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结构-战略-治理能力”的城市民族互嵌社区治理机制研究

随着城镇化进程国内各民族交往更加频繁,城市民族社区治理已成为推进民族和谐,开展社会治理的重要前沿。民族互嵌社区作为未来民族社区的发展趋势,也将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本文以组织结构理论、战略理论为基础,结合成都市武侯区开展民族互嵌社区治理的经验,构建了结构-战略-治理能力模型(S-SGC),以期从社区治理结构﹑组织战略和社区治理能力等三个方面来勾勒民族互嵌社区的治理机制。研究表明:在社区治理中,民族互嵌社区利用混搭战略,可充分整合内外资源,获得更多的跨界能力与社会认同,这将有利于提升社区的治理能力,为民族和谐、社会共同进步开创新局面。     

我国城市民族社区研究热点知识图谱分析——基于CSSCI(2008-2017)数据

本文借助Cite Space5.1对来自CSSCI数据库中近10年来我国城市民族社区研究领域的核心论文数据进行可视化分析,绘制核心机构与作者网络特征以及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以分析民族社区研究领域发展情况。数据表明,我国民族社区研究核心机构主要分布于西部地区,具有浓厚的地方性特点;城市民族社区研究机构的合作网络集中,高产作者以中青年为主,并呈现年轻化趋势;国内学术界主要是围绕"建设什么样→存在什么问题→怎样建设"民族社区这一思维进路进行研究。关注度最高的主题是民族社区相关概念及基本理论,其次是民族关系、旅游开发、社区建设与民族互嵌型社区等;未来会加强民族社区的研究力量,进一步加强民族学、社会学和政治学学科交叉研究。     

乡村振兴背景下民族地区旅游扶贫中的生态化建设——以阿坝州为例

乡村振兴是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课题。民族村寨作为民族地区乡村社会的基本生产和生活单元,对民族村寨的振兴需要城乡、产业、文化、生态环境、基层治理等多方面的有机融合。以阿坝州为考察对象,以乡村振兴为背景,以社区参与为研究理论,在充分调查当地旅游与扶贫及生态环境之间的耦合关系的基础上,运用时间序列模型,分析旅游、扶贫、生态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对促进居民增收与经济增长的微观影响机理。旅游发展与环境有紧密的共生性,当地的旅游生态化建设要将保护生态环境贯穿始终以及民族社区居民要积极的参与。提出要转变旅游发展理念,建立农村旅游合作社,建立当地居民旅游资源入股企业的新模式,促进产业融合,发展"旅游+"培养新兴业态,融合传统农牧业的乡村旅游精准扶贫,寻求民族地区旅游与环境一体化共生的实现途径,才是实现农牧民增收脱贫,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经营模式创新。     

异地搬迁民族社区旅游扶贫研究——以贵州省为例

恶劣的生态环境是造成贫困的重要原因,异地扶贫搬迁是解决贵州民族地区脱贫的重要途径。异地搬迁民族社区在可持续脱贫中难免面对资金严重缺乏、移民生产技能丧失、社会权利被剥夺、“搬迁震荡”及社区冲突严重等困局。发展旅游业被认为是贫困地区实现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在一定的外在条件和内生条件作用下,异地搬迁社区可以依托整个大旅游产业体系,精准判识各移民社区在资源禀赋、地理区位、产业等方面的优势,差异化地形成民族特色旅游、景区配套旅游、交通接待旅游、产业延伸旅游、农业观光旅游等特色的移民社区。通过发展旅游业带动异地搬迁民族社区居民脱贫致富,不仅能够促进移民村落的经济、文化及政治的自觉,更有利于重构“社区生态”,实现精准脱贫的可持续性。     

