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心村”形态特征与生成机理分析——以河南省农村为例

以河南省农村为例,运用定性与定量、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揭示了"空心村"的形态特征与生成机理:河南省"空心村"分布广,数量大,占地多,主要有同心圆、多核心、扇形、带(条)状等形态,并呈现出人口与产业结构畸形化、基础设施与社会服务衰退化、人力资本与技术文化资源流失化等基本特征;"空心村"的生成机理是复杂的、多变的,其中经济发展水平、土地管理制度、自然地理地貌、传统思想文化、城乡二元结构及其相互作用是决定性因素。"空心村"现象是普遍的,危害是多方面的,因此,治理"空心村"的当务之急是努力做好宣传、规划、实施、创新、扶持、审批和利用等方面的工作,并尽快改革和完善"空心村"治理的机制与政策保障体系。     

从政治整合到政策统筹:中国农村基层治理70年的路径与趋向

分析政党国家对农村基层治理的逻辑转换及其特点,对于理解当前中国国家治理具有重要意义。1949年建立起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政党国家,通过国家主导政治整合方式对农村进行改造和建设。此种政治整合主导逻辑在于权力形态和治理结构的高度中心化,即政党及其组织运行成为基层治理的中心。1978年开启农村改革以来,国家通过政策统筹方式调整国家与基层社会关系,分为体制改革重塑基层治理结构、制度建设培育基层民主、农村综合改革统筹乡村发展三个阶段。新时代背景下,乡村振兴战略在于衔接国家治理目标与农村社会内生性演变逻辑,平衡国家政策导向、农村发展实际与农民现实需求三者之间的利益关系,引导基层治理现代化转型,促进农村综合发展。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生成逻辑、政策意蕴和实现方略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作为乡村振兴战略重要制度供给,在促进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以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生成逻辑为线索,由农业合作化争权、承包责任制还权到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赋权的产权强度演变历史逻辑,决定了中国农村集体经济从产权模糊走向产权明晰的转型过程,并解析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在政策理论意旨、政策实施目标、政策推进手段等方面的政策意蕴。在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框架下,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具有不同的改革方向,一方面着重解决改革成果合法性、集体资产管理有效性、集体经济组织自主发展及乡村治理效能等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过程中所面临的问题,另一方面通过法律手段完善改革成果合法性、加强集体资产管理、培育“自主发展型”集体经济组织和提高村庄治理效能等方式来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方向。     

资源逆转、政策风险与反哺型治理——基于Y乡精准扶贫实践的田野调查

在国家对于农村资源输入力度不断加强、城乡关系逆转的背景之下,作为反哺型治理的精准扶贫政策虽然取得了巨大的减贫成绩,但是调研发现,在基层实践的过程之中同时也出现了政策匹配问题、精英俘获、资本谋利和资源分配难题等政策风险。而这背后隐藏的攻坚式治理与扶贫的政治化逻辑、信息不对称与市场的资本化逻辑、乡土不规则与农民的理性化逻辑是造成以上政策风险的深层原因。针对反哺型政策所出现的问题,我们需要通过做好政策衔接与扶贫治理的常规化转型、进行"双重规制"与注重政策的持续效果、协调不同主体矛盾以及强化"政府回应"等措施来规避政策风险和实现政策优化。     

低保目标瞄准偏差的乡土逻辑

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自2007年全面推行以来，在救助农村贫困群体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从福利治理角度来看，社会救助资源仍存在明显漏出现象。从政策执行环境来看，转型与变迁中的乡土逻辑对社会救助目标瞄准政策的执行提出了巨大挑战。研究选取天津市的3个村庄作为调查地点，探究农村低保目标瞄准政策在不同乡土场域的执行过程和结果，发现低保目标瞄准政策执行过程中所出现的变通，是瞄准偏差产生的直接原因，而转型与变迁中的乡土社会通过形塑福利治理进而对低保目标瞄准过程产生影响，是瞄准偏差产生的深层原因。     

