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数据背景下政府治理变革之道

大数据时代的来临以及大数据战略的提出,对我国政府治理理念、治理范式和政府数据治理带来了极大的冲击,促使政府推进治理机制制度变革。基于大数据时代的基本要素和基本要求,政府治理机制创新和变革的进路应当是在政府职能、政府治理责任、治理目标、信息自由等方面的变革。行政法治为大数据时代政府治理创新提供规范基础,政府职能转变服务于政府治理创新,公众参与成为促进大数据时代政府治理创新的重要参与力量。     

大数据推动政府治理创新的目标与路径

大数据的广泛应用对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也对政府治理变革起着重要推动作用,大数据将推动政府治理理念、治理体系、治理方式的创新。政府治理的目标就是应用大数据实现法治政府、创新政府、廉洁政府和服务型政府。在运用大数据推动政府治理创新的过程中,应通过数据共享优化政府治理结构,通过政务形态信息化调整政府治理关系,通过政务平台技术化重塑政府流程,借用大数据来提升政府创新能力,通过数据应用法制化提升政府法治水平。所以,政府必须要主动适应信息公开和数据共享的大趋势,以此推动政府治理的变革与创新,进一步提高政府治理能力。     

大数据助力地方政府治理能力的提升

随着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步伐的加快,地方政府重点治理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深层次问题逐渐显现出来,对地方政府治理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挑战。大数据技术能够有效地集成和整合国内外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信息资源,为提升地方政府治理能力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手段。地方政府应依靠大数据技术提升决策能力、执行能力、管理能力与服务能力,从而实现科学决策、有效执行、精准管理与个性化服务;实现从经验判断、主观治理向依靠大数据进行客观分析、理性治理的转变。     

地方政府为何会推进举报式执法？

举报式执法因其兼具工具价值和民主价值,被地方政府在社会管理时所选择应用。我国地方政府在举报式执法手段的选择与治理方式方面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异性,以150787份通过公民举报而推进的行政处罚案件为研究对象,通过对中国各地区2015—2021年的面板数据进行测算与研究发现,地方财力、地方执法压力以及公众参与需求,是地方政府选择与公众进行合作、采取举报式执法治理手段的重要考量因素。此外,地方举报制度建设能够显著促进地方政府选择举报式执法,并提高合作治理程度。在下一阶段的中国社会治理改革中,地方政府应建立科学的举报奖励制度,促进政社合作,以举报式执法之优势缓解行政资源匮乏与政府信息不对称的治理问题。     

地方政府大数据治理的挑战及应对路径——基于“动机——能力”的视角

中央发布了关于大数据治理的相关政策及行动纲要。为了响应中央号召,地方政府纷纷开展大数据治理行动。压力型体制下的地方政府受到"双重激励"的影响,出现治理动机高,而治理能力不足的现象。地方政府面临数据统筹能力不足、缺乏数据权限、数据思维等挑战。分析影响动机—能力关系的因素,通过循证决策,提升地方政府资源禀赋能力等方式来平衡动机—能力之间的关系,并提出大数据治理的解决方案。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地方政府治理转型与创新——以上海市金山区廊下镇为例

1978年到2013年,我国城镇化高速度发展的同时也衍生了需求膨胀、分配不公、地方治理失效等诸多社会问题,而新型城镇化中地方政府治理更面临着治理理念落后、治理主体单一、治理能力和治理工具有限等诸多发展滞后的问题.分析上海市金山区廊下镇这一政府治理转型的典型案例,可以总结城镇化发展中的成功和约束因素,并获得新型城镇化中地方治理转型的诸多启示:治理理念要由从“物本”转向“人本”;要厘清不同层级政府的财权事权,保障地方财政收支平衡;治理工具和社会整合方式需要创新,治理主体更需多元化.     

大数据驱动的数字政府治理:发展历程与研究议题

大数据驱动的数字政府治理是体现信息技术与国家治理两者之间密切关系最核心的实践领域,也是学术界颇为关注的热点和焦点议题。通过对web of science数据库中输入主题词后搜索到的相关文献进行文献计量和内容分析,文章从大数据的起源与发展,公共管理领域中有关大数据研究的演进过程以及信息社会中的数字政府治理这3个方面对大数据驱动的数字政府治理领域研究的发展历程进行梳理,并进一步总结了该领域的研究议题:大数据在公共事务管理中的应用;大数据驱动地方政府变革的实现机制;数字政府治理的困惑与风险。在此基础上,文章进一步探讨了这一领域现有研究中的争议、问题以及潜在的研究方向,以期为未来研究提供参考和借鉴。文章认为,未来应该更加关注以下3个方面:进一步加强数字政府治理理论的系统性、综合性研究;进一步科学论证大数据驱动政府治理变革的内在机理;加强多学科交叉研究,尤其是大数据驱动政府治理变革中的信息技术的开发与创新研究。     

