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时期儒家思想地位的历史变迁

儒家思想的理论体系成熟于春秋战国之际,但是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儒家思想由于缺乏现实功用性,故未能获得官方政治哲学的地位。秦的统一,成为儒家思想历史地位陡然上升的历史机遇,儒家思想成为秦王朝官方政治哲学的组成部分,此后几经变迁,至汉武帝时最终上升为官方的统治思想。       

秦汉时期粮价波动与国家调控措施

秦汉时期粮价波动频繁,上下浮动幅度较大,波动时期远远超过稳定时期,尤其秦汉之交、两汉之际、东汉末年是粮价暴涨时期。影响粮价波动的因素比较多,主要是天灾人祸、税收财政政策、币制不稳定、商人不法经营等因素。为此,国家采取了一系列调控粮价的积极措施,对于平抑粮价起了重要作用。     

秦汉时期羌族的内徙与经济社会的变迁

秦汉时期羌族在统治阶级的压迫下不断向内地迁徙。由于居住地或游牧地自然和社会环境的变迁,加速了羌族部落制的解体,促进了民族的整合和羌族生产、生活方式及文化的变迁。     

论秦汉时期齐鲁文化的历史地位

春秋战国时期 ,齐鲁之地就是公认的文化中心 ,进入秦汉大一统之世 ,齐鲁仍长期保持着礼仪之乡、文化之都的特殊地位。齐鲁文化中心地位的形成和维系是多种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齐鲁经济实力的强大和政治地理形势的重要 ,使其一直受到历代帝王的重视 ;汉代的经学也是由齐鲁之学发展而成的。齐鲁文化不依赖政治权威 ,而凭借学术积淀和人才等文化因素形成并维系了自己的优势地位 ,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文化力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宝贵资源     

秦汉时期的繇与繇使

通过对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中有关繇的词义分析,认为秦汉时期的繇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徭役或苦役,它含有繇使、繇役等多重语义,其中繇使就类似于出公差,秦汉时期的一般官吏随时都有繇使的可能。     

试论秦汉时期运河的开凿及其影响

秦汉时期是我国运河开凿的重要时期,这时期的运河沟通不同的水系,连接重城要镇,形成了广阔的水运网,对当时的政治、经济等均产生了重大影响。     

略论秦汉时期的历史循环思想

历史循环思想是秦汉时期一种重要的历史哲学思想。这种思想初步形成于战国时期 ,经过秦代这一过渡性阶段 ,在西汉前期完全形成。历史循环思想对汉代史学发展有着深刻影响 ,并与汉代思想文化及社会意识有着密切关系。历史循环思想在秦汉时期的形成与流行具有历史必然性 ,其内容包含一定的真理性成分 ,对当时及后来思维方式的发展也有着重要影响     

毒药与秦汉时期的政治活动

秦汉时期,毒药的使用范围较前代大为扩展,国家官员、诸侯王多有犯罪后服毒自杀的。此外,由于毒药自身的一些特性,它也被越来越多地使用于君主赐死大臣等政治活动之中。这一时期政治活动中毒药的使用,无论是从使用范围还是使用频率来看,都远远超过了之前的春秋战国时期。     

秦汉时期方术、方士与政治文化之关系

秦汉时期的方术作为原始宗教的一种重要形式对社会政治、文化各个领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以方术、巫术为基础的宗天神学和谶纬神学得到统治者推崇,在历次的政治斗争中,方术或成为统治者愚弄朝野的工具,或成为野心家问鼎皇权的借口.由于方术具有广阔而深厚的社会基础和重要的政治作用,所以一批又一批的方士应运而生,他们又利用方术混世谋生,提高社会地位,跻身上流社会.秦汉时期的方术渗透到社会文化的各个方面,广泛影响着人们的意识形态和人文精神,尤其对道教的产生与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     

试论秦汉时期的林木种植与社会经济

秦汉时期林木种植业的发展，保障了社会经济的稳定，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与繁荣。而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则为林木的种植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和良好的环境。     

关于秦汉农业的若干问题

秦汉时期,由于农业环境的优化、生产关系的调整、重农政策的实行和商品经济的剌激,农业生产迅速发展,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局面。耕地面积的扩大、农业科技的进步、农副产品的丰富及主要农业区的形成,是秦汉农业高速发展的重要标志。秦汉农业的发展,促进了秦汉社会经济的繁荣,奠定了中国传统农业全面发展的基础,对后世中外农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此,秦汉农业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焱焱炎炎 扬光飞文──秦汉绘画概论

绘画在秦汉时代已发展为美术最重要的门类之一。它在所反映的内容上,历史现实、神话传说、人间冥界、天象地理、山水植物、动物祥瑞无所不包;在表现技法上,发展了以毛笔为主要工具、以墨为主要材料、以线描为主要造型手段的各种手法及相关的各种造型观念;在画家构成上,以黄门画工、民间画工为主体,并已有文人投入画事。多种可利用的载体被利用于绘画,帛画、壁画、漆画、陶器画等,成为秦汉最有时代特色的画种。在秦汉绘画中,存在着文献绘画和出土绘画两种形态,存在着先帛后壁的发展线索和南帛北壁的分布格局。     

秦汉史籍中的“怨望”

