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人际信任研究的路径与困境

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信任研究成为西方社会科学界的热门课题,几乎所有社会科学领域都有学者涉足此项研究。但不同学科的学者对人际信任的理解和研究路径是不一样的:心理学家关注个体特征对信任建立的影响;社会心理学者倾向于将人际信任看成人际关系的产物;社会学家则更愿意从文化、制度或社会结构的角度去研究信任产生的机制。通过对西方人际信任的研究路径进行细致的梳理和分析,可以发现,西方的人际信任研究陷入了困境,其原因一方面来自于各学科特定的研究视角与研究方法的局限,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西方学者所共有的研究预设和思维模式影响、框定甚至是限制了信任研究。为摆脱人际信任研究的困境,我们提出了一种新的研究路径——信任策略研究。     

新时代重塑医患信任的本土化路径论析

医患信任是现代社会最基本、最基础、最重要的信任关系。现代医患信任应是生活世界中对专业医疗服务的专家信任、社会场域中对完善医疗保障的机构信任与心理场域中对和谐医疗环境的心理信任的集合体。我国三位一体的医患信任面临严峻挑战,受到诸多因素限制,新时代建设良性医患信任的本土化策略可从三大层面进行：重塑牢固和谐的专家信任与人际信任,新塑医患信任的微观基础;构筑平衡充分的机构信任与制度信任,完善医患信任的宏观保障;培育具有本土特色的心理信任与文化信任,锻造医患信任的核心气质。     

信任模式的历史变迁——从人际信任到制度信任

当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生产方式的转变引发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交往方式的变化。与此相应,信任模式必须由人际信任向制度信任变迁,才能满足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     

有效社会管理与社会信任重建

当前社会管理困境不仅仅源于社会管理体制本身的问题,深层次的还在于社会信任结构的缺陷,现代社会管理所需要的制度信任尚未建立健全,导致了政府的社会管理工作频频遭遇"公信力陷阱",社会管理效率低下。有效的社会管理要求实现社会信任结构从人际信任到制度信任的现代转换,重建社会信任体系可以从公共服务型政府建设、地方治理变革和社会组织建设三个方面着手。     

医患信任程度测量量表研究进展

开发具有信度和效度的医患信任量表可为测量医患信任程度提供科学工具。基于测量维度,国外医患信任量表的研究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从借用“人际信任”量表到 Anderson 等开发的医患信任量表,之后测量主体趋向多元化,建构起医疗信任系统中的内容框架图,使之逐步趋于完善;国内对医患信任量表的研究处于起步阶段,现有量表开发多借鉴国外研究框架。基于测量对象,学界对医患信任量表的研究经历了患者视角、医方视角、普通公众视角的转换。国外医患信任量表研究虽较为成熟,但缺乏对量表信度和效度的科学完整检验;国内相关研究尚处于探索阶段,缺乏定量研究和实证分析。未来的医患信任测量研究需致力于扩展医患信任研究层面、完善医患信任测量维度、关注医患信任动态机制等方面。     

城市社区治理中的信任机制及特点研究——以某混合社区为例

研究发现,当前城市社区信任是在现代化发展与传统伦理本位文化延续共同作用下发生的.在两者影响下城市社区信任呈现为:人际信任愿望强烈,但信任感低,基于社区交往的趣缘信任渐成社区人际信任主要来源;制度信任培育程度参差不齐的特点.该研究的政策启示是:在城市社区治理中,应加强社区组织建设,提升制度信任水平;鼓励居民参与,提升人际信任水平.     

我国深度转型中的社会信任困境及其出路

人们对社会信任困境的讨论多半从传统道德弱化或制度信任缺失入手。这固然有其合理之处,但问题在于:如果只是局限于此,却忽视信任困境发生的社会转型背景,那么就难以对信任困境有正确认知。就当前而言,无论是怀疑或不信任情绪,还是信任的功利化与污名化现象,抑或是信任修复困境,都与深度转型中不确定性的市场交往环境、"资本逻辑"诱导,以及道义型信任模式与制度型信任模式的脱节相关。因而,破解社会信任困境也需立足于深度转型实践,提高失信成本,完善市场运行机制,夯实信任的道德基础与制度基础,从而建构中国特色的信任模式。     

特殊与普遍的嬗变——试论风险社会中信任模式的重构

现代社会已经进入一个不同于传统社会的风险社会,不确定性、不可控制性是现代风险社会的最大特征。信任资源匮乏所导致的社会矛盾和冲突频发,已经严重影响到政治稳定与社会进步。因此,必须从制度上重构信任模式,改变以家族血缘关系为核心的、特殊主义的传统人际信任模式,代之以制度信任为主的、普遍主义的现代信任模式。只有这样,才能促进经...     

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医患信任模式

由于缺乏相应的历史条件,在中国古代社会不存在类似于现代医学及相关社会制度条件下的"医患关系"和相应的"制度信任",但存在一种建立在中国文化传统、宗族和社区伦理秩序以及熟人关系法则之下的独特信任机制。在中国人的传统医学生活中,职业伦理、文化制度和亲缘伦理关系是建构医患信任的一般机制,地缘关系以及建立在地缘基础上的社区共同体意识和社会舆论也起到很大的作用。病人与医生都被束缚在特定的关系场域和规则之下,依从于特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权威和社会秩序,并在其中发展出具体的信任模式。     

人格信任的社会与伦理化的法律——从信任结构看传统中国社会法律的主要品性及其现代转型

从信任结构理论的角度看,传统中国是一个人格信任的社会,由此决定了适用于其中的法律的伦理化品性.只有对这些特点有了明确的把握以后,在中国社会与法律的现代化转型中,我们才能获得更为明晰的前进方向和出路:建立系统信任为主导的社会结构和形式化的法律制度.     

