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慈利话的重叠儿化量词、量词结构及主观量

慈利话中利用重叠和附加构成重叠儿化量词、"AA么儿"、"A把把儿"、"A把A"、"A打A"、"A数A(儿)"、"A数A(儿)的"等量词结构。重叠、附加与主观量表达有密切关系,重叠儿化量词和量词结构表达的主观量的类型主要有主观大量、主观小量、主观周遍量、主观满意量。     

出土医方中的多音节量词

在出土医方中,量词以单音节居多,但也有一些多音节量词。本文对其中的“三指撮”、“刀圭”和“方寸匕”加以讨论。     

河南固始方言量词“掐”

在固始方言中,“掐”的动词和量词两种用法并存,作量词时,“掐”表示一只或两只手抓取的量,也可表示两根筷子夹取事物的量。量词“掐”能够与数词、名词、指示代词搭配,也可以重叠,在句中作主、宾、定、状语。从历时语料来看,量词“掐”是由动词“掐”演变而来的,宋代量词用法出现,元代凸显搭配对象的空间形状,清代表示手所抓取事物的量。“掐”本义是用手指刺入或截断,量词用法的产生是隐喻机制与转喻机制共同作用的结果。     

重庆方言量词的语法特点

重庆方言具有一些独特的语法特点。从其构成来看 ,除了具有单音节量词和一般的双音节量词外 ,还有重叠式量词。从其形态变化来看 ,有的量词可加后缀“子”和“儿” ,后者有表示主观少量的语法意义。量词结构也有一定的形态变化 ,可以加中缀“是” ,构成“M是M”的格式 ,以强调事物的形成状态来表示数量多 ;可以加中缀“打” ,表示主观多量 ;可以加后缀“家” ,使其具有确定“一M一M”这种格式的作用     

有生量词的方言分布及类型特征研究

通过考察汉语方言有生量词的使用情况发现,不像其他语言的数分类词系统,汉语方言量词系统没有将“人/非人”“有生/无生”或者“人/动物/无生”等特征区别开来。汉语方言称量“人”和“动物”主要使用通用量词和形状量词,虽然有少数专用的量人量词和动物量词,但使用的限制多、范围窄,不具有普遍性。汉语方言的植物量词具有类型学共性,都来源于植物或植物部件,并且可以演变成形状量词。汉语方言有生量词系统应该属于一种比较特殊的量词类型。     

出土文献量词示例三则

考察出土文献中的“木”“牒”“人”三个量词.其一,“木”是汉语中最早用于称量木本植物的专门量词,它的出现标志着先秦汉语称量“有生”事物的量词语义系统的雏形初步形成.其二,“牒”用作量词,可追溯至秦汉时期,除称量简札及相似事物的整体或部分外,还引伸出称量衣物的用法,但仅见于东晋晚期西北地区的衣物疏;另外在马王堆汉墓竹简中它还用作类别量词.量词“牒”的语法化包括“功能”与“形状”两条途径.其三,“人”是汉语史上最古老的量词之一,其在西汉时进入“数量名”序列,并经历了一个由主谓或同位结构重新分析为定中结构的过程.另外通过与量词“乘”对比,进一步说明汉语“数量名”结构形成的多样性与复杂性.     

“锺”有多大?——新《辞海》一榷

古代常用量器“锺”(今简化字作“钟”)有多大?新《辞海》认为:春秋时齐国的“公量”,以四升为豆,四豆区(瓯),四区为釜,十釜为钟。陈氏(即由氏)的“家量”,以四升为豆,五豆为区,五区为釜,十釜为钟。田氏代齐后,这种“家量”就成为齐国的标准量器。战国时魏、秦等国也兼用这种量器。《左传·昭公三年》:“釜十则钟。”杜预注:“[钟]六斛四斗。”     

《说文解字》所收度量衡量词简论

我国度量衡起源很早。历代度量衡都经历了不断演变的过程。《说文解字》所收度量衡量词大致包括长度单位量词、地积单位量词、容量单位量词、重量单位量词等。其说解简明扼要,溯源穷流;有点有面,各成系统;既言汉世规章,又述周代古制。《说文解字》对所收度量衡量词的说解,充分反映出中国文化＂天人合一＂的思想。     