公共性视野下的民族互嵌型社区探析

"公共性"是促成当代"社会团结"的重要机制。公共性既是民族互嵌型社区的本质内涵,又是民族互嵌型社区发展建设的根本动力。加强中华民族大团结、构筑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深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积极构建民族互嵌型社区公共性的内在意涵。民族社区的"互嵌"困境主要表现为互嵌空间的不足、精神互嵌的缺失、原子化个人的行动困境及其所带来的公共精神阙如。民族互嵌型社区公共性源于多民族"共在"和"共处"的基本事实。民族互嵌型社区公共性供给的实践路径为需求导向与民族社区公共空间的营造;理性沟通与民族社区公共空间的维系;多元参与和民族社区合作治理的实现。     

民族社区研究理论的渊源与发展

民族社区理论是民族社会学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其进行研究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本文通过对民族社区研究理论渊源与发展考察,总结出了几种具有代表性的理论,分别为古典类型学理论、人类生态学理论、城市性理论、社区权力理论以及中国社会学派的理论,并且勾勒出了民族社区理论研究的发展线索.     

民族地区旅游开发与民族社区的可持续发展

随着旅游业开发的进一步深化,过去低估的旅游环境影响．包括自然和社会环境的影响,已受到国际社会的重视。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和习俗是民族旅游的主要吸引物。只有在开发这些资源的同时重视对这些资源的保护,才能保证民族旅游的可持续发展。而这需要对民族旅游业给这些民族社区带来的多重影响进行一定的分析和研究。文章结合个人的一些经验体验和别人的资料,对我省民族旅游给民族地区的社会带来的各种影响作了介绍,分析了影响的性质及原因,指出民族旅游的健康持续发展,必须建立在当地社区的根本利益基础上。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当地社区文明得以持续发展下去．民族旅游业发展所需的资源也才能被持续不断地利用,从而使民族旅游业本身可以持续发展下去。     

政府主导下社区参与的民族村寨旅游开发模式——以北川县擂鼓镇吉娜羌寨为例

民族地区拥有丰富的旅游资源,发展旅游业已成为民族地区扶贫致富的手段之一。本文以四川省北川县擂鼓镇吉娜羌寨为例,从"政府主导、社区参与"的角度探讨了民族地区定居点建设和旅游开发模式的相关问题。吉娜羌寨定居点的建设和旅游开发,应当根据灾后重建的实际情况和羌族村落的传统,采取"政府主导下社区参与的民族村寨旅游开发模式"。政府发挥主导作用,统筹规划;社区广泛参与,发挥主要利益主体作用,形成合力,着眼长远利益,走民族定居点建设和旅游开发的可持续发展道路。     

民族社区居民参与旅游发展的限制性因素分析

在考虑到旅游开发商承担投资风险,追求投资回报率的背景下,作为游客体验＂友好气氛＂必要成份的民族地区社区居民需要提高自身参与旅游发展的能力,摆脱传统依靠他方帮助的局面。阐述了民族社区居民参与旅游发展的现状,探讨了影响民族地区社区居民参与旅游发展的限制性因素,并有针对性地提出提高民族地区社区居民参与旅游发展能力的建议。     

民族旅游中的族群社区自我发展机制研究——以大理双廊白族村为例

传统民族社区旅游业发展中,由政府和开发商构成的"他群"在旅游开发与管理中居于主导地位,成为决策及经济收益的主体。东道主居民或者无参与或者被动参与,缺乏决策权、话语权和必要的经济收益,成为被操纵、被利用的对象。本研究以大理双廊白族村为个案,通过深入的田野调查,着力从社区主导旅游发展、政府宏观调控与扶持、以社区为利益主体的旅游经济发展、文化旅游产业发展、民族文化自我保护与传承、主-客合作六个方面构建民族旅游社区自我发展机制,力图赋权东道主居民,尝试在有限外来力量介入情况下,鼓励社区居民主动参与旅游开发、发展和管理,充分发挥决策权和话语权,探索一条让绝大多数原住民真正获益的社区旅游业可持续发展之路。     