秦汉史籍中的"怨望"可大致分为群体怨望、个体怨望两类。前者指民众对于统治者的不满,后者指个人的愤恨,动作施予者及对象明确与否,或是两者的主要区别。因"怨望"常被视作谋反的前兆,故根据行为动机,个体怨望可进一步析为"怨望而谋反"、"怨望而诽谤"两类。考虑到"持国权柄,杀生在手中",对于所谓"怨望者"的心怀不满应予以仔细考辨。此外,"怨恨"可表达与"怨望"相同的意思,亦值得注意。     

秦汉行政惩罚机制

秦汉行政法不仅规定了行政工作的职责和行政规范,对行政违法和失职的犯罪行为也有明确的规定,从犯罪形式上讲有赃罪、诈伪罪、擅为罪、稽缓罪、失职罪、失误罪等行为,从犯罪的内容上讲,涉及政治犯罪、职官犯罪、财政经济犯罪、司法审判犯罪、边防与军事犯罪、社会治安犯罪等行政工作内容的方方面面的行为。根据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行政犯罪行为的性质、情节及社会危害程度,规定了谇、笞等教诫刑,赀、罚金、赔偿、赎等财产刑,夺爵、夺劳、负算、免职、废职等权力刑,黥、劓、斩左止、斩右止、腐、耐、髡等耻辱刑,城旦舂、鬼薪白粲、隶臣妾、司寇、候、迁等劳役刑,磔、腰斩、弃市、枭首等死刑,行政处罚和刑事处罚交互为用,把行政惩罚与权力、责任和利益统一起来。依法规定了告劾、案验、鞫讯、判决、执行等行政惩罚的程序,对检举揭发的行政犯罪行为进行认真核实,判决做到过罚相当。秦汉行政惩罚机制对行政违法失职者起到了惩戒、预防、教育的作用,增强了官吏责任感,维护了公共利益,保障了人民权益,使社会经济和社会生活正常有序进行。     

秦汉夜间娱乐杂考

秦汉时代遵循"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日常生活秩序,对夜间活动实行禁止,但是夜间生活,尤其是娱乐生活依然广泛存在,且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更加丰富多彩。秦汉时代的夜间娱乐生活有夜间出游、夜间宴饮、夜间游戏等多种形式。研究这些夜间娱乐活动有助于我们全面了解秦汉时代的社会生活、社会文明发展状况,追溯唐宋元明清夜间游乐活动的源头。     

秦汉法律的性别特征

秦汉法律不仅具有阶级性,而且具有性别性。这从秦汉时代法律的刑名、施刑、减刑、量刑及法律的断案精神等方面即可体现出来。其性别性不仅表现为某些情况下对男性利益的维护,而且表现为某些情况下对女性的体恤与宽容。其对男性利益的维护不外是男权社会对男性权利尊重的反映;而对女性的体恤与宽容,一方面是受到先秦时代法律性别观念的影响,另一方面与秦汉法律本身具有体恤弱势群体的精神有关,也与秦汉社会对女子生育功能的重视有一定的联系。     

《通鉴》周秦汉纪史源问题

《通鉴》取材丰富 ,主要是对以往的历史文献进行鉴别取舍。将《通鉴》与先前有关文献进行比勘分析 ,对于研究《通鉴》的体例、史源、文献特点以及探索司马光的史学思想和文献学成就都是有意义的。     

汉文化形成时期的多样性与区域性特点——以汉代历史文献为中心的考察

汉文化是世界上最为悠久和富于特色的民族文化。秦汉时期,汉民族在先秦称华曰夏的基础上在分布地域的统一、共同的经济生活、文化的统一等方面都有了很大发展,形成为统一的汉人,成为统一多民族中国的主体民族,以汉族为核心所创造的"汉文化"也成为中国的主体文化。但汉文化的多样性与区域性特点并未因帝国的统一而消失或者减弱。秦汉时期出现的记录各地风俗、经济社会生活和方言的官方文献充分表明区域性差异的存在。     

秦汉帝王顾问官制度

秦汉建立了君主专制体制下的顾问官制度,帝王依法在自己的周围设置了太中大夫、中大夫、谏议大夫、光禄大夫、侍中、中常侍、散骑常侍、议郎、给事中、博士等一批顾问官,皆为皇帝钦定,临时差遣,大多为兼职,无办公衙署,在宫廷内或宫廷附近"待诏"或值班,位卑权重,出入禁中,侍从帝王,随时听候帝王的咨询。帝王通过"召对"、"论议"、"集议"等形式,广泛咨询顾问官的意见,充分发挥顾问官的"论思献纳"、"拾遗补阙"的职能。秦汉帝王顾问官还奉诏出使,赈济灾民,班宣风化,举实臧否,了解民情社意,为帝王提供决策信息;又精研儒家经典,撰写历史著作,整理图书文献,探讨历史发展规律,为帝王决策提供政治智慧。秦汉帝王顾问官制度加强了行政权力的制约与监督机制,保证帝王既"兼听"大臣意见,又能"独断"大政,使君主专制政体下的权力运作正常有序进行,不仅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帝王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而且极大地影响了秦汉以后君主专制体制的完善和发展。     

2001年先秦两汉文学研究

20 0 1年 ,从事先秦两汉文学研究的学者们 ,将视角拓展到学术史、考古学、文献学、宗教学、历史学等领域 ,呈现出一种多学科相结合的良好态势 ,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成绩。同时 ,新世纪伊始 ,学者们对未来中国文学研究作了重要讨论和深刻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