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重庆大轰炸”几个基本问题的探讨

中外学术界对重庆大轰炸的研究取得过重要的阶段性成果.但是,研究结果相去甚远.其原因固然有研究资料的局限,研究视角、方式方法的不同,但更主要的还在于对重庆大轰炸若干基本问题的范畴没有进行过认真严肃的界定.为此,笔者以历史档案为基础,以"重庆大轰炸"概念的界定为核心,对重庆大轰炸的阶段划分、重庆大轰炸造成的损害及其特点、重庆大轰炸的影响,以及关于重庆大轰炸研究的意义等基本问题提出了新的有价值的见解.     

抗战时期重庆民众对日军轰炸的意识演变——以1938-1943年《国民公报》等报刊为主体的考察

1938年2月日机开始对重庆实施轰炸之初,虽然引起了重庆民众的惶恐不安,但由于肓日迷信观念和侥幸心理作祟,在对待政府所倡导消极防空最善之法--疏散人口上,市民遵从政府的劝导者不多,而徘徊观望者众.经过1939年5月至1941年9月间的狂轰滥炸后,民众的反应仍然呈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倾向,一为镇静有序、遵命而行;一为听天由命、罔顾政令.至1941年10月后,随着日机对重庆轰炸次数的逐渐减少,重庆民众对于轰炸之惨状,似乎也随时间的流逝而逐渐淡忘,重新回到关心自己当下的、琐碎的、现实利益的生活轨道,对防空等战时公共事务不再多加关注.     

历史记忆与家族建构——以湘西田氏土司后裔为中心的考察

作为传递历史记忆的媒介,口述传说、文字、身体、仪式、碑刻等不一定能完全客观地呈现历史事实,但透过这些方式选择、重组与诠释的“过去”,往往成为人们合理化当前社会现实的重要方式。湘西古丈县田家洞为改土归流前永顺宣慰司下辖的小长官司,村中土司后裔——田氏自改革开放后,藉由祖先传说、修谱与立碑、仪式展演等活动叙写家族历史,强化族众认同。实际上,围绕历史记忆展开的家族建构不仅体现了不同能动者之间的权力角逐,也为诠释“传统”在现代社会的复苏提供了一种视角。     

试论“重庆大轰炸”中的卫生应急机制

抗战时期日机对重庆的野蛮轰炸,不仅造成了巨大的物质损失,也引发了严重的卫生问题.重庆当局领导人民一方面开展坚决的反轰炸斗争,另一方面设立了一系列应急机构,采取相应措施,较好地解决了卫生问题.为抗战的最后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     

督促与配合:反轰炸中的重庆市临时参议会——以议案为中心的考察

在反轰炸斗争中,重庆市临时参议会起到了重要作用.通过组织慰问活动、谴责日寇的轰炸、对消防殉职人员予以表彰等方式凝聚起反轰炸精神力量;督促政府加强防毒与消防设施建设、增凿防空洞与加强防空洞管理、力主将人口疏散与疏散区建设相结合,从而使整个消极防空设施得到改善;督促政府机关健全救护组织、完善救护设施、加强救护力量,要求政府健全救助机构、增加救助经费、扩大救助范围、讲求救助实效,由此推动了空袭救护与救助的展开.     

共同记忆塑造与清王朝“中国认同”建构

历史记忆在特定社会体制和文化传统中产生,存在于叙事和学习等社会互动中,历史记忆蕴含着国家、民族的政治文化体验和共同情感,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家认同、民族认同赖以形成的根基。清朝统治者在将清王朝凝聚成地理的、政治的、文化的共同体并进行有效管理的过程中,把自己理解为一个涵盖全体(即“中国”)的身份认同的一部分,继承并发展中国的历史传统——“中国认同”意识,接受、吸纳域内以汉文化为代表的多元文化,穿越和打破王朝内各族群文化界限,整合王朝历史记忆,完成清王朝“中国认同”的内涵建构。因此,阐释清朝历史上各民族的“中国”意识和“中国”认同现象,探索“中国”作为“国家”的独特生长方式,总结中华民族认同形成的动因和方式、类型与规律,这对当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意义。     

