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乾隆《西藏志考·历代事实》的价值及影响

《西藏志考·历代事实》是国家图书馆所藏《西藏志考》抄本中的一篇。国家图书馆所藏《西藏志考》抄本与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藏《西藏志考》抄本虽均抄自乾隆元年(1736年)成书的《西域全书》,但《历代事实》篇只见于前者。在原本《西域全书》未发现的情况下,纵向简要记西藏历史及西藏地方与历代中原王朝关系的《历代事实》篇具有重要文献价值及研究价值。通过简要的比较与分析,可发现成书在其后的《西藏见闻录》《西宁府新志》之"西藏"篇、《西藏纪述》及《西域遗闻》在编纂中均受其一定影响。这说明,包括《西藏志考》《西藏志》在内的雍正时期及乾隆初年成书、刊印的多部西藏方志18世纪30-50年代已在西藏及四川、青海等地迅速流传,对后之西藏地方志的编纂产生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也反映出这一时期清代西藏地方志在进一步发展。     

“齐诗”源流考

汉代"鲁"、"齐"、"韩"、"毛"四家诗中"齐诗"衰亡最早,但现存的文献中却依然保存着许多关于"齐诗"的资料,齐诗传授的脉络也因此可大致考出:齐诗酝酿于先秦,成于辕固生,发展、转折于夏侯始昌、后苍,鼎盛于西汉元、成之际的翼、匡、师、伏诸家,衰亡于东汉.     

从明邓汉刻本考《唐文粹》版本源流

《唐文粹》最早编成于大中祥符四年,北宋宝元二年初次刊刻,是中国唐代一部重要文学总集,保存了唐代文学、艺术、思想方面的很多重要作品。该书属于断代文学总集,北宋宝元本已经不存在,后传世各种翻刻版本甚多,善本品相、文字内容歧异很大。因此梳理《唐文粹》版本源流,对认识其原貌及其研究都有重要作用。     

论《植物名实图考》的学术价值

吴其濬不仅是清代一位高级官员,还是一位出色的植物学学家,著有《植物名实图考长编》、《植物名实图考》等植物学著作。其中《植物名实图考》是我国第一部以植物命名的植物学专著,我国历代本草书以医药研究为中心,救荒书以食用为中心,而该书则从植物学的角度出发,主要描述植物的产地、形态、生态习性。吴其濬通过实地调查进行考证,对所见植物均一一绘图著录,使植物名实相符。《植物名实图考》还保存了古籍内容,并注意对文献的考订、辨伪,不轻信盲从。     

《战城南》主旨考辨及源流影响

根据我国的地理位置、气候状况和古代房屋建筑规律,运用倒推法,正确判断汉乐府《战城南》中的歧解字梁、南、何、北、君、思、良臣、子,得出诗的主旨是:伤悼阵亡将士,讽刺国君不遵守客观规律,肆意发动战争,草菅人命。而运用溯源逐流的方法也能更明确《战城南》在诗歌史上的意义:一是开创了后代诗歌中《战城南》的乐府类目。二是控诉战争、将矛头直指统治者的批判精神直接影响了后世的战争诗。三是雄壮豪放的风格对后代《战城南》诗的重大影响。     

奇幻的想象 逼真的现实——读《啖影集·龙宫闹考》

《啖影集》是清代贵州范兴荣的一部志怪小说集.文章以《啖影集》卷三中的《龙宫闹考》作为范本对其思想和艺术价值进行了探索分析,指出其思想意义在于它的讽刺训诚意义,它对于清代科考舞弊的丑陋现实的揭露,它对作者和士子孤愤之情的抒写;其艺术价值呈现为以虚写实、以幻写真.     

