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主体性：西方社会组织体制建构的逻辑基础

在流变的现代性视野中,西方现代社会组织体制是以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流变为主线的社会系统的组织化过程,是“人的主体性”、“社会自主性”、“国家自主性”三者共同建构的结果。社会组织体制作为一个整合的秩序结构,评判其建构合理性的根本依据是看它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满足公民对主体性的追求。作为内生逻辑,西方的社会组织体制主要表现为一种内生自发的秩序,由社会内生组织结合生成的“强社会”成为重要的建构主体。作为外生逻辑,国家的制度安排使这一过程具有可控性和规定性。西方经验表明,“国家自主性”与“社会自主性”可以并行不悖,未来社会组织体制的建构趋势是按照“强公民—强社会—强国家”的理路形成新型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国家形象认知冲突的理论探源——以冷战后中国形象的西方解读为视角

后冷战时代纷繁芜杂的动态性现实使国家之间形象认知的冲突性表现得极为明显,有必要运用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的核心变量探讨国家形象认知冲突的结构性根源。其中,权力是国家形象认知冲突的最本质因素;无政府状态与国际制度共同构成了国家形象认知冲突的结构性外部环境;一些国际制度的统一性与民族国家的多样性之间的紧张,往往演变为一种意识形态问题,最终影响他者的国家形象观。观念与重复性互动有时更易于阻止他者对一个国家的形象认知发生积极的变化;由于"敌人"的建构具有多重功能而成为某些国家的一种战略选择。这些因素的叠加效应使得国家之间彼此的形象认知很难趋同。国家形象认知的冲突性与国际关系理论存在着明显的逻辑关系。     

国家形象的自我认知:现实与想象的冲突——基于对国家形象片网民评论的分析

国家形象宣传片的最大受众群体在国内,研究他们对国家形象的自我认知具有重要意义。基于对网络评论的长期关注,聚焦优酷视频网中国家形象片(角度篇)的网民评论,通过经验研究发现,网民对国家形象的认知存在一个主观的框架,它与国家形象片的叙事框架存在冲突。在当前的社会转型期,最受网民关注的议题是社会民生,国家形象片中抽离的、具有国家意识形态的话语模式对网民的国家认同产生了负面影响。     

风险社会中的公民再造：反思与出路

在全球化、个体化以及地方化的影响下,转型社会进入了一个风险再生产的情境之中。风险社会中的公民存在着认知和行动上的悖论。民族国家中的公民传统,即私人自由、国家赋权以及组织控制等,存在着各种困境。要走出风险社会,就必须塑造一种新型的公民模式,这种新型公民模式想象力的关键理念是合作互动。需要从功能性关系、再嵌入多元共同体结构和建构合作文化的角度来理解公民的合作互动。     

国家形象的心理形成机制初探

本文在总结“国家形象”概念发展的历史轨迹的基础上,首先分析了国家形象的内涵与主要特性,借助“认知透镜模型”建构了美国对中国国家形象认知的基本框架,指出首因效应、好恶效应、光环效应是影响美国对华认知结果的主要心理因素,而抽样错误、信息不充分加上文化、价值因素的过滤作用通常会导致对华形象认知发生不同程度的偏差。     

国家形象的跨文化生成机制研究——基于主体评价的分析视角

国家形象体现为一种主客体关系,本质上是主体对客体国家的认识,包括认知和评价两个方面,主要表现为主体对客体国家的评价。从主体评价的角度看,国家形象跨文化生成的构成因素包括主体对客体国家的认知、情感、行为意向及主客体之间的价值事实等。国家形象的跨文化生成从主体获取客体国家相关信息开始,然后选取评价标准,再根据评价标准形成价值判断。这一过程受到主体文化透镜的过滤,渗透着主体的需要、价值观念等,同时还受到首因效应、晕轮效应、刻板印象和偏见等心理因素的影响。     

民族国家间差异性对国家形象塑造的制约——以政治价值观与民族文化为讨论基点

民族国家间差异性是国家形象的重要制约因素,从政治的角度看,政治价值观的差异和民族文化的不同与国家形象的关系最为密切.从全球的政治现实看,自由民主的政治价值观是一个全球性宰制话语,在这一话语下,发展中国家的国家形象塑造处于进退维谷的两难境地.民族文化的价值取向首先作用于人的认知系统,通过改变认知影响人的态度,进而改变人的行动;文化价值取向的不同所带来的认知和交流的障碍会对国家形象产生重要制约和影响;刻板印象和民族文化偏见也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一国国家形象的建构.     

