此力图发展出一个能代表小资产阶级并与中共密切合作的国民党“左派”来领导国民革命;国共分裂后,一些既不认同国民党反共屠杀,又不认同工农武装暴动的知识分子,在论证小资产阶级革命性的基础上,展开对中国非资本主义道路的探讨;而中共则为确立自身的无产阶级政党性质,开始在政治和文化领域批判小资产阶级意识,由此将“小资产阶级”这一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阶级分析概念,转化为一个指向内心的意识形态批判概念,开启了中国革命中的政治主体自我反思、自我约束的历史进程,也从一个层面展现出中共政治组织与政治文化的独特机制.     

王世杰与第二次国共合作

在国共两党关系史上,尤其在第二次国共合作期间,王世杰是一个值得关注和研究的人物。这一时期,他先后担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军事委员会参事室主任、国民参政会秘书长及主席团主席、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外交专门委员会主任、中央设计局负责人、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等重要职务,是蒋介石特别倚重的智囊,是蒋重要的高级幕僚和顾问。第二次国共合作期间,王世杰作为国民党方面的主要谈判代表,经常对国民政府的内政外交建言献策,他多次提出政治解决的方案,寻求缓和国共冲突的办法。他参加了国共两党之间举行的主要谈判,并在谈判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共产党与国民党交涉时往往以王世杰为主要对手,并把他作为谨慎合作的对象,其他民主党派也常常把王世杰视为国民党方面的主要谈判代表,向其提出意见和建议。     

试论无统战组织形式无共同纲领的国共合作

抗日战争时期国共合作抗战八年,始终无统战的组织形式和共同协商的政治纲领。这种合作形式的出现,是由中国的具体历史条件决定的。研究这一合作特点出现的原因及其对国共两党政策的影响,可以使我们加深了解建立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复杂斗争,正确理解党的实事求是的方针。同时我们也可以透过第二次国共合作这一特点,展望国共两党的第三次合作,这在今天是非常有意义的。本文试就这一问题,谈点粗浅认识,并求教于各位读者。     

民主共和国方案与第二次国共合作及其启示

1936年8月25日中国共产党致书国民党,呼吁建立包括国共两党、白区和苏区在内的全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中共中央认为“这是我们新的宣言”之后,它又与我党在抗战胜利前夕呼吁的民主联合政府和旧政协通过的国家方案联系在一起。它提醒我们从国家权力这一视角去分析第二次国共合作的过程,可以深化对国共关系的研究,并从中得出有益的启示。民主共和国方案向国民党昭示:为民族大义抗日大业计,中共愿意放弃工农民主政权,改变两个政权的敌对状态,以求内战停止,国共合作     

殖民地与大英帝国的价值困境:柏克的 “自由帝国”思想

本文以大英帝国及其在殖民地问题上所面临的价值困境为背景,考察柏克的“自由帝国”思想。柏克“自由帝国”思想的核心是强调多元并存、自由正义的普遍主义价值观,但是,作为价值规范的帝国理想与大英帝国的政治实践之间存在着矛盾,这一矛盾在美洲、印度和爱尔兰等殖民地问题上以尖锐的形式突显出来。其中,美洲问题挑战的价值主要是自由,而印度问题挑战的价值则主要是正义。本文以柏克对美洲问题和印度问题的思考来揭示其在帝国与殖民地关系问题上的矛盾与纠结,展示其“自由帝国”的价值诉求在实践中所面临的困境。     

重新认识俄共(布)筹划国共“党内合作”的动因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各帝国主义国家对苏维埃俄国发起了战略围攻。俄共(布)为了构筑稳固的远东防线,保护社会主义营垒,主动与中国国民党结为联盟。为了弥补国民党的先天不足,充分发挥俄共(布)与国民党联盟的作用,俄共(布)与共产国际便精心筹划国共两党实行“党内合作”。这种违背马克思主义革命统一战线理论的“党内合作”,从一开始就注入了必然失败的因子。     

如何评价国民党在抗日战争中的历史作用

如何评价国民党在抗日战争中的历史作用万里霜中国的抗日战争，是在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进行的。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和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的特殊形式，抗战在共发展的进程中形成了两个战场：即由国民党及其军队担负的正面战场和山共产党及其军队担...     

政治符号:辛亥革命与近代国共关系

辛亥革命在近代国共关系中具有特殊的政治象征意义。国共两党曾分别从各自政治理论的角度来诠释辛亥革命的成败得失,并为自己的政治行为寻求理论上的合法性。在国共第一次合作时期,中共以辛亥革命的失败来论证反帝反封建的必要性,并把国民党"清党"后的行为视为对辛亥革命事业的背叛;国民党在国共合作初期,也认可了中共对辛亥革命的解释,国共两党由此在反帝反封建的问题上达成了一致;国民党在国共第一次合作破裂以后,则将"北伐"视作辛亥革命的连续。抗战时期,国共两党都从辛亥革命中汲取理论养分,宣扬各自的抗战理念:国民党偏重用辛亥革命的历史来宣扬"抗战建国",突出自己对辛亥精神的继承;中共则以辛亥革命的教训,强调抗战到底、加强统一战线。抗战结束以后,国共两党都力图按照自己的政治学说改造中国,冲突最终变成全面内战。中共正式提出中国共产党是辛亥精神的继承者,必须继承辛亥革命未竟事业,要将反帝反封建进行到底。由于中共正确把握了辛亥革命的真谛,因此最终完成了中国近代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     

论纳博科夫文学创作中的世界主义倾向与文化立场

从俄裔美籍作家纳博科夫创作中的文化动因出发,从文学与文化的层面,探讨基于全球化的时代背景所形成的新的世界主义,可以发现纳博科夫的创作目的在于寻求一种人类理想化的存在空间,并在此过程中形成其创作的文化立场和世界主义倾向。多元文化背景使纳博科夫能够结合自身流亡经历,更好地展现后现代社会中具有普遍性的文化错位问题与身份认同危机,从而具备了世界性的文学视野和民族文化站位中的超然立场。因此,将世界主义视角引入纳博科夫研究,将有助于理解跨民族、跨文化文学交往过程中的“他性”和“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