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流动人口初育年龄分布及差异分析

运用2014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对女性流动人口的婚育情况进行分析,重点研究了2014年女性流动人口的初育年龄分布特征及差异。研究发现,女性流动人口的初育年龄与曾生子女数呈负相关;流动导致初育年龄推迟,近年来婚育年龄差距呈扩大趋势。2014年女性流动人口的平均初育年龄为26.9岁,且平均初育年龄流动人口不同的人口学特征、社会经济特征、流动特征及生育地和再生育意愿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基于"全面两孩"生育政策背景,针对研究结果,政府应当加强流动人口妇幼保健服务管理,社会应当宣传倡导新型生育文化,而流动人口本身也应当合理安排生育时间和计划,共同提高流动女性的生殖健康水平和出生人口素质,从而促进家庭发展和社会和谐。     

“全面两孩”政策下育龄女性的生育行为与家庭幸福感——从生育服务和托幼资源视角的观察

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长期低生育水平已经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不相适应,文章基于2016年中国家庭幸福感热点问题调查数据,分析了生育服务、托幼资源、二孩生育等及其与育龄女性家庭幸福感的关系,发现:育龄女性对于医院生育服务的评价与其家庭幸福感之间具有正向相关关系;三岁以下子女的日常照料对育龄女性家庭幸福感影响显著,孩子主要由自己照顾时,29岁以下育龄女性的家庭幸福感最高,孩子主要由托幼机构照料时,30³9岁育龄女性的家庭幸福感最高;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城市3039岁育龄女性的家庭幸福感最高;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城市30³9岁育龄女性是2016年生育二孩和已经怀孕即将生育二孩的突出人群,她们对优质生育服务和妇幼保健服务的需求强烈。研究建议:为充分挖掘"全面两孩"政策的生育促进作用,国家、政府和社会亟需为育龄女性特别是为高龄孕产妇家庭提供数量更充分和质量更优的生育服务和托幼资源。     

当代研究生生育观调查——以南开大学为例

为了解当代研究生生育观的一般状况,对南开大学在校研究生进行了问卷调查研究,表明绝大多数研究生愿意生育、没有性别偏好、理想子女数目是2个、初育年龄在26～35岁之间,生育间隔期望是3～4年、对孩子素质的期望是全方位的.总体上看,研究生的生育观呈现出现代性特征,更重视孩子的精神价值,尤其是对个人自我发展和家庭生活幸福的精神价值,同时又受到传统生育文化的某些影响.     

生育意愿对家庭住房负债的影响

近年来,我国居民住房贷款规模快速扩张。家庭负债的不断上升不仅会降低居民(消费)福利水平,还可能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基于CFPS2018年调查问卷,实证检验了家庭生育意愿对家庭住房负债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生育意愿显著影响了家庭住房负债水平。意愿生育男孩数量越多,家庭住房负债水平越高,而意愿生育女孩数量与家庭住房负债不相关。这种差异主要是由“传宗接代”等传统文化观念所导致,意愿生育男孩数量越多的家庭,会配置价值越高的住房资产,进而导致家庭住房负债水平上升。生育意愿主要提升了家庭消费性住房资产配置,此时民间借贷成为主要借款渠道。意愿生育男孩数量对家庭住房负债的正向影响在不同收入和资产水平的家庭中并无显著差异,但在小孩抚养比较高和户主健康状况较好的家庭中更加显著。上述结论表明,政府部门应进一步加强男女平等宣传,提高女性家庭地位和社会地位,同时从法律层面对女性进行保护,在就业、收入等方面消除性别歧视,提高女性社会经济地位,抑制家庭住房负债非理性上升。     

生育数量趋同行为研究的理论架构与实证分析

生育数量趋同表现为一孩、二孩和多孩趋同。生育数量趋同受社会、家庭和个人因素影响,根据2000年福建省第二期妇女社会地位调查问卷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除了物力资本,生育政策、生育文化、女性家庭地位、家庭背景、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都对生育数量趋同行为产生影响。创造良好的社会、家庭和个人条件,塑造良性的生育数量趋同行为,是事半功倍地解决人口这一难题的有效途径。     