《明史·谢肇淛传》考误——兼谈《明史》之失

谢肇淛是明朝著名文学家,一生著述颇多,入仕后多有政声,《明史》卷286《文苑二》中有其传记。但传文仅有四十六字,记载本就不详,又据《明史·选举志》《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民国《长乐县志》《列朝诗集小传》《明通奉大夫广西左方伯武林谢公墓志铭》《中奉大夫广西左布政使武林谢公行状》等文献资料考证可知,谢肇淛中进士的时间、终官右布政使和所著书目的记载均有误。除此之外,以修史时间长、体例严谨著称的官修《明史》中类似的错误与不足之处也为数不少,出现这些问题的原因也不尽相同。     

谢枋得《注解唐诗绝句》版本源流考

谢枋得所撰《注解唐诗绝句》是一部评注著作,见解独到,其评点方法为后世提供了良好的范例。其宋本已佚,国内现存两种明刊本。此书四库未收,清本有清同治二年望三益斋刊本、宛委别藏本、清光绪八年《谢叠山先生评注四种合刻》本。此书在日本广为流传,写本及刻本颇多,国内现存的民国胡光国重刊本据日本弘化丁未长满连刻本重刊,奉天学务公所铅印版《唐诗绝句注解》底本为日本吉田勿来明治戊申刻本。     

《列子》版本源流述略

刘向校订《列子》为八篇,早佚。张湛作《列子注》,据汉志旧目重新整理,此后所传《列子》多以此本为祖本。宋之前多为写本,宋以后刻本逐渐增多。宋代道士陈景元发现殷敬顺《列子释文》之后,便有人将其混入张湛《列子注》中,丰富了《列子》传本。     

西北史地学巨著《汉西域图考》论略

在清代的西北史地学中,西域是研究热点之一。李光廷的《汉西域图考》是在19世纪陕甘回民起义、西方殖民势力入侵西北这样的大背景下,产生的一部具有忧患意识和经世致用意义的西北史地学巨著。李光廷及其《汉西域图考》,以开阔的眼光、翔实的资料,配以先进的西方绘图技术,图文并茂地对汉代以来西域及其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地理位置、历史沿革乃至民俗和宗教等进行了细致考证,为拓宽清代西北史地学研究的领域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容膝斋图》与《青卞隐居图》；构图之比较

通过对《容膝斋图》与《青卞隐居图》构图中的取舍、宾主远近、黑白虚实、取势、开合呼应、疏密、藏露 ,边角等方面进行比较分析 ,一方面阐释其构图章法上的独到精妙之处 ,另一方面也使中国画构图的研究具体化、深入化     

展现“雅”“颂”时代的“奇玮瑰怪非常之观”——评刘毓庆《雅颂新考》

《诗经》研究，历经两千余年至今，已由传统的注释型、分析型向综合型转化。文章从刘毓庆《雅颂新考》入手，在揭示该书于史学、文学及文化学方面所取得的成绩的同时，理顺了《诗经》研究的历史脉络，指明了《诗经》研究的未来方向，充分体现了作者对《诗经》文化价值的独特理解     

《主客图》“瑰奇美丽主”武元衡家世考

武元衡在张为的《主客图》中被列为＂瑰奇美丽主＂。关于他的家世,史料文献多有记载。武元衡曾祖为武载德,是则天皇后的从侄;其祖父武平一,《新唐书》有传记;其父武就,名声不显;其妻为薛氏;武元衡有子一人,名武翊黄;有女二人,一嫁段文昌,一嫁孙简;有同父异母兄一人,名武谭;有从父弟一人,名武儒衡,两《唐书》有传。     

张廷玉等著《明史·舆服志》源流考

《明史·舆服志》自康熙十八年至乾隆四年,经过了三个阶段的纂修。第一阶段由清初著名史家万斯同初步删定,成《明史》四百一十六卷,其中《舆服志》共四卷。收载了极为丰富的史料,奠定了《明史·舆服志》的基本框架。第二阶段由总裁官王鸿绪在万氏《明史》的基础上,进行修改加工,经过多年的删改、润色加工后,最后成《明史稿》三百一十卷,其《舆服志》仍为四卷,在《明史·舆服志》的形成过程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第三阶段由总裁官张廷玉对王《志》略作删改而成定稿即今之《明史·舆服志》。     