“内卷化”与“去内卷化”:民族旅游村寨治理的结构、困境与路径

以"权力"为分析单位和分析视角来观察,民族旅游开发作为村寨治理的重要内容和权力结构的重要变量,带来了诸多力量"积极"参与村寨治理,然而并没有明显改善村寨治理,而是出现了权力"内卷化",主要表现在资本参与下的权力异化、权力依附与裹挟下的权力弱化、利益分化下的权力离散等方面。民族旅游开发的村寨治理要实现权力"去内卷化",既要理顺各权力主体诉求的利益目标,也要充分发挥他们各自的资本优势,在国家力量的支持下,不断加强村民主体性参与力度,引导各种社会力量形成充分合作。应当重塑国家"在场"的村寨公共性目标,强化基于赋能与赋权话语的制度供给,形成"一核多元分层"的权力配置模式,重视运用地方性知识优化基于认同和信任的村寨权力结构。     

基于旅游企业视角的民族社区旅游多主体共生协调机制研究——以互助土族自治县土族故土园为例

民族社区旅游企业将民族旅游开发与社区建设紧密联系起来,是民族社区实现旅游收益及旅游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主体。本文基于旅游企业的视角,选取互助土族自治县土族故土园为案例地,采用均值分析及配对样本T检验的方法对旅游企业同当地政府、社区居民、外来游客及旅游企业间的共生因子进行均值差异显著性判断和分析,得出:(1)故土园旅游企业同当地政府、社区居民、外来游客及旅游企业间存在关键、次要及一般共生因子,且其关键度与土族故土园旅游之间存在时空耦合的同质性和兼容性(关联度);(2)故土园旅游企业同当地政府、社区居民、外来游客及旅游企业间的行为模式为非对称互惠共生,组织模式为间歇共生,是多主体互惠共生短期化行为的表现。本研究提出适合故土园多主体和谐发展的"对称互惠一体化共生模式",即"景区旅游企业带动、社区居民参与、当地政府扶持、外来游客体验"的旅游发展模式,并通过旅游产业经济与进化多主体共生系统及优化多主体共生环境相结合的维度构建出互助土族故土园旅游多主体共生协调机制。     

西北地区城市化进程中的民族社区及社区民族关系研究

城市化是人口市民化及生产、居住方式现代化过程中的关键环节。西北地区生产方式的现代化为经济社会变迁提供了核心推动力,民族社区的形成是城市化背景下经济社会要素变化的必然结果。随着城乡各民族间生存、发展空间的一体化,民族成员之间的接触日益频繁,推动城乡社区民族交往领域逐步拓展,这为西北民族地区的族际通婚创造了客观条件,从根本上促进了西北城乡社区民族关系的进一步深化。由于西北地区城乡社区的民族关系受到民族、宗教、地域等历史和现实因素的影响,西北城乡民族社区的发展需要充分考虑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特点,不断开拓协调民族关系的思路,创新民族社区发展的机制。     

资产为本视角下城市互嵌式民族社区治理研究———基于义乌鸡鸣山社区的个案分析

互嵌式民族社区是城市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基层单元,更是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实现全方位嵌入的重要空间场域。以义乌市鸡鸣山社区为个案,运用资产为本的分析视角剖析该社区治理的过程、内容及成效。研究发现, 互嵌式民族社区能够实现善治主要基于社区内优势资产作用的发挥, 即政治资产的引领机制、物质资产的保障机制、组织资产的赋能机制和文化资产的育导机制。基于此,中国制度背景下互嵌式民族社区实现善治要确立以基层党组织为代表的政治资产的核心位置,推进政治资产与组织资产上下联动局面以及打造社区优势资产协同并进的工作格局。     