“被产权”:农地确权的实践逻辑及启示——基于某土地产权改革试点村的实证考察

在农地确权的具体实践过程中,自上而下的确权政策表达遭遇到多方面的抵制,导致确权实践的"被产权"逻辑。即一方面政策实践脱离农村社会实际和农民需要,表现出浓厚的行政命令色彩;另一方面,作为政策实施对象的农村和农民被动接受政策,不得不用某些策略性方式纠正政策内容与实际需要的背离。具体而言,基层治理原有秩序机制、村庄社会运作逻辑和农民的土地认知结构等成为形塑"被产权"实践的主要因素,诸种反制因素在政策执行过程中起消极作用,但是契合当前农村社会现实和农民实际需求,具有实质合理性。在与制度环境不相适应的情况下,依靠产权制度孤军深入,往往陷入"头疼医脚"的实践困境,损害而并非保障农民利益。     

黄石城镇化进程中“空心村”问题探讨

城镇化是城市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也是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必然。因此在城镇化的进程中不可避免地伴随着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变化,从而产生一系列的经济和社会问题,"空心村"问题就是城镇化进程中所产生的诸多问题之一。此外,"空心村"问题也必然会随着城市现代化的推进和城市治理能力的提升得到合理解决。因此,本文拟就黄石"空心村"问题为例,分析黄石城镇化进程中"空心村"问题的形成原因,探寻治理"空心村"问题合理、有效的路径。     

共同富裕时代空心村有效治理的逻辑与路径——以杭州后营村为例

自社会主要矛盾转变以来,我国对“三农”工作的推进也迈入了新时期。浙江省杭州市后营村契合乡村振兴战略、共同富裕目标的时代发展要求,在有效整治“空心村”的基础上完成了“羊村—民宿村—未来村庄”三次身份跨越,带领全村走向共富。本研究运用文献研究法、案例研究法、田野调查法,对后营村展开调查分析,深挖后营村主体、方式、效能“三整合”特色治理机制的运行逻辑与实践路径,并为后营村现存的发展困境提出针对性建议,以期对空心村治理理论做出有利探索,并为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时代背景之下,空心村的有效治理提供可借鉴的长效经验与模式。     

数字乡村建设创新乡村治理的内在逻辑与实践路径

数字乡村发展战略是国家基于农业农村发展需要,以数字信息技术赋能乡村建设,助力实现高质量乡村振兴而做出的时代选择。数字信息化时代下,正确把握内蕴于乡村建设与乡村治理之间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现实逻辑,有助于厘清当前数字乡村建设创新乡村治理的现实困境和内在逻辑,探索数字乡村建设创新乡村治理的重要路径:提升农民数字素养、创新社会参与渠道、构建乡村治理平台与完善配套政策体系,从而更好地实现数字乡村建设与乡村治理的融合,实现乡村治理能力与治理水平的现代化。     

马克思主义城乡观及其对我国农村空心化治理的启示

马克思主义关于城乡关系的理论主要包含三个方面内容:第一,城乡对立统一论;第二,城乡关系变迁论;第三,城乡融合论。研究和梳理马克思主义的城乡观对当下我国出现的空心村治理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第一,农村空心化是城乡关系演变过程中城乡分离与对立的必然产物;第二,城乡统筹是解决农村空心化的根本途径;第三,打破城乡壁垒,创新城乡一体化发展的体制机制,是最终解决农村空心化问题的制度保障。     

农村环境治理 70 年:历史演变、转换逻辑与未来走向

农村环境治理既是农村农业发展的奋斗史,也是我国环境保护的显微镜。 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农村环境治理历经了政策空白、制度初创、领域开拓、全面加速和总体深化五个阶段。 贯穿始终的转换逻辑主线是,治理理念中价值取向从环保边缘转向美丽乡村、政策思路从碎片思维趋向系统工程;治理结构中制度设计从单一性到多样化、主体从政府主导到多元合作、供给从项目建设到长效持续;治理技术中技术逻辑从工程主义到适用技术、组织方式从粗放管理趋精细治理。 下一步,要客观面对我国农村环境治理的主要挑战,理清环境整治与乡村振兴、政府投入与群众动员、设施建设与长效管护、末端治标与源头治本等问题,再现山清水秀、天蓝地绿、村美人和的美丽乡村画卷。     