乾隆《雅州府志》中的西藏篇目及其资料来源

1739年(乾隆四年)成书的《雅州府志》专设有西藏篇目,以记载清初西藏诸多方面的情况,实为“西藏简志”或“西藏小志”,是西藏最早的地方志之一。其资料来源主要取自《藏纪概》和有关档册。该资料有助于清代乾隆初期的藏史研究。     

《甲库善本》经部书对《经义考》收录序跋之补充

清初朱彝尊所编纂的《经义考》是经学目录学的集大成之作,其收录经学著作自先秦至清初达3500余种,体例精当,搜罗宏富,深受学者的重视。不过由于时代限制以及作者的个人原因,《经义考》虽然价值极大,但是也确有失当之处,如元明以后诸书序跋漏收较多;小学类书只收《尔雅》而不收文字音韵;《经义考》虽然搜罗极博,但仍有未见之书,其所标注的"佚""阙""未见"之书仍有部分尚存于世。文章利用《甲库善本》经部书序跋与《经义考》所收序跋进行比勘考证,以期能够对《经义考》漏收序跋有所补充,使其所收序跋能够更加完备。     

论杨复《仪礼图》与张惠言《仪礼图》之关系

朱子学派的礼图传统深刻影响了宋、元、明、清各朝的礼学发展轨迹,而杨复《仪礼图》是其代表性作品。张惠言《仪礼图》是在吸收杨复《仪礼图》的基础上创新发展的成果,成为中国传统礼图的高峰之作。张惠言《仪礼图》继承了杨复《仪礼图》立足朱子学派遵循《仪礼》的传统,但张惠言《仪礼图》着重于实用性,而杨复《仪礼图》着力于解读《仪礼》文献,两者之作图目的不同。张惠言《仪礼图》细化与完善了杨复《仪礼图》所建构的礼图体系。两者之异同根源于各自的时代文化。     

《缀白裘》叙考

本文通过对中国古代戏曲选本《缀白裘》从明末到清末六种刊本的叙考，勾勒其不断增删定型的过程。尤对易见的通行本之成书过程作了详尽考证。     

《登科记考补正》标点校勘错误

徐松《登科记考》一书最早的本子是清末王先谦的南菁书院丛书刻本,中华书局1984年出版的赵守俨点校本即以南菁书院丛书刻本为底本,孟二冬补正《登科记考》一书又以中华书局点校本为底本。《登科记考补正》不仅沿袭了点校本的五十余处错误,而且增加了八十余处新的错误。     

“鸡鸣”古歌与班固《咏史》典故源流考

班固《咏史》诗通过叙写“缇萦救父”故事抒发自身感慨,并将缇萦的形象凝缩在“鸡鸣”古歌的典故中。借“鸡鸣”意象抒发情感源于《诗经》,其中郑风《女曰鸡鸣》以“鸡鸣”交代谈话时间,《风雨》通过风雨中的鸡鸣起兴,《齐风·鸡鸣》和《小雅·庭燎》则保存着周代“鸡人呼旦”的礼乐仪式信息。司时卫士模拟鸡鸣报时,曲调雄壮高亢,直到汉代军中和宫廷依然沿用,并配乐收入乐府,但也带来曲调和风格的分化。《史记·项羽本纪》的“四面楚歌”,或是军中“鸡鸣歌”的变调。楚调激昂凄婉,与缇萦的急切心情相契合。“鸡鸣”典故承载着班固的激情,也凸显出班诗内敛、含蓄的学者型诗风。将事象、文化背景融入一个名词性典故,是汉代文人诗叙事兼抒情的艺术特色,也是汉诗由实用性向审美性的过渡。钟嵘评价《咏史》“质木无文”,是基于南朝的审美观念,有失公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