社会变迁视角下的医患信任

本文通过综合考察西方医患关系的变化、中国传统社会和中国当代乡村医患关系的优势,认为医患关系的变迁并不是一个线性发展历程,而是与信任密切相关.传统社会和乡村的医患关系是否良好主要基于医患双方在长期共同生活中形成的人格信任与温情,医疗技术水平高低不是决定因素.研究表明,现代都市为代表的陌生人社会中,医院的等级越高,则制度信...     

农村人口老龄化、社会信任与农户宅基地退出——基于安徽省金寨县614户农户样本

基于宅基地退出试点区安徽省金寨县614户农户的微观调研数据,运用Probit模型和分组回归模型,实证检验农村人口老龄化、社会信任对农户宅基地退出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人口老龄化对农户宅基地退出行为具有显著负向影响;社会信任对农户宅基地退出行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社会信任的两种类型（即人际信任和制度信任）均对农户宅基地退出行为产生显著积极影响;人际信任和制度信任均能缓解人口老龄化对农户宅基地退出行为的不利影响,缓解效应显著,且人际信任的缓解作用要强于制度信任。由此,提出完善宅基地退出户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提升农户社会信任水平、制定多元化宅基地退出政策等建议。     

门诊患者对医生的信任及影响因素研究

为了解门诊患者对医生的信任情况及其影响因素,采用方便样本法对安徽某省级三甲医院门诊离诊患者进行问卷调查。 结果显示,非首次就诊、感知到医疗服务过程尊重、对医生群体信任度高、系统整体信任度高对医生信任总分、仁爱、技术维度有正向影响;医疗环境得分高对医生信任总分、技术维度得分有正向影响;相较于认为医患关系是主动—被动模式的患者,认为医患关系应为指导—合作模式、共同参与模式的患者在仁爱维度得分更高。医疗机构层面应优化就医环境,注重对患者的隐私保护;社会层面应促进对医生群体的信任,提高对卫生系统的获得感。此外,要引导患者参与诊疗过程,正确认知医患关系。     

论作为社会资本的人际信任

人际信任是社会资本的重要表现形式,是连接人们相互关系的纽带。信任的基础由社会条件、经济状况和世界观等因素决定,其中平均主义和乐观主义共同构成人际信任的本体。在信任体系中,并非所有类型的信任都能成为社会资本,仅有道德主义、普遍主义的人际信任才符合社会资本的条件。人际信任对社会资本的优化和民主制度绩效的提升具有重要意义,它不但有助于人们产生合作意愿和参与热情,培养宽容精神和公民认同,提升社会资本的存量和质量,而且有利于完善司法体系和行政制度,提高官僚机构的反应速度,进而促进政治昌明、社会和谐。     

中国核心城市大学生社会信任的社会学分析——基于北京、上海的比较研究

社会信任是社会成员对社会发展现状及其趋势的一种判断和看法的集中体现,是对外界事物一贯的、稳定的心理准备状态基础上的深层次意识反应.人际信任和组织信任是社会信任的重要构成.针对北京和上海在文化发展、城市定位功能性的不同,指出在中国社会转型发展的大背景下,让“城中的人”在社会信任的关系中既表现出共同性,也凸显现代化背景下的差异性,这既是传统文化现代化过程中的嬗变,也是中国近代百年历史浓缩的发展.     

信任与确定性的寻求

分析了不确定性是人类社会生活的基本事实,在对未来的行动既不能获得确定性,又缺乏控制的情形下,信任是人们应对这一困境的必要策略。指出信任不是消极的个人情感,而是积极附带行动纲领和标的的。信任的社会生成主要取决于信任文化的建立。     

新生代农民工人际信任的影响机制——基于昆山市的调查

基于江苏省昆山市新生代农民工人际信任水平的调查,考察关系变量及制度变量对人际信任水平的影响。结果发现,当前新生代农民工人际信任既受关系变量的显著影响,又受制度变量的显著影响,且制度变量强于关系变量的影响作用。这表明,增加农民工的人际信任,既要关注农民工关系网,更要关注劳动力市场的制度与规范建设。     

建立稳定有效的社会信任机制

信任是用于减少社会交往复杂的机制 ,一般有三种形式 :人际信任、社会角色关系信任和外在制约的市场信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建立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关系是十分重要的 ,它构成该社会经济繁荣与稳定的社会心理基础。本文从社会心理层面 ,探讨社会转型时期 ,传统信任机制失衡之原因 ,分析建立稳定有效的社会信任机制的途径     

恐惧与信任：利维坦的正反面

本文认为公民对利维坦司法之剑的“恐惧”不是公民社会稳定存续的充分条件。建立在恐惧的基础之上,反作用于“恐惧之统治”的“信任”,对于稳定、持久的公民社会的存续具有重大的意义。信任的建立表示人与人之间的交互模式具有了某种确定性,在此基础之上人类理性就能发挥作用。理性作用的发挥和由此带来的生活的改善增加了人类倚靠理性能力、抑制激情主导的倾向。信任藉由“提高人类禀赋中理性的作用”这一途径,实现对于人性的改造,进而改变人类的行为模式,并最终达到维护公民社会存续的效果。     

“信任”理念的嬗变——休谟、马克思、吉登斯的信任谱系

信任理念历经嬗变由传统信任走向现代信任。早在启蒙时代,休谟就以“社会化理性”为基础规划出基于“符号系统”的传统信任模型;马克思则在对资本主义社会异化问题的批判中揭示出现代性背景下传统信任理念的失败;吉登斯为重建社会信任,在马克思社会批判基础上,以现象学方法重构现代意义上以符号系统为中介的现代信任理念。于是,从休谟到马克思再到吉登斯就在哲学意义上展现了一部信任理念的发展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