家庭“三孩”生育意愿及其与婴幼儿照护支持的关系

落实"三孩"生育政策,重在加强配套支持措施。以6省市19 363个婴幼儿家庭为调查对象,探讨家庭"三孩"生育意愿及其与婴幼儿照护支持的关系,结果发现,家庭普遍期待生育两个孩子,"三孩"生育意向不高,但生育计划较明确,且不同家庭生育意愿存在差异;在家庭获得的婴幼儿照护支持中,安全性支持供需不匹配,关系性支持总体较佳,成长性支持上期待减少宣传、增加婴幼儿游戏场地和普惠托育服务;此外,婴幼儿照护支持显著影响生育意愿,尤其受到经济成本、时间精力及孩子成长相关因素的影响。建议关注家庭生育意愿低迷现实,尽快完善生育经济支持政策,健全生育休假制度,提供配套儿童活动设施和托育服务资源,以减轻家庭后顾之忧,更好地释放生育潜能。     

社会经济地位、主观流动感知与育龄女性的二孩生育意愿——基于CGSS2013数据的经验研究

文章旨在通过对2013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截面数据进行回归分析,探讨育龄女性的社会经济地位、主观流动感知与其二孩生育意愿之间的关系。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的育龄女性二孩生育意愿存在显著差异:受教育程度越高,二孩生育意愿越低;个人收入越高,二孩生育意愿越低;所在家庭拥有房产数量越多,育龄女性二孩生育意愿越强。不同主观流动感知的育龄女性其生育意愿之间存在显著差异:认为自己过去十年阶层上向流动的程度越高,其二孩生育意愿就越强;预期未来十年社会阶层上向流动程度越高,其二孩生育意愿就越强。     

从生育行为看农村妇女的家庭地位——基于江西X村的研究

通过对农村妇女生育行为及其家庭地位的个案访谈,发现从农村妇女的生育行为,主要是生育孩子的数量和性别,已经无法准确判断她们的家庭地位.即生育行为与妇女的家庭地位之间的联系正在弱化甚至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包括妇女的性别意识、经济独立性、知识水平等多方面因素.因此,提高农村妇女家庭地位的途径也变得多样化,其中,增强农村女性自身素质显得尤为重要.     

全球化背景下的生育保险法律问题研究

生育事关一国的人口素质。现代社会,生儿育女不再是家庭内部的私事,各国纷纷建立生育保险制度。我国的生育保险仍存在诸多问题,如覆盖面窄,生育假期短,以及因产假仅适用于女性导致的就业歧视等。我国应立法改变生育保险基金来源,生育基金由国家财政统一拨款,提高生育保险统筹层次,延长生育假期,并增加父育假以平衡企业在性别上的用工成本。     

生育意愿影响因素分析

影响生育意愿有三大因素。一是国家人口政策、经济情况、传统文化、生产方式、社会保障制度、就业形势与就业水平等社会因素。二是家庭习俗与传统、抚养子女的成本和子女给家庭提供的收入、是否独生子女等家庭因素。三是户口性质、性别、年龄、职业、文化程度、生育与婚姻状况、现有子女数及现有子女性别、健康状况、是否外出打工等个人因素。     

女性劳动参与对生育水平的影响 ——基于孩次的验证

低生育率会对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结构产生冲击,找出影响我国生育水平的关键因素,为生育主体提供良好氛围和相关机制极其重要。以2016年中国金融家庭数据为基础,以每个家庭为单位,将家庭中不同孩次的相关情况加以区分,研究女性劳动参与对不同孩次生育率的影响,从而揭示女性"低生育之谜"。结合女性劳动参与和生育模型,采用二元变量模型分析女性劳动参与和生育的关系并验证其内生性。研究发现女性劳动参与对一孩和二孩生育率有显著负向影响,对家庭中孩子的数量也有显著的负面影响;相反,女性配偶的劳动参与对家庭中生育一孩和孩子数量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家庭和社会应当共同给予女性支持,分担女性的育儿负担,在政策层面上转移用人单位的用工负担,缓解女性面临的"工作-家庭"冲突,保障职业女性的权益,打造生育友好型社会。     

