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文化振兴助力农田水利供给质量提升研究——农户视角的分析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我国经济已经迈入"高质量发展阶段","落实高质量发展要求"就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农田水利是农业发展的命脉,农田水利的高质量供给是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因此必须"把农田水利作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重点"。乡村文化是指生活在乡村中的人们长期以来所形成的特有的、相对稳定的生产生活方式及观念体系的总称,是乡村地区自然、历史的沉淀及农耕文明的传承与发展。从精神文化层面看,乡村文化振兴是指乡村社会整体精神文化的振兴,其本质内涵在于通过集体性、开放性的文化载体作用于个体的文化感知和价值规范,其基本目的在于"积极培育农民之间的新集体主义意识和互助合作精神",亦即建设和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统领下的乡村"合作文化"、限制乃至最终消除乡村"不合作文化"。基于演化博弈模型的乡村文化振兴推升农田水利供给质量的内在机理是:乡村"合作文化"激励作用的发挥可促成农户积极参与农田水利供给的合作均衡实现,进而使得农田水利工程被充分、及时和普遍地供给出来,农田水利工程满足农田灌排需求的充分性、及时性和普遍性也随之提升,即农田水利供给质量随之提升。江西省万载县鲤陂水利协会位于双桥镇鲤陂灌区,是一个百年不衰的农民水利协会,其运作绩效主要体现在"提高了水的利用效率""扩大了灌溉面积""节省了农户灌溉用水劳动力投入""灌区工程质量不断改善""提高了弱势群体灌溉用水的获得性"等方面。鲤陂水利协会的运作绩效从不同侧面折射出乡村"合作文化"激励对农户在农田水利供给中合作行为的促进作用及最终对农田水利供给质量的推升作用。鲤陂水利协会的长期治水实践说明:农户认知结构、农户双边关系、小型"水利社会"中的"合作文化"嵌入均有助于推升农田水利的农户合作供给质量。振兴乡村文化以推升农田水利供给质量的基本路径在于:培育农民认知结构中的信任与合作理念;建构农户间互惠、互信、互动的行为关系网络;推进乡村场域的"合作文化"建设。     

唐朝农业公共物品供给制度特征探析——以农田水利灌溉设施为例

唐朝农田水利设施建设成绩辉煌,其中制度的作用功不可没.小农经济下水利灌溉设施的非排他性公共物品特性决定了作为唯一可以合法使用暴力并具有"规模经济"的政府组织具有提供优势.唐朝水利灌溉设施的政府主导供给模式,可以有效地解决公共物品提供中"个体理性导致的集体非理性"的"免费搭车"现象,降低了供给中的协商成本与组织成本,基本满足了农业生产对水利灌溉的需要.     

水利灌溉基础设施的供给和管理——基于C村水利基础设施变迁的实证研究

通过对C村80多年的公共水利灌溉基础设施的供给和管理的实证研究,发现私人、合作组织、村集体和政府各自在一定历史阶段成为提供水利灌溉服务的主体,水利灌溉基础设施发挥作用的效果与受益人群的边界、管理办法、乡规民约、组织体系等因素密切相关,提出发展私人灌溉设施和小型公共水利基础设施、明确定位政府部门的职权、强化村民在公共水利基础设施的管理权、发挥乡规民约的正向功能等政策措施。     

后乡土社会农村公共文化供给:问题与对策——以安徽省Y县为例

随着市场化和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中国乡村社会已从传统的乡土社会过渡到后乡土社会。后乡土社会这一社会生态使得现代农村公共文化供给出现了新特性,如农民文化需求多样化、政府是主要供给者、供给内容多元化等等。农村公共文化供给在供给内容、供给主体和供给方式等方面也被赋予新的要求。     

论当前农田水利体制改革路线的偏差——来自湖北中部地区的调查与思考

农村税费改革以来,湖北省荆门市的农业灌溉从集体组织迅速转向单家独户的个体行为,严重削弱了农业抗旱能力。当前农田水利的关键问题在于农民的用水组织问题,农田水利体制改革的技术路线和市场路线有助于增强水利的供给能力和利用的排他性,但忽视了终端的用水组织问题,而农户用水者协会这类彻底的群众路线实际上等于放弃了组织农民的工作,农业灌溉的家庭化和“无政府”状态自然在所难免。     

西北干旱区小流域水利现代化过程的初步思考——基于甘（肃）新（疆）地区若干样本的考察

西北干旱区的众多独立小流域在明清时期已经发育出了较为完备的传统水利秩序,支持了其流域内的中小城镇及附属灌溉农业区的存在。本文以古浪县大靖河流域、景泰县大沙河流域和察布查尔县阿帕尔河流域为观察样本,叙述了其自明清、民国和新中国成立后水利秩序的发展过程,揭示了西北干旱区小流域传统水利社会的形成原因、演变轨迹和运作特点。指出西北小流域在水利制度上的封闭性导致其成为现代水利事业的阻碍。新中国成立后,正是在打破这一封闭性对流域内人口的制约和束缚之后,西北干旱区的农田水利事业才有了大的发展,实现了现代水利体系的构建。     