合作治理嵌入农村内源性环境污染治理分析

现阶段农村内源性环境污染日趋严重.在农村内源性环境污染治理过程中存在村民自主治理和传统的政府干预治理范式,但是这两种范式已经不能有效地治理农村内源性环境污染问题.合作治理作为农村内源性环境污染治理方式具有其理论依据和逻辑契合点.因此,"政府-引导-农民行动-村委会沟通"的合作治理模式应该成为农村内源性环境污染治理的趋势,从而实现美丽乡村和宜居乡村建设.     

整体性治理视角下农村环境治理模式的发展路径探析

农村环境治理是贯彻乡村振兴战略,推进乡村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议题。当前,我国农村环境治理以行政型治理、市场型治理与社区型治理三种模式共融交织为发展态势,在实践中,这种多元的治理模式缺少协调性与统一性的治理逻辑,呈现出政策支持不足、资源禀赋不足、社会资本整合不足与价值目标异化等碎片化问题。为此,结合整体性治理理论注重协同、整合与信任机制建设的治理思路,调度当前农村环境治理模式中的有益要素,整合农村环境治理的政策目标,优化科层主体的组织功能与促进公众参与,进而降低治理协商成本、提升科层治理效率、加强农村社群信任与推动治理的公私合作,是推进农村环境治理模式革新的理想进路。具体来说未来应从四个方面入手：在目标维度上,建立价值协同机制与诱导动员机制,凝聚农村主体价值目标;在组织维度上,优化政策供给靶向,推动跨界联动式治理;在市场维度上,健全农村环境治理市场体系,通过市场杠杆来配置农村环境要素与资源;在社会维度上,整合农村新型社会资本,培育农村主体参与环境治理的内生动力。     

农村医养结合养老服务的“供需错配”及政策可及性问题

为提升农村养老服务质量和水平,对医养结合概念和政府有关部门陆续出台的系列支持医养结合发展政策进行分析,论证医养结合供需非均衡性发生的逻辑及影响,研究完善新型健康养老服务模式的新路径。研究认为,在政策演进和落地过程中,农村医养结合出现了“供需错配”问题,体现为医养结合政策制度与现实需求、医养结合养老供给主体与实施细则、地方政府行为与居民需求间的差距问题,农村医养结合呈现多元供给多元失灵的非均衡性悖论;通过多元供给模式对“供需错配”矛盾进行调处,搭建农村医养结合的“均衡性治理”体系,利用元治理理论加强政府的制度设计和政策执行,利用内部的制度化均衡逐步转变农村养老观念,有助于医养结合养老模式的可及性和可持续性发展。     

后全面小康时代绿色治理助推乡村共富的逻辑进路

随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共同富裕成为党和人民的新追求。在后全面小康时代,推动共同富裕,农业农村仍然是重点。绿色治理作为一种全新的治理理念,其蕴含的价值追求和技术理性与共同富裕有着内在的一致性,是研究共同富裕问题的一个新视角。针对脱贫过程中形成的政策制度惯性,在推动乡村共富的进程中,应从绿色治理的可持续性、多元性、整体性、多维度等理论诉求出发,遵循从运动模式转向常态模式、从政府主导转向多元共治、从以村为主转向城乡融合、从帮扶导向转向改革导向的逻辑进路。与之相衔接的是,要加大政策供给力度,包括法律法规保障、产权制度改革、生态产业发展、试点政策配套、村级党建引领等,以此打破制约农业农村生产力发展和乡村振兴的政策制度障碍,构建与共同富裕相适应的绿色治理机制。     