夫妻年龄差对女性生育意愿的影响研究

基于全国生育状况抽样调查数据,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了夫妻年龄差对女性生育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夫妻年龄差不仅显著影响女性生育意愿,且对于不同年龄段女性生育意愿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结果显示：(1)在妻子比丈夫年长的婚配模式下,当妻子比丈夫年长5-9岁时,女性的生育意愿达到最高峰;(2)丈夫比妻子年长也能提升妻子的生育意愿,但随着夫妻年龄差距扩大,女性生育意愿显示出降低趋势,丈夫比妻子大1-4岁时的女性生育意愿强于夫妻年龄差10岁及以上的女性;(3)夫妻同岁对于女性生育意愿的影响程度弱于妻大于夫的婚配模式,但对于90后女性而言,夫妻同岁模式下生育意愿反而更高;(4)结合代际差异进一步探究,“姐弟恋”模式有利于提升70后与80后女性的生育意愿,“女大三抱金砖”在70后、80后群体中得到应验。面对育龄人口生育意愿偏低的社会现状,应淡化传统婚配观念影响,加强婚恋观与生育观宣传,同时满足高龄女性生育保障需求,释放生育潜能。     

生育意愿影响因素分析

影响生育意愿有三大因素。一是国家人口政策、经济情况、传统文化、生产方式、社会保障制度、就业形势与就业水平等社会因素。二是家庭习俗与传统、抚养子女的成本和子女给家庭提供的收入、是否独生子女等家庭因素。三是户口性质、性别、年龄、职业、文化程度、生育与婚姻状况、现有子女数及现有子女性别、健康状况、是否外出打工等个人因素。     

生育政策调整下相关配套支持措施的需求与完善

立足当前社会所面临的严重的老龄化问题、逐渐消失的人口红利、持续低迷的生育意愿,分析了生育政策调整的必要 性和迫切性。 在生育政策调整的背景下,从托育服务市场发展、生育保障水平、女性职业发展等方面分析了社会对于三孩生 育政策相关配套支持措施进一步完善的需求。 在此基础上回应需求,从完善托育服务市场、提高生育保障水平、促进女性职 业发展等方面对三孩生育政策相关配套支持措施的完善提出建议,力求从多角度积极打造生育友好型社会,以进一步提高生 育水平,助力实现生育政策调整的预期效果。     

2000年以来我国人口生育意愿研究综述——基于数量、性别和时间三个维度

从数量、性别和时间三个维度,在空间上分为全国性调查研究和地方性调查研究两大模块,在时间上按照由远及近的顺序,对2000年以来我国人口生育意愿的相关研究进行梳理后发现:在意愿生育数量上,中国人群的意愿生育数量在1.6—1.9个的范围上下波动,大城市、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理想子女数的均值依次递增;在意愿生育性别上,性别数量双偏好(儿女双全)和无性别偏好逐渐成为主流,但各地区之间存在差异;在意愿生育时间上,女性人口的理想生育年龄较为稳定,实际生育年龄则呈增长趋势.为满足具有长远意义的对比分析需要,可构建系统性、标准化的生育意愿测量工具,并进行纵向追踪性的大型调查.     