毛泽东与通道会议历史记忆的建构

通道会议是党史军史上未曾定名的小型而又是最高级的中共中央负责人紧急会议。由于会议没有留下文字记录,因而与会议相关人员日后的口述与文载成了建构其历史记忆的最主要的方式。这当中,毛泽东等会议亲历者的回忆,相比较于其他相关人员关于会议的回忆,对于历史记忆的建构更具有独特的价值。会议亲历者的回忆为通道会议历史记忆的建构保留下了珍贵的史料,奠定了评价通道会议历史地位的基调,对于回应一些相关历史争议问题提供了重要依据。     

浅析“重庆大轰炸”中国民政府的防卫对策及法制措施

1938年,为达到促使国民政府妥协投降之目的,日本作出了对中国内地"抓紧航空作战"的决定.为此,中国的战时首都--重庆成为日本大轰炸的重要目标.日军的大轰炸使重庆人民的生命和财产遭到空前的浩劫.对此,国民政府相继制定了一系列的防卫对策并采取了诸多法制措施.有效地减少了日军大轰炸给重庆人民带来的生命与财产的损失.这对保卫重庆的安全,增强抗战必胜的信心等具有重要意义.     

历史记忆与身份建构——以雷霆超的《吃碗茶》为例

历史记忆对自我身份建构有着极大的影响。学者普遍关注的历史记忆对自我身份建构的积极作用,然而历史记忆对自我身份建构的消极作用却鲜有人提及。以美国亚裔文学评论家和作家公认的一部划时代的作品---雷霆超（Louis Chu）的《吃碗茶》（Eat a Bowl of Tea）为例来阐述历史记忆对自我身份建构的消极作用,并说明只有忘记历史才能实现移民真正的身份建构。     

战争与性别视域下的妇女组织——以抗战时期重庆妇女慰劳会为中心的考察

在抗日战争中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人人皆有抗战守土之责.中国各阶层女性主动团结起来,各地妇女救亡组织也应运而生.根深蒂固的传统性别制度让女性与政治的关系即便在战时仍若即若离,中国妇女组织在战争、政党、性别等多重元素交织的夹缝中求生存.作为国统区较具代表性的妇女组织——重庆妇女慰劳会,积极发动在渝女性投身民族救亡的洪流,凝聚抗战力量,为民族解放作出重要贡献,但亦未逃离性别与传统的束缚.     

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对鄂西南一个移民村落的历史人类学考察

以鄂西南朱砂屯村为个案,从考察村民的家族迁徙传说、历史记忆入手,探讨了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之间的关联,发现在当下族群的符号特征对于维持和凝聚族群具有重要意义.     

《文艺报》与“新时期文学批评”舆论空间建构——以“介入与建构（1978-1980）”为中心

《文艺报》与中国当代文学批评有着不可分割的关联。此种关联有助于我们梳理刊物本身与文学批评舆论建构的密切关系。在新时期文学批评舆论建构的初始阶段,《文艺报》以＂介入与建构＂彰显着主导文学评论刊物的媒介价值观与立场。这主要表现在总结态势与成绩＂,漫谈＂文风的＂回归＂与延续,刊物栏目的＂回归＂与＂新创＂,举办座谈会和编发会议报告、讲话及读者来稿＂,作品讨论＂的出现与坚守,以及舆论的＂视觉＂诉求等等。     

西方主流媒体对重庆大轰炸的报道分析——以《纽约时报》为例

文章以1938-1943年期间<纽约时报>对重庆大轰炸相关报道的全文文本和相关新闻标题为样本,借鉴传播学的框架理论,并结合描述、解释和分析结论的三步法,通过对数据、典型内容、报道方式的分析,探讨该报在重庆大轰炸报道中体现出的新闻理念及特色技巧,从一个侧面考察西方主流媒体对中国战时首都重庆形象的建构.     

