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多元化社会救助体系设计和成本预测研究

贫困按其成因可分为收入型贫困和支出型贫困。提出建立收入型-支出型贫困救助相结合的具有保障和发展双层目标的多元化救助体系并进行救助成本的预测。其中收入型贫困救助体系内容设计包括一般低收入家庭救助、未成年人救助、老年人救助和残疾人救助,支出型贫困救助体系内容设计包括因病支出型救助、因学支出型救助以及因灾支出型救助。分别对收入型贫困救助和支出型贫困救助成本进行预测研究,按照保障范围和标准,预测分高、低水平。基于成本预测结果,设计三种社会救助方案：收入型高水平-支出型低水平、收入型低水平-支出型高水平、收入型高水平-支出型高水平。通过比较三种方案成本预测结果发现江苏省当前的社会救助制度体系距离“保障和发展双层目标”的实现还存在一定的差距。     

论多维贫困视角下我国农村多元化社会救助体系的建构

近年来,从多个维度而不是单一的收入维度来测量贫困和缓解贫困是学术界达成的一个重要共识。当前我国农村的社会救助体系建设还处于起步阶段,很少从制度构建上来关注除了收入贫困之外的其他贫困群体,这显然忽视了不同贫困类型群体间的差异性,难以满足人们不断发展的多元化需求。因此,在我国农村社会救助体系建构中引入多维贫困视角显得尤为重要。本文基于多维贫困理论及其衡量维度和指标对我国当前农村社会救助体系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尝试提出构建我国农村多元化社会救助体系的建议。     

精准扶贫视阈下社会救助权转型研究

社会救助权作为一项保障贫困群体基本生活的权利,与国家新阶段扶贫开发工作机制之一的精准扶贫政策,二者共同构成了国家反贫困战略的主体内容。随着党的十九大扶贫战略高度再次提升,社会救助权的保障面临新的风险和挑战,其要素、属性方面发生相应转变。运用规范分析法和比较研究法,在精准扶贫视阈下进行社会救助权转型分析,发现社会救助权要素中权利主体特定化、义务主体扩充和内容多样化,属性上更侧重于积极权利效力,从而为政府和社会积极作为解决新时代背景下社会救助权保障问题提供更为可靠及时的理论依据,加快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论资产建设视角下农村社会救助制度的完善

文章从分析我国农村社会救助制度的现状和问题入手,认为我国农村减贫速度依然缓慢的原因之一在于忽视了贫困人群的发展需求。其次,通过对资产建设理论的研究,将这一社会政策新理念与中国农村社会救助联系起来,提出了两种典型的以资产为基础的社会救助方式：小额信贷和个人发展账户。最后得出结论：将资产建设理论应用于农村社会救助能够产生重要的意义并推动农村社会救助制度的完善。     

社会资本异质性与农村家庭多维贫困

基于甘肃、陕西省农户调查资料,实证分析社会资本总量及其结构对农户多维贫困影响。研究发现,社会资本总量对农户多维贫困具有显著缓解影响。在社会资本的4个维度中,社会信任、社会规范能够显著缓解农户多维贫困状态,而社会声望、社会网络则会显著加剧农户多维贫困状态,反映出社会资本不同构成对农户多维贫困状态的影响具有方向不一致性。此外,户主年龄越大、户主为汉族、户主家庭中男性劳动力更充裕、户主所在村是扶贫移民村的贫困户,其多维贫困缓解更显著;而户主家庭人口规模较大、户主从事农业生产时间较长、户主所在村庄自然灾害越严重,则不利于其多维贫困缓解。     

论精准扶贫背景下贫困农村地区人力资源开发内容与途径

扶贫先扶智,面向贫困农村地区的精准扶贫需要相应的农村人力资源开发行动。当前我国贫困农村地区人力资源存在规模大、数量多,科技与文化素质低、思想观念较落后,人力资源开发滞后,农村教育资源与城市差距较大等多方面问题。适应精准扶贫的农村人力资源开发包括面向贫困农村人口的智能开发、技能训练、现代职业精神与劳动态度培养、身心健康教育、现代生活方式与现代文明引导等。精准扶贫应注重形成全面布局与总体规划机制、内容与实施统筹推进机制以及组织与投入机制。推进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的途径包括强化基础教育发展、构建职业教育与培训体系、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和健全开发配套机制。     