政策网络视角下的地方政府治理创新

政策网络理论为构建全新的地方政府治理体系及解决如何扩大政治参与范围、容纳不同利益主体、化解多元矛盾等问题提供了较好的方法.为此,运用政策网络理论从政策网络分析的治理意蕴、地方政府治理创新的政策趋向和推动地方政府治理创新政策的路径三个方面进行具体分析,以期为地方政府构建一个多元参与、公平高效、以人为本的治理模式.     

大数据时代地方政府治理的优化路径

地方政府的治理问题一直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议程,大数据作为国家治理的新兴手段,它的广泛应用对于地方政府治理来说是一把“双刃剑”。本文主要探讨的是大数据时代地方政府治理面临的诸多挑战,例如,地方政府治理的思维观念难以转变、数据安全和隐私面临的风险、数字鸿沟不断扩大以及相应的法律法规还不健全等,针对这些问题可能的原因主要有：地方政府的大数据管理意识薄弱、信息技术人才队伍建设不足、法律法规不完善以及治理机制不健全等。因此,在大数据时代,地方政府应转变管理理念,提升治理能力;积极引进信息技术人才,加强队伍建设;建立健全相应的法律法规,做到有法可依;完善治理体系,优化治理结构。     

政府创新与地方治理:一个分析框架

在全球化趋势日趋明显的当今时代,随着我国各项改革不断深入,政府创新不再仅仅局限于政府内部,它越来越多地与公民社会发展、地方治理成长发生着关系.从实践上来看,地方治理已经成为当前我国政府创新的一种趋向,建立起"政府创新与地方治理"的分析框架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个全新的课题.分析框架对地方治理的基本内容、社会根基,政府的主导作用,可能出现的异化问题以及实现路径选择进行了论述.     

我国地方政府治理创新的困境、趋势和路径探析

近年来,由于我国地方政府治理创新行为的自利性以及创新缺乏长远性、系统性等对公共性侵蚀问题的日益突出,使得我国地方政府治理创新过程中的困难重重。由此提出了解决这些问题除了要转变政府治理创新理念和政府职能外,还必须加强政府创新人才队伍建设,重塑政府内部治理机制,培育和发展强大的公民社会,构建出政府、市场、社会三维框架下的多中心合作治理模式,从而进一步促进我国地方政府治理创新工作的开展。     

中国廉政建设与改革中的地方创新--基于三个案例的类型学分析

长久以来国外学者已经对中国的反腐败制度形成了这样的刻板印象,即中国的反腐败是由中国共产党和国家主导的一种自上而下的反腐败模式。根据“地方创新性程度”和“对中央廉政策略的影响程度”两个指标,将反腐败制度划分为三种类型：由地方自我创新,并已经被中央所采纳和推广的制度;由中央在地方进行试点,鼓励其他地方进行学习和借鉴的制度;地方已经在酝酿和尝试执行,但中央仍然持观望态度的制度。影响不同地方廉政创新类型的主要原因是中央鼓励地方廉政创新和改革的程度、地方主要领导的廉政创新意愿以及在廉政过程中遇到的地方部门利益阻力和民众的态度反馈,由此可见,应在腐败治理策略中重新找回地方力量。     

地方政府绩效管理制度持续发展的路径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地方政府开始积极探索施行政府绩效管理,形成了诸多“模式”。但是在四十余年来的发展过程中,许多地方政府的绩效管理一度中断,因此地方政府绩效管理制度的持续发展成为一项重要研究议题。从影响地方政府绩效管理持续发展的内外部环境中筛选出六项重要因素,选取23个地方政府绩效管理实践的典型案例,采用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csQCA）方法,对地方政府绩效管理持续发展的路径进行实证分析。通过分析得出地方政府绩效管理持续发展的两种路径:创新驱动与路径依赖,其中创新驱动分为治理创新型和管理创新型。治理创新型的驱动本质上是一种绩效管理的治理体系重构,管理创新型的驱动本质上是绩效管理的治理能力提升。未来推进地方政府绩效管理持续发展应从法制建设和组织管理两方面进一步发力。     