少数民族电影音乐对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的建构

少数民族电影音乐作为电影总体音乐中不可缺失的一部分,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特征,是少数民族文化多样性的体现。少数民族电影音乐除具有深化剧情内容的作用外,其深层内在结构在于对整个族群记忆与民族认同的建构。少数民族电影音乐从民族历史叙事、民族情感呈现和民族形象塑造三方面不断对族群成员的民族心理、自我认识和族群记忆进行重构,以实现个体对族群集体的归属和认同。     

陶渊明意象在明末清初的建构——基于明末士人李渔为中心的考察

明清易代给明末的遗民士人群体带来了巨大的心灵创伤,他们通过回忆陶渊明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这种伤痛。这种记忆当与明末动荡不安的社会环境、阳明心学的影响等因素有关。若对陶渊明做人物形象研究,则仅仅依据后人的历史记忆作为史料会有失偏颇,应当综合各种史料才能比较真实地还原历史人物的形象     

抗战时期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话语表达与形象建构——以抗战歌曲为中心

音乐对塑造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着重要价值,在抗日战争的烽火岁月中表现尤为明显。用歌声激发全民族抗战意识成为那个时代音乐家的使命与担当,他们以抗日救亡为主题创作了数千首歌曲。以搜集整理的大量抗战主题歌曲文本为支撑,在战时语境下对其进行深度解析。研究表明,当时的音乐家们通过作品表达了时代的呼声,形塑了各族民众休戚与共、患难与共、生死与共、荣辱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意识,呈现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果敢勇毅、仁和厚德的精神品格,并借助长城、黄河、长江、泰山等特定象征物和中华民族代表性英雄人物,实现了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具象化展现,推动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内在之意与外在之象深嵌于全体民众心中,深化了各民族各阶层民众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凝聚起激励国人抗战救亡、建设国家的强大精神力量。     

族群认同的宗教性建构——以兴蒙乡蒙古族为例

20世纪50年代以来,生活在云南兴蒙乡的蒙古族人,获得了正式民族身份,民族意识逐渐增强。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传统信仰复兴的大背景下,通过把当地原有的关圣宫改建为三圣宫,发明一整套祭祀祖先三圣的仪式,并在新近创造的忆祖节和从内蒙古引进的那达慕节等重要场合展演加强这种新的信仰和仪式,完成了一种三圣信仰的新宗教体系及其自我再生产机制的构建,通过宗教信仰的途径实现了建构和表达自身族群认同的愿望。当然,这一系列宗教性的族群认同表达方式的发明,实际上深深根植于当地的原有信仰与文化,因而能够有效的表达与持续维系当地人的族群认同。     

西方主流媒体对重庆大轰炸的报道分析——以《时代》周刊为例（1）

抗日战争时期,重庆作为中国的战时首都遭遇了日本军国主义的狂轰烂炸.此间,西A-主流媒体纷纷聚焦重庆大轰炸,向世界传递着中国首都的信息.文章以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时代>周刊为个案,以1938-1943年的305篇该刊所载重庆报道为分析样本,试图运用传播学的理论分析框架,重点探讨<时代>在重庆大轰炸期间的报道特色,从而从一个侧面探讨<时代>对抗战中国形象的建构.     

唐以降黄梅禅宗祖庭记忆的位移与重构——以地方志和碑刻资料为中心

后起史料的层层叠加,使得人们在黄梅禅宗祖庭的一些基本问题上产生了模糊认识,历史记忆的模糊与现实的需求相结合,使得清以后人们对黄梅禅宗祖庭的认知与唐代的情形已相去甚远。地方志和碑刻资料有助于还原历史的原貌和揭示历史记忆层累式构建的道理。     

话语、叙述与历史记忆——近代无锡滩簧形象建构与自我救赎(1840-1935)

晚清地方文本中有关滩簧的话语叙述,成为滩簧最早的原罪,后来的大众舆论媒介——报刊,继承了官方话语模式与叙述策略,建构出滩簧的负面形象。演滩簧,看滩簧,成为一种社会病态的隐喻与象征,以至民众谈"簧"色变。为此,滩簧曲艺多次改易名目演出。在1935年禁演滩簧风波中,官方利用报刊发起对滩簧的舆论围剿,地方艺人为了缓解来自官方的压制,被迫进行改良,改良新剧《克宝桥》试演大获成功,滩簧曲艺的社会教育功能获得官方认可,滩簧改名无锡文戏,从而实现了自我救赎。双方的互动角力既重塑了文化精英对滩簧戏曲文化社会价值的认识,也反映出三十年代无锡滩簧改良契合了当时民族主义运动的政治文化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