农业税免征后农村公共决策的产权基础与公共产品供给

以免征农业税为内容的农村税费改革,实质是政府、村集体与农民之间重新缔结农地产权契约。这种农地产权契约,既没有改变农村社会公共产品外生性供给模式,又降低了农民向国家与集体索取公共物品的谈判能力,结果可能将进一步恶化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因此,要增加我国农村社会公共产品供给,改变其外生性供给模式,发展农村社会,其根本出路在于我国农地产权契约的进一步创新。     

农业水权的法律实践及其制度前景——基于关中农村调查的分析

农业水权法律实践理论的经验基础局限于农地细碎化的稻作区,农业水权的集体配置模式在学界鲜有研究。北方旱作物农业经营历史悠久,得益于集体水权与水利治权的相互强化,村庄成为供给低廉、便捷水利公共物品的“乡村水利共同体”。村庄小水利的准市场化运作,导致农业水权逐渐私有化,生成水权垄断、水利治权缺失等法律实践困境。重塑村集体作为农业水权支配者的主体位置,需从多方面促进村集体水利治权的重新获得:以农田水利项目激活农业水权运作的村民小组制、确保村级组织对农业水权法律实践的协调管理能力、以农业用水公益基金促成制度化的农业水权合作以及以民主化村级治理方式强化农民参与水利公共品的管理。     

乡村公共文化的面孔、式微与再造——基于湖北农村老年人协会建设实践的分析

乡村公共文化具有知识性、规范性和价值性,三者共同形塑出乡村公共文化的面孔。改革开放以来,乡村社会面临伦理与治理双重危机,不可逆地蔓延开来的消费主义,形塑出异化的社会性竞争形态,并导致乡村公共文化的式微与乡村公共文化危机。老年人社会处境的退化,是乡村公共文化危机在乡村社会中的直接表现。通过外部资源输入与内部组织运作的结合,农村老年人协会的建设与运作实现村庄内部社会文化资源的适度整合和村庄公共文化供给自主化,展现出乡村公共文化供给的"低消费、高福利"模式。乡村公共文化再造的社区主义,不仅为农村老年人供给文化公共品,而且有望实现农村文化公共品的集体化制造与乡村公共文化的可持续生产。     

村庄水利中的用水规则及其实践基础

农村改革以来,国家逐渐退出乡村水利的直接供给,乡村水利的供给水平与特定区域村庄的关联性便凸显出来。新庄村因其特有的用水规则、村庄权威和传统资源,而建构了村庄自主解决灌溉问题的机制。     

离土熟人社会：村落水利失序问题的一个解释框架——以水利纠纷为视角

近十多年来,乡村社会变化巨大,传统熟人社会蜕变明显。选取巢湖流域的蒋村,通过对其农田水利纠纷演变的分析来解读当前乡村社会秩序变迁。研究发现,传统时期村落水资源紧张,农户利用身份排斥、家族联合、以理服人等策略争水,水利纠纷频发,但是乡土熟人社会和礼治秩序能够及时惩罚违规者,匡正和恢复水利秩序。进入新世纪,农民的流动性、理性化,导致水利纠纷减少,但也伴随着乡村水利治理的失序,原因在于人口持续外流,人-地联结弱化,导致乡土熟人社会退化为离土熟人社会。解决农村水利秩序问题不能仅仅着眼于增强政府治理责任,更应该紧扣离土熟人社会的背景,从农村人口流动、土地制度、社会建设等方面统筹考虑。     

乡村社区公共品供给模式变迁:历史断裂与接合——基于乡村秩序演进的理论视角

乡村秩序与乡村社区公共品供给密切相关.在乡村秩序形态的演进中形成了不同的村社公共品供给模式,在传统乡村社会,内生秩序占主导的乡村社会形态形成了村社自足的公共品供给模式.而新中国建立后至税费改革前,外生秩序占主导的乡村社会形态形成了国家统合的公共品供给模式.时至当下后税费时代,乡村社会外生、内生秩序出现了双向并弱的态势,造成了公共品供给的困境.由此,必须重塑乡村社会秩序,并通过国家与村社的有效接合.     

社会资本与公共物品供给中的精英动员——基于对闽西M村的实地研究

许多学者认为,村落共同体解体的背景下,农民难以在公共事务上进行合作。然而并非所有村落都处于解体状态,并非所有村落的农民都无法在公共事务上进行合作。通过对闽西一个客家村落的实证调查,并从社会资本的视角来分析乡村精英如何动员村民参与村庄公共物品的供给,以及村民参与的动因。可以发现,村庄公共物品的供给与乡村精英的积极介入有关,乡村精英能否动员村民与村庄的社会资本存量密切相关。     

德国地方政府供给乡村公共物品的经验和启示

从地方治理的角度出发,通过对地方治理理论的介绍,分析了德国乡村公共物品供给体制在权责划分、法律规范、财政供给、监督制约及社会补充方面的特点,从而希望对我国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实践提供一些经验借鉴。     