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治理政策差异与区域政策协同机制的构建

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治理涉及上中下游多地区利益，任意一方的独立作为无法解决问题，开展协同治理是必由之路。追求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治理政策的协同效应有必要梳理府际之间存在的政策差异。文章运用政策文献计量和内容分析方法进行中央政府和长江流域地方政府关于发文时间、发文单位、政策工具的对比分析，总结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之间关于长江生态环境治理政策的差异，进而探讨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治理政策的现实状况及进一步的政策供给。研究发现，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治理政策央地总体差异较小，地方政府之间在重视程度、响应速度及政策工具组合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异，这种政策差异与中央政府的立场、各地的资源禀赋、地方生态环境问题的严重性、地方政府治理能力等因素有关，具有一定的客观性。因此，政策制定者既要基于具体情境制定差异化的策略和措施，又要通过区域政策协同机制的构建更好地开展生态环境治理。     

地方政府推进基层民主参与式治理的实践探索

以公民参与理论为核心的民主参与式治理,强调政府与公民在基层自治组织平台下协商管理社会事务,促进基层政府的开放性和民主化,对于推动地方治理创新和公众参与均有重要意义。通过选取两个地方政府基层民主参与式治理创新的案例,分别分析“民主恳谈”和“议事会”对基层民主治理的启示。应加大政府向社会赋权力度,建构多层次的基层民主参与结构;推进基层民主组织监督平台的发展,赋权公民参与的动力原点;构建多元主体参与的基层民主治理,发挥其他组织的积极作用,以期实现地方政府基层民主参与式治理的程序化和常态化。     

地方政府在电子商务发展中的管理创新研究——以福建省为例

基于发展型动机和压力型动机,地方政府应该进行电商发展中的政府管理创新,而中央试错型创新的诱导,更是将地方政府创新由“应该”催化为“必须”。文章以福建为案例,提炼了电子商务发展中地方政府管理创新的两大方向:一是应重视七个方面的政府管理创新,二是应把握两个原则科学运用政府管理创新工具。这两大方向的归纳对现今地方政府在电子商务发展中的管理创新探索具有现实和理论的意义。      

利益博弈视角下小产权房治理的反思

小产权房治理中存在复杂的利益博弈关系,并由此导致了政策压力持续增加与小产权房快速扩张的悖论。考虑到动态治理成本,地方政府的实际偏好序列既不满足＂理性经济人＂假设,又难以符合政策预期,反而更倾向于通过合作的方式参与小产权房的利益分配。而对于利益相关者来说,遵守不会成为理性策略,他们只会在合作与冲突之间进行选择。小产权房治理中政策执行亏空的出现具有必然性,地方政府倾向于通过制度创新与制度仿效促进小产权房的合法化。     

地方政府创新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关联性————基于中国区域间地方政府创新差异的跨案例分析

在不同区域的经济发展模式中,为什么中国地方政府在市场化进程中扮演的角色呈现出如此大的差异？以中国区域间地方政府创新的差异性为切入点,对五届(2001-2010年)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的入围项目进行跨区域、跨类型、跨年度等维度的数据分析发现,行政改革与经济增长显著关联,同时,地方政府创新随着经济增长呈现出从政治改革向行政改革方向发展的趋势,但公共服务仍没有成为中国地方政府创新的焦点领域。这一发现的政策含义在于中央政府要自上而下地从制度和政策层面为地方政府创新提供公共服务和政治改革的激励机制和制度空间,自上而下地构建制度化分权机制,重视区域发展中地方政府创新的激励机制和制度空间的建构。     

地方治理创新与塑造服务型政府

地方治理是现代社会多层次治理结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包含了治理理念、治理模式、治理途径等方面的创新。服务型政府作为一种全新的行政理念和政府模式,其价值诉求、行为模式、治理途径等内涵均符合地方治理创新提出的时代要求。因此,为了不断促进地方治理创新,地方政府必须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提高政府治理能力,努力建设服务型政府。     

地方社会治理的“三个平衡”及其实践指向

在我国经济社会转型期,地方社会治理应当达成三个一脉相承的动态平衡：第一个平衡是最基本的,即在保持地方治理整体有序的前提下,达成地方治理局部有序性与局部无序性的动态平衡;第二个平衡建立在第一个动态平衡之上,即在保持地方治理整体有效性的前提下,达成地方治理局部有效性与局部无效性的动态平衡;第三个平衡则建立在前两个动态平衡之上,即达成地方治理整体有序性与整体有效性的动态平衡,它也是地方治理中最高层次的动态平衡。地方社会治理中的“三个平衡”,对地方政府的社会治理理念和社会治理能力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