扶贫政策与农村贫困

农村贫困是当代中国农村的一个严峻的现实问题。为了减缓农村贫困,中国政府颁布了一系列的扶贫文件,实施了一系列的扶贫政策。本文考察了扶贫政策出台的背景,回顾了扶贫政策的历史,指出了扶贫政策中存在的问题。文章试图表明的是,要想真正减缓农村贫困,政府必须加大扶贫力度,改变现存扶贫政策中存在的诸多问题。      

精准脱贫视阈下社会组织参与农村扶贫的出路

精准脱贫的大背景下,社会组织在农村扶贫领域释放出巨大的潜力。但目前中国 的社会组织参与农村扶贫还存在制度和法规薄弱、自身建设不足等困境。还需进一步完善相 关制度和法规、加强自身建设、增进与其他社会主体的交流合作,才能更好地为我国的精准扶 贫工作贡献力量。     

我国农村贫困救助制度:反思与重构

农村贫困救助制度是农村社会保障最后一道安全网,它对赈灾救济、维护社会稳定、保护生产力,促进农村经济发展起了重要作用.但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持续进步,这一制度也暴露出:救助理念落后、救助的法制化水平不高、救助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不完善等问题.据此,有必要更新救助理念,推进法制建设、完善管理体制及运行机制,并跟进相关配套措施,以是完善我国农村贫困救助制度.     

农村老龄贫困群体社会心理“扶贫”探析——基于优化人口心理素质的反贫困视角

当前,在中国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过程中,农村老龄贫困群体的社会心理失衡必然进一步凸显,从现状上看,普遍表现为失落与孤独、怀旧与恋旧、逃避与惰性心理等多方面。在优化人口心理素质的反贫困视角下,针对农村老龄贫困群体的社会心理＂扶贫＂不容忽视,需要我们在不断完善并切实推进农村养老保障制度实施的同时,加强政策扶贫、社会养老等方面的社会信息宣传指导,改善农村老龄贫困群体的社会认知模式,培育农村老龄贫困群体心理上的成就动机,进一步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倡导农村人际交往,培育农村老龄贫困群体健康正态的社会心理。这对于我国避免人口老龄化社会危机,打赢农村＂扶贫攻坚战＂,进而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     

论农村贫困救助制度的整合

农村贫困救助制度是农村社会救助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农村居民最低生活需要的保障。目前我国农村的贫困救助制度是以多元化的形式存在的,如＂五保户＂供养制度、扶贫工程、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等。这些形式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就目前来看,这种多元化的农村贫困救助制度存在着一些弊端,如救助资金不集中、救助对象重复等。因此,将多元化的贫困救助制度进行合理整合是其发展的大势所趋。     

论城市贫困救助中的服务型救助

发展服务型救助是新时期我国城市贫困救助在救助理念、内涵、形式等方面的全面拓展,是以提供服务的形式开展的社会救助,是城市贫困综合救助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它与城市贫困救助既有的基本生活救助、专项救助和应急救助互相搭配、各司其职,可以有效地解决反贫困实践中制度刚性与需求多样性之间的矛盾。应从框架设计、机制设计、技术设计、监督评价机制、经费保障等五方面创新发展服务型救助的政策。     

农村老龄贫困群体社会心理“扶贫”探析——基于优化人口心理素质的反贫困视角

当前,在中国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过程中,农村老龄贫困群体的社会心理失衡必然进一步凸显,从现状上看,普遍表现为失落与孤独、怀旧与恋旧、逃避与惰性心理等多方面。在优化人口心理素质的反贫困视角下,针对农村老龄贫困群体的社会心理扶贫不容忽视,需要我们在不断完善并切实推进农村养老保障制度实施的同时,加强政策扶贫、社会养老等方面的社会信息宣传指导,改善农村老龄贫困群体的社会认知模式,培育农村老龄贫困群体心理上的成就动机,进一步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倡导农村人际交往,培育农村老龄贫困群体健康正态的社会心理。这对于我国避免人口老龄化社会危机,打赢农村扶贫攻坚战,进而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     