粤语量词的表量方式

粤语具有丰富而独特的表量方式 :变换声调以表示“小”、“少”义的小称变调 ;单音节量词之后添加与前一音节韵母、声调相同而声母变为“L”的音节 ,变声叠韵以表示量大 ;在量词后加上“ -仔”、“ -儿”等小称后缀表示量小 ;用“AA”、“一A一A”、“一A二A”等重叠形式表示量大 ;还可以在“数·量”结构中间插入形容词来表示量大或量小。     

先秦两汉魏晋简帛文献中的新兴量词

量词丰富,是汉语及汉藏语系诸语言的一大特点。简帛文献的出土问世,特别是大量遣策、文书和医书等口语性文献的出土,为汉语量词史研究提供了空前良好的条件。量词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尽量弄清楚每一个量词产生的时间。这既是量词史研究的需要,也是词汇史研究的需要。弄清楚了每一个量词产生的时代问题,也就弄清楚了每一个量词的来源。因此,在简帛量词中最有价值的是＂新兴量词＂,即在这一时代新产生的量词。目前已公布的78批简帛文献中量词凡188个,近40%改写了以前从传世文献量词研究中得出的结论。最具价值的新兴量词55个,为汉语词汇史研究提供了极富真实性的崭新材料。其中,14个量词是传世文献研究所未知的新成员,5个量词是新兴用法,更新了我们对汉语史上量词数量的认识：36个量词是目前所见最早用例,对探讨其语源及汉语量词系统的建立均具有重要意义。简帛量词无论是在量词断代史的研究上,还是在汉语词汇史研究上都具有重要价值。简帛量词的探讨也启示我们,应当充分重视简帛文献的语言研究,尤其是其中口语性文献、应用性文献的研究,方利于汉语词汇史的完善。     

商代金文量词研究

文章对商代金文中含有量词的21篇铭文进行系统的研究,总结出朋、具、珏、年、品等5个量词,词序以“名词＋数词＋量词”为常态。含有量词的铭文绝大多数是赏赐类铭文,赏赐物不仅有贝,还有玉、璋、积等。     

宋元个体量词的发展

个体量词是汉语量词的主要组成部分,体现汉语量词的特色。据初步统计,宋元个体量词约有一百六七十个。根据使用情况,大致可分四类:一、沿袭前代用法的量词;二、这个时期已经衰落、口语中不经常见的量词;三、有所发展变化的量词;四、较早见于这个时期的量词。本文以三、四两类作为主要考察对象,其排列顺序则参考了刘世儒先生《魏晋南北朝量词研究》。个“个”是这个时期最为发达的共性量词。正如吕叔湘先生所说:“近代汉语里一方面奠定了名物称数必用单位词的原则,并且发展出众多单位词来,可是同时也似乎让个字逐渐扩展它的领域,变成一个独占优势     

乱世下的立国之维——春秋战国时期的廉政文化建设探析

在春秋战国的乱世时期,政治的腐败不仅会带来诸侯国的内乱,还会招致亡国的厄运。这使得当时的政治和文化精英们将“廉洁”提升到立国之维和为政之本的高度。于是廉政文化建设受到了不少诸侯国执政者的重视,诸子百家也对此作了积极的探索,从而在廉洁国家的形象建设、廉洁政府的制度建设、廉洁官员的道德建设和廉政伦理的理论建设诸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     

个体量词“把”的来源辨析

名量词“把”作为现代汉语中的常用量词，通常有集合与个体两种用法。集合量词“把”与其所搭配的名词之间是容器与容纳物的关系，个体量词“把”与其所搭配的名词之间是动作与对象的关系，从语义关系的角度看两者并不具备孳乳的条件，且两者在泛化方式上亦不相同。对个体量词“把”与动词来源的个体量词“乘、张、帖”进行对比，可以发现它们在与名词的语义关系及泛化方式上均存在平行性，并且在具有量词的语言中，由操作动词向个体量词的演变是一种常见的演变模式。“把”由动词发展成为个体量词，主要基于句法转喻也即转指，转指的必要条件是“把”不存在可以支配的受事。     