公共物品供给的集体行动问题——兼论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

奥尔森认为影响集体公共物品供给的关键因素是集团的规模,即小集团相对于大集团而言,在公共物品的供给上更为有效。但是奥尔森的理论不能解释一些与此相反的事实:现实中很多大集团中的成员很乐于供给公共物品,很多小集团中的成员却怠于供给公共物品。在同一个集团内部,不同的个人即使处于相同的位置,其供给公共物品的行为也不同。奥尔森说大集团与小集团有着截然不同的运作原则,但是大集团与小集团的划分界限却不明确。因此,奥尔森认为集团规模是影响集体成员供给公共物品的关键因素的论述存在缺陷。成员对集团的身份认同才是影响集体公共物品供给的关键因素。在一个大集团中,如果成员有着很高的身份认同,他会积极供给公共物品;而即使在一个小集团中,如果成员有着较低的身份认同,他也会怠于供给公共物品。     

桂西南壮族乡村治理中的仪式传统与族群互动

在桂西南壮族乡村地区,基层群众的主体作用、传统文化的助推力量、内生动力的辅助功能,共同形塑着以法治、自治、德治相结合的多元共治的乡村治理结构。壮族仪式传统以其深受中华传统文化浸染的重要节庆为节点,呈递出时空关联下的地方文化诉求表达,展示了乡村社会治理中仪式传统的社会功能。同时,传统仪式文化在形塑壮族群众生活模式和价值观念的同时,强化了壮族村屯共同体意识。在"三治合一"的乡村治理结构中,地方特色的主体性、内生性、传统性发挥着重要作用。乡村社会治理需充分考虑少数民族地方仪式传统阐释的集体目标和情感归属,关注更具现代意义的具有内生性秩序规范的乡村治理内涵。     

治理性干旱 ———对江汉平原农田水利的审视与反思

近年来,我国干旱灾害频发,不仅影响到农民增收、农业发展,还威胁到国家的粮食安全。许多学者从地理、气候和工程建设等角度进行解释,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笔者通过在江汉平原的调查认为,农业上的干旱还与村庄秩序的解体、国家力量的退出和市场机制的失灵有关。农户之间不合作,村民小组、村委会和乡镇政府不协调,使得小水利与大水利无法衔接,不能抗大旱。泵站、水库在市场化改革之后,一方面将精力从为农田服务转到了产业经营上,另一方面离开了与乡村社会的配合,灌溉系统无法维持,即便有水也无法抗旱。这些与农田水利相关的治理主体呈现去农化的态势,即它们的经济来源不再来自于农业、农村,工作的重心也偏离了农业、农村或者不能对涉农事务进行有效、及时的处理,隐藏着深刻的治理危机。     

土地政治过程与乡村秩序的集体生成机制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集体土地制度呈现为“共有私用”的地权形态。农民集体包含了权利主体、关系主体和制度主体，三者的弹性关系赋予农民集体以实践本位的存在模式。农民集体扎根于土地秩序之中，且从土地秩序中汲取政治动力，推动了土地政治过程。土地政治过程内在于集体土地制度的实践逻辑，体现了权利与权力、民主与集中的辩证统一。土地政治过程塑造了集体的统一性和自主性，凝聚了村庄的政治性，在促进土地秩序更新和土地价值实现的同时实现乡村秩序整合。因此，农村土地制度变迁须适当平衡集体所有权与农民土地权利的关系，维系乡村秩序再生产的活力基础。     

乡村旅游发展过程中乡村秩序的演化与重构策略——以W州X村为例

乡村秩序是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助推器。伴随乡村振兴战略的加速推进,乡村旅游主导型村庄数量愈发增多,中坚农民和旅游外来从业者现象愈发显著,进而深刻影响乡村秩序的变迁。本文将X村作为乡村旅游主导型村庄的典型,从该村社会权力秩序、经济分利秩序、人际互动秩序、社会认同秩序等四个维度系统性地分析乡村旅游发展的兴起和阻滞两个阶段对X村乡村秩序的影响。经研究发现,在乡村旅游兴起和阻滞的发展阶段下,X村乡村秩序四个构成要素均发生形色不一的变迁,致使X村乡村秩序总特征经历熟人道义、利益共享——利益竞争、社会冲突两个阶段的特征转变。由X村乡村旅游与乡村秩序变迁历程可知,如果缺乏合理认知与干预策略,乡村旅游对于乡村秩序的影响则是负效应大于正效应的。为此,须借助合理的外力干预措施整合乡村公共空间,以尊重乡村社会内生力量的主体性地位,规制旅游外来从业者阶层的权责界限,从而在乡村旅游发展下型塑成以情感协作、共生发展为特征乡村秩序。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民族地区公共产品供给

受自然、历史条件限制,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较为滞后,地方财政收支不平衡,严重制约了民族地区公共物品或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为了实现地区间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中央政府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政策来帮助、扶持民族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但民族地区公共产品的供给仍然存在体制不完善、总量不足、结构不合理等问题,需要中央政府在供给体制、供给总量、供给结构、供给监督等方面采取有效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