精准扶贫领域贫困农民主体性的缺失与重塑——基于精神扶贫视角

精准扶贫领域贫困农民的主体性不仅是脱贫攻坚的内源动力,也是精准扶贫的价值依归。贫困农民主体性的缺失会在某些方面阻碍扶贫攻坚进程,其缺失的原因具有多重性,“精神贫困”当属主观因素中的首要根源。“精神贫困”使他们思想观念保守、脱贫志气不足、人生目标模糊,且这三方面均不同程度上导致其主体性缺失。唯有精神扶贫与物质扶贫同时着力、良性互动,以重塑贫困农民的主体性,才能激活他们致富奔小康的强烈渴望和内生动力,并激励他们主动承担起脱贫攻坚的主体责任。作为精准扶贫的题中应有之义,精神扶贫是一项系统工程,需“扶心扶志”与“扶知扶智”并举,且“正向发力”,激发贫困农民的自觉性和自主性以使其自主、自信,提高贫困农民能动性与创造性以使其自立、自强,进而推动脱贫攻坚工作向纵深发展。     

宋代政府对贫困人群的社会救助

两宋时期,由于经济文化的繁荣与发展,以及实施以文治国、儒术治国的政治理念,使得宋代社会救助事业得到了空前发展。政府重视、制度严密、机构完备、设施齐全,它的诸多救助措施对后世,特别是对我们现今社会仍有重要影响。文章主要从救助机构、救助方式、救助程序以及对宋政府实施社会救助的一些思考等方面,探究宋代政府对贫民的社会救助制度,以期对现代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提供一些借鉴。     

精准扶贫进程中的事权与支出责任问题研究

从事权与支出责任相适应视角审视我国精准扶贫进程发现,各扶贫主体职责范围尤其是精准扶贫交叉事权缺乏明确界定,将承担扶贫支出责任与履行扶贫事权混淆等同,在中央政府各职能部门以及中央与省及以下各层级政府两个维度,存在精准扶贫事权与支出责任不相适应问题。为确保我国精准扶贫战略实效,应处理好政府职能定位,在中央政府各职能部门横向层面以及中央与地方政府纵向层面,建立扶贫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财政体制。     

金融扶贫、行为心理与区域性贫困陷阱——精准识别视角下的扶贫机制设置

随着30多年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我国扶贫工作取得了巨大成绩。但过去的扶贫模式大多依赖财政投入来改变贫困地区的环境,金融方式在扶贫工作中的运用并不到位,更没有注重贫困人群行为心理的改变,尤其是少数民族特有的文化和心理诉求等很容易被忽视。而行为经济学理论认为贫穷有与其相应的行为特质,扶贫应该且必须考虑贫困人群的行为心理。基于此,本文借用心理账户理论分析了贫困人群的金融心理特质,结合区域性"贫困陷阱"假说阐述了金融扶贫的正负效应,研究认为:金融精准扶贫需要建立横向和纵向的金融联动机制,才能实现贫困人群收入增长的良性循环。同时,本文进一步依托行为经济学理论,从金融信贷、金融储蓄和移动金融等三个方面对我国金融精准扶贫行为进行了机制设置,并提出了相关的配套政策建议。     

路径、机理与创新：社会保障促进精准扶贫的政策分析

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经历了数十年的发展,逐渐形成了多种多样的制度,其在缩小收入差距、保护人力资本、降低社会风险和保障基本需求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反贫困作用。当前农村扶贫阶段中,贫困人口的社会生理性致贫因素增强,因此要求包括社会保障、社会权利救济在内的社会保护式扶贫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与此相应,社会保障既被列为反贫困的重要目标,也被列为反贫困的主要路径,在中国农村减贫发展进程中的嵌入程度逐渐加深。为了减少因制度不一造成的缝隙和叠加问题,让扶贫与低保等其他社会保障制度进行衔接十分必要;另一方面多领域、多主体的反贫困协作治理框架也需要被构建起来。在看到当前我国通过社会保障制度促进减贫发展可喜成就的同时,也应注重解决制度中存在的问题。未来我国社会保障减贫可以借鉴欧盟社会保障发展经验、加强服务供给、倡导更加积极的制度安排以及以 “一站式服务”方法促进基层社会保障的协同化治理为努力方向。     

安徽农村社会救助法律制度研究

市场经济发展的挑战和农村社会救助制度自身的特点,要求我省农村社会救助制度做出相应调整,应当以公平优先,兼顾效率为价值取向,实现农村社会救助的法治化.农村社会救助要实现从绝对标准转为相对标准,建立以最低社会保障制度为基础,各项专项救助制度为补充和各项配套优惠政策相衔接的农村社会救助体系.同时,加强农村社会救助的社会参与,提高救助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