连片特困民族地区旅游扶贫效应差异研究——基于四川藏区调查的实证分析

四川藏区是我国连片特困民族地区之一,以身处贫困的当地居民为研究对象,采用问卷调查和统计分析等方式,对旅游发展模式不同的3个旅游社区进行实证对比研究,深入探析了旅游发展中连片特困民族地区居民的实际经济受益情况,调查了当地居民对旅游扶贫经济、社会文化和环境效应的感知、态度、参与行为和政策评价,验证了不同旅游社区和旅游经济受益的居民在旅游扶贫态度和政策评价上有显著差异等理论假设,提出了提升旅游扶贫效应的对策。     

贵州民族地区旅游资源的开发与旅游扶贫

旅游扶贫这一命题是旅游经济产业发展的必然。贵州民族地区旅游资源丰富且品位高 ,具有旅游开发的基础。本文分析了贵州民族地区旅游开发的基础和条件 ,阐述了旅游开发扶贫的功能。在此基础上 ,着重分析论述了贵州民族地区旅游开发扶贫应注意的问题及对策。     

乡村少数民族社区的制度建设研究

乡村少数民族社区制度建设总体上与全国农村的制度建设同步,但在实际运作中的少数民族乡村社区其制度建设发展滞后,主要表现在乡镇与村社关系不同程度的易位：一是乡镇对村社管理越位。表现为乡镇政权习惯用行政化的手段干预村社自治与村社之间的关系带有较强的传统制度色彩。二是乡镇管理缺位。乡村民族社区长期处于封闭的＂二元＂体制下,面对全面开放和乡镇权利回归的大形势,乡村民族社区在制度、思想和能力等方面都缺乏应对准备,致使乡村治理与服务功能出现紊乱和缺失。三是乡镇管理错位。在一些民族社区,特别是资源丰富和发育程度较高的社区,与乡镇的关系呈现出强态势,乡镇的权力被虚置,出现乡村关系倒挂现象。笔者认为,乡村民族社区的制度建设应从三方面入手：一是真正赋权乡镇政府,实现越位＂回归＂;二是发展民间组织,特别重视发挥传统民间组织的作用,三是创建多中心网络结构体制和以农民为中心服务运作机制。     

民族社区生态旅游发展的基本原则与核心产业建设——以滇西北为例

［摘要］基于社区的生态旅游（CBET）是社区旅游与生态旅游的结合,需要解决社区发展、赋权、可持续旅游等关键问题。滇西北广大少数民族社区面临着旅游发展和文化复兴的机遇。本文结合滇西北独特的地域特点,认为应重视建设和培育社区生态旅馆、社区生态旅游小企业、体验型的社区生态旅游交通系统、二元结构的社区生态旅游市场以及生态旅游商品生产的本地化,着力打造民族社区生态旅游核心产业。     

城市民族混居社区中公共事务的界分与治理——多中心治理理论的应用

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和社区建设步伐的加快,城市民族混居社区的数量迅速增加,相关问题逐渐显现。多中心治理理论能够为城市民族混居社区治理提供重要的观察视角和分析思路。城市民族混居社区治理,应当在尊重少数民族基本权利的前提下,为少数民族成员提供自我治理空间。同时,在界分民族内部事务与一般社区事务的基础上,促使参与主体由一元走向多元、权力结构由垂直走向扁平、互动模式由指令走向协商。     

连片特困民族地区旅游精准扶贫机制研究——以四川藏区为例

当前,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我国的扶贫工作进入了精准扶贫的新阶段。连片特困民族地区是旅游精准扶贫的重点区域。由于旅游精准扶贫在我国尚属新生事物,结合实例的旅游精准扶贫机制亟待研究。以四川藏区这一连片特困少数民族地区为研究对象,在其贫困人口旅游受益的资本、权力和能力等方面限制性因素分析的基础上,剖析连片特困民族地区旅游精准扶贫的作用机理,提出了包容性可持续的旅游精准扶贫战略思路,构建了包括启动激励、目标导向、参与共享、监测评估的旅游精准扶贫机制体系,明确了四川藏区旅游精准扶贫机制的优化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