广西红水河流域长寿老人遗传特征分析

目的了解长寿老人的遗传表型指标分布和长寿家族史。方法入户收集245位长寿老人的家族长寿史、健康与疾病史、女性的妊娠和生育史等,同时进行体格检查。采用 SPSS软件进行数量性状表型的相关分析和显著性检验。结果 1.长寿老人遗传特征和表型指标分布特征:245位长寿老人年龄范围90岁～104岁,平均年龄(95±4.9)岁,心率平均78次/分,血压平均(85～146)mmHg,身高较矮平均为143cm,WHR0.89,牙齿失落数约90%。女性长寿者平均育有子女4人,末次妊娠年龄平均在41岁。2.长寿老人遗传特征和表型指标的两两相关分析:共计对9项指标进行了 Pearson 相关系数(R~2)两两指标的相关计算。其中年龄增长与牙齿失落数有极其显著的相关性(R~2=0.18,P<0.01),收缩压和舒张压有极显著的相关性(R~2=0.66,P<0.01),身高与牙齿失落数有显著的负相关(R~2=0.16,P<0.05)。年龄增长与女性末次妊娠年龄有极其显著性相关(R~2=0.35,P<0.01)。女性末次妊娠年龄与收缩压(R~2=0.16,P<0.05)、女性末次妊娠年龄与牙齿失落数(R~2=0.44,P<0.05)、女性末次妊娠年龄与生育子女数(R~2=0.35,P<0.01)均有显著性相关。WHR 和身高(R~2=0.14,P<0.05)与收缩血压和身高(R~2=0.24,P<0.01)均呈显著的负相关。3.有无长寿家族史对长寿老人遗传特征和表型指标影响按有否长寿家族史将长寿老人分为2组,有长寿父/母组,无长寿父/母组分别计算各组长寿老人的表型指标后进行比较分析。两组数值 t 检验,除心率数有显著性差别(P<0.05)之外,其余各项指标均未见有显著性差别。4.长寿者家庭长寿现象分析:同时对245户有>90岁长寿老人的家庭进行长寿家族史询问,长寿老人家庭中每户现有人口5～20人属多元家系。这些家庭世居当地,无外来迁入迁出史。对90岁以上老人有长寿家族史者进行分析,其中祖父寿命超过70岁的占29%,祖母寿命>70岁者占38%,他们父母寿命>70岁者分别为41%和37%。结论长寿有明显的遗传倾向,如家族聚集性的特点;其次是女性末次妊娠和生育子女人数与长寿有强相关性。     

生育的经济、产权与市场调节探讨

中国用国家力量控制生育的办法,正付出越来越大的社会代价与管理成本.生育是有经济动机的,生育权也可以看作一种产权.在发展中国家,生育率与人均收入呈负相关关系;在家庭中,养育子女数量与收入呈负相关关系.假设我们政府规定,每个家庭可以拥有生育子女的产权,这种产权可以转让,而获得货币,也可以用货币购买生育子女的产权.那么,在偏好子女数量的家庭、偏好收入的家庭和政府之间,将产生帕累托改进.     

影响生育的国外家庭政策分析

利用联合国公开发表的资料以及英国、加拿大和日本相关部门的官网信息．就低生育水平对不同国家家庭政策的影响以及有关国家对生育水平具有隐性或显性作用的家庭政策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低生育水平是有关国家态度转变的依据,态度的转变也带来了政策上的相应变化。三个国家的家庭政策具有明显的增强家庭养育子女经济实力、提升家庭照料子女能力以及促进家庭自身良性发展的作用。     

中国农村人口生育水平估计方法及其影响因素——基于队列视角的分析

已有研究运用全国生育率统计数据,验证了利用初育年龄能够对终身生育率进行较为准确的估计。在此基础上,文章应用2010年江苏、安徽、河南、湖南和四川五省以及2013年吉林省的农村人口整村抽样调查数据,对初育年龄和终身生育数量的显著负向相关关系进行了再次验证,并通过对微观个体生育行为的分析,发现这种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源于其他因素对二者同时产生的反向影响,并从队列视角讨论了农村人口生育水平的估计方法。实证结果表明,育龄妇女受教育程度越高、初次生育前有过外出非农就业经历的,初育年龄越大,同时终身生育数量越少;其配偶的上述个人特征对于生育时机和数量的影响则表现出与前者相异的作用。虽然独生子女政策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二者之间的负相关性,但是随着生育政策的逐步放宽,文章所使用方法的可靠性也将增强。因此,对于经历了明显时代变迁的农村人口而言,利用同样为队列指标的初育年龄估计终身生育水平的方法,更有利于对农村人口的变化趋势进行长期预测,从而为人口预测工作以及相关人口政策的制定提供科学参考。     

当代城市青年夫妇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探析——基于安徽省芜湖市四个社区的实地调研

适时调整计划生育政策是对人口数量的有效调控.2013年底我国开始推行“单独二孩”政策,期望稳定适度低生育水平,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本文采取抽样数据统计和实地调研访谈,了解计划生育政策变迁对城市青年夫妇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影响.结果显示,当代城市青年夫妇存在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背离现象,经济压力、工作压力、政策不配套、婚育年龄推迟、代际冲突等是重要原因.把当前城市青年夫妇生育意愿转化为生育行为需要国家、社会、家庭多方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