工具理性：精准扶贫实践困境的一个伦理学解释——基于我国中部地区Z村的调查

结合对我国中部地区Z村的调查,从伦理学视角对精准扶贫实践过程进行研究,发现工具理性超越价值理性是导致精准扶贫基层实践困境的重要原因。工具理性的形式合理性导致了在农村场域中扶贫干部与贫困户关系松散的境地。政策的效率优先逻辑弱化了政策的公平属性,考核的数字化挤压了扶贫干部的工作成效,政策的形式合理性以及政策的工具化认知,致使精准扶贫陷入实践困境,出现了地方政府、村干部与贫困户共谋和贫困户对政策的福利依赖,精准扶贫实践困境进一步凸显。在此基础上提出,在国家政策嵌入到农村社区网络的过程中,谨防工具理性对价值理性的僭越,弱化工具理性是精准扶贫高效实践的有效方式,也是实现农村社区治理良性运作的重要途径。     

社会转型视域下农村社区治理路径选择——“第六届农村社会学圆桌论坛”观点综述

2015年10月31日-11月1日,“第六届农村社会学圆桌论坛”在南京农业大学成功举办。运用综述分析法,归纳总结“第六届农村社会学圆桌论坛”典型观点,为现代农村社区治理提供借鉴和参考。研究内容重点围绕关于国家治理下的农村社区及其运行逻辑、关于农村社区文化建设与公共空间的建构、关于农村社区现实困境与治理危机、关于农村社区的治理模式以及关于农村社区治理的路径选择等议题展开研讨交流。研究结果是当前农村社区治理在理念与实践方向上尚存争议,但乡村建设已在推动,其主要治理模式表现为本土精英自主型、政治权力主导型、政策资源干预型和社会资本下乡型。研究结论表明社会转型视域下农村社区治理的路径选择在于重构治理主体,培育职业化农民精英阶层,内化“外部资源力量”,实现农村社区的合作共治。     

再仪式化与农村社区治理的逻辑机制——基于浙江台州市L区“乡村十礼”的实践

农村文化礼堂的再仪式化,是将传统农村民俗礼仪和儒家传统礼仪结合起来,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过程,其实质是文化再生产。浙江台州市L区"乡村十礼"的建构和礼仪实践,反映了以象征性的符号表达仪式的特定关系、礼仪文化再生产的建构方式和乡村社会转型的价值再塑方式再仪式化的逻辑机制。"乡村十礼"的实践表明,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构农民道德共同体和精神家园的仪式过程构成了再仪式化实践逻辑。"乡村十礼"为行为规范的礼仪活动,反映了政府建构乡村社会文化礼仪的价值取向、农村社区治理的文化选择和农民个体的文化意愿,也成为农村社区治理中文化治理的探索实践。     

基层政府的政策变通逻辑 ——以H县“不再生育合同”为个案

本文通过H县“不再生育合同”的个案分析基层政府在社会治理中的政策变通逻辑。政策变通不是对政策目标的背离,而是为了政策具有可行性。政策变通是社会治理中政策制定上的普遍主义和政策执行上的特殊主义相结合的体现。基层政府政策变通的初始逻辑是为了实现国家的政策目标,政策变通范围的扩散逻辑是为了尊重政策对象的习惯,基层政府不断扩大政策变通适用对象范围是出于自利动机以筹集工作经费,除了以上三种逻辑外,政策变通延续还有一个重要逻辑,即基层政府面临对象要求兑现知情选择法定权利的压力。这些多元复合逻辑驱动的政策变通不仅没有偏离政策目标,反而使取得良好的政策预期效果。     

农村贫困转型与精准扶贫实践路径探索

精准扶贫是提升扶贫工作绩效的重要措施,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战略。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和城乡关系的转变,农村贫困的内涵、生成逻辑变化明显,呈现贫困结构化、治理复杂化、生成消费性等特征,农村贫困正处于转型状态,这给贫困人口的精准识别、分类考核、监督管理、贫困治理等带来一定的挑战。新时期精准扶贫要切合农村实际,优化扶贫的政策导向,完善精准扶贫的体制机制,构建起应对农村贫困转型的有效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