形体单位·类别词·个体量词——汉语个体量词性质的再认识

“形体单位”与“计量单位”之间并不矛盾,因为“形体”可以看作是“量”的一种存在形式,是一种“有形”的量;能有条件地接受形容词的修饰是“量词”与“类别词”的相同点而不是相异点,二者与名词进行组合时,都同样具有双向的选择性和制约性;“类别词”被认为是名词的语法性分类标志,只是因其经常与名词“陪伴”而产生的误解;无论从共时还是历时的角度看,个体量词都具有表量的性质。     

近代汉语时期与动量词组合的语言成分

近代汉语时期,除数词外能与动量词组合使用的语言成分主要有：指代词＂此＂＂这＂＂那＂;疑问代词＂那＂（哪）;方位词＂后＂＂前＂＂下＂＂上＂;时间词＂今＂＂先＂;后缀＂子＂＂儿＂＂家（价）＂＂里＂等。各组合形式的出现时间和发展过程各不相同。近代汉语动量词在组合能力方面有一定的规律性：相对而言,计数动量词（＂次＂＂回＂）的组合能力最强,现代汉语中消失了的动量词（如＂过＂＂巡＂＂转＂＂度＂）在近代汉语时期的组合能力很弱;从时间角度来看,元、明时期动量词的组合能力最强。各组合形式的出现一方面与动量词及语言成分本身的发展紧密相关,另一方面与语言发展的类推作用有关;其此消彼长的发展过程主要与同义词之间的互相竞争有关;社会时代是促进各组合形式发展或消亡的外部因素。     

量词的数量语义特征与语法功能

从数量语义特征看,量词重叠并未产生空间量的变化,量词重叠量变发生在时间维度上,此外数量短语具有时问性和层级性,它们都不具有体词性的数量语义特征而具有谓词性的数量语义特征。从句法功能上看,量词与量词结构也不具有体词性,而具有谓词性。量词体词性的误会可以从“理论影响、意义、运用、产生”四方面来看。     

古今汉语中关于鱼的量词历时考察

汉语量词从古至今经历了一个复杂的演变过程.通过对主要汉语语料库的调查发现:汉语中用于称量鱼的量词有:“个、枚、头、尾、条、首、番”7个.从历时的角度,考察这一组量词与名词鱼的组合搭配.主要分析了这些量词和名词鱼搭配产生的时间、演变过程以及现今搭配格局形成的原因.通过研究发现,鱼的量词的演化有如下两条趋势:“鱼”的量词由不使用量词到与通用量词“枚”、“头”和“个”搭配,再发展到了有与鱼专门搭配的量词“尾”与“条”；称量鱼的量词从与通用量词搭配发展到与形状量词搭配的趋势.     

论语体对名词和量词组合的制约作用

语体是语言功能的变体,它是名词对量词选择的重要制约因素。由于语义约略、惯性意识及语音关系,谈话体中对“个”的选择具有明显倾向;而科学体中,因用语规范统一的要求,对个体量词选择具有规约性和单一性量词选择仅限于主题性名词的选择差异;在科学体和非科学体之间,量词选择具有科学体向非科学体的单向转换关系。     

西昌方言的特殊量词及量词的特殊表达方式

本文分两个部分讨论四川西昌方言中的量词问题。第一部分对一些不同于普通话的特殊量词进行描写和分析,第二部分详细描写西昌方言量词的特殊表达方式。这些特殊表达方式可以归纳为（1）“A＋M”、（2）“A＋M＋A＋M”、（3）“n＋M＋n＋M”、（4）“M＋是＋M”、（5）“M＋打＋M”、（6）“n＋打＋n＋M”、（7）“M＋把＋M”、（8）“M＋把”、（9）“M＋把＋两＋M”等九种格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