基于俄语语料库的“中国形象”定型研究

国家形象的语言定型是认知主体对该国的主观认知在语言层面的投射与表征，会对国家形象的塑造产生重要影响。借助语言定型理论，以俄罗斯国家语料库中的涉华文本为语料，考察“中国形象”的语言定型，能够进一步精确俄塑“中国形象”,挖掘影响形象建构的精神文化因素，以期有的放矢提升国家形象，增进中俄相互理解，深化两国交流合作。     

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公共政策的国家认同建构功能研究

国家认同是国家治理现代化所追求的基本目标之一。公民是国家认同的主体,公民对国家最直接的感知和认同就是国家治理的成效及其能否满足其生存发展的需要。国家治理成效关乎国家认同建构,公共政策作为国家治理的理性选择,对国家认同建构有着基础性影响。公共政策作为国家治理的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政策过程与国家认同建构具有交互性,本文力图厘清公共政策在国家认同建构中的功能逻辑。由公共政策在政治系统中的地位和作用所决定,公共政策对国家认同建构既有积极功能,也具有消极影响。好政策有利于促进国家认同建构,不良政策却不利于国家认同。     

现代公民是怎样的“主体”？

公民社会得以建立、公民教育得以实施的逻辑起点应是对公民概念的厘清。现代社会里的现代公民是一个统一的多维度主体,兼负权利义务的政治主体是公民最基本的身份,定义了个体与国家、社会、他人的基本关系。经济主体的确立是保证实现公民主体性的物质保证,文化主体的自觉是公民个体与他者的情感联合,而道德主体的实现是公民主体性的最高完成形式。     

数字化时代的国家认同演进趋势刍议

数字化时代的到来日益改变着人类社会的生活方式、经济运行方式、文化结构。作为一种具有高度的可变性和社会建构性的心理取向，国家认同基于社会存在及由此形成的社会关系。本文指出，现有关于数字化对国家认同影响的研究主要把互联网、新媒体等数字化工具视作国家认同建构的工具与媒介，倾向于从强化或弱化的角度加以看待。数字化对于国家认同的新意义在于持续不断全方位改造着公民国家认同建构的社会生态，创造了新的信息传播机制、新社会互动机制、新利益配置机制，认同的自主化与个性化、认同结构的离散化是国家认同的新特点，也是数字化时代国家认同培育和强化面临的主要挑战。     

国家形象构成体系及其建模之研究

"国家形象类地球圈层结构生态体系模型"以地球圈层构造模型为类比,以"源像"和"化像"为次级形象体系,以"硬形象"和"软形象""我象"和"他象"为再次级形象体系,呈现了一个融整体观、动态平衡观、辩证观和建构观为一体的国家形象生态体系。基于国家形象研究的跨学科特性和碎片化不足,遵循自内到外、由主体到客体的基本建构逻辑,建构的是一个三级形象体系结构,以期形成更加系统辩证的国家形象观。     

社会变革影响我国公民政治社会化的微观因素分析

公民政治社会化问题是当代政治学领域中一个亟待深入研究的前沿课题.在我国的社会转型过程中,研究这一问题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建设社会主义政治现代化的需要,社会的变革对我国公民政治社会化的影响是多方面、多层次的,既有宏观的因素,也有微观的因素.影响我国公民政治社会化的微观因素主要是公民个体的受教育程度、公民个体的政治认知能力和自我认知水平、公民个体的政治兴趣和动机、公民个体的政治经历等方面因素,对这些影响因素必须全面系统地分析,以便为制定社会转型中完善我国公民政治社会化的对策提供科学的理论与现实依据.     

习近平外交话语中的隐喻及政治“现实”建构功能

隐喻是人类共性的基本思维方式与认知手段。它不仅能够传达使用主体的观点、信仰、立场、态度、评价和情感等,也深含富有成效的隐性劝导功能,潜移默化地影响乃至重塑交际受体的认知。外交话语中,隐喻的得体使用,不仅有助于交际主体国家生动、形象的表情达意,也发挥着重要的政治“现实”建构功能,即国家间“群内成员关系”的建构和国家形象与立场的建构。习近平外交话语中的隐喻体现了这一政治建构功能。     

青少年网络成瘾影响因素分析

成瘾是现代社会生活中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随着互联网的迅速普及和广泛使用,网络成瘾作为一种新的社会成瘾形式,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尝试从结构一行为视角,建构一个以青少年个体特征、现实社会差异、网络介入程度为解释变量,以网络成瘾规模和成瘾倾向为被解释变量的分析架构,对青少年网络成瘾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和梳理。在此基础上,提出青少年网络成瘾社会控制的基本对策。     

话语与国家形象建构

国家形象是国家行为体在与他国互动基础上,根据自身独特属性对自我的定位和呈现,具有多重性、动态性和建构性。而话语所具有的实践性和建构性本质功能,使其在国家形象的构筑过程中发挥着关键而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时,大多数普通受体也主要是通过话语的描述和构筑,来获得一个国家行为体的相关信息,进而形成相应的认知与相应的国家形象。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国家形象的建构过程其实是一个话语过程。     

国家认同概念边界与结构维度的心理学路径

国家认同区别于族群认同,是差异化的族群成员通过"国家"这一政治共同体形成自己情感与身份的归属。心理学路径下,个体的认同心理要素是一种从认知到情感,进而影响到行为层面的心理过程,并与整个社会环境相互作用。研究认为,心理学路径下公民的国家认同可从价值倾向、情感确认、行为投入三个层面入手。价值倾向的内容结构可分为世界倾向、国家倾向两个维度;情感确认的内容结构可分为自我分类、依恋归属、承诺、重要性四个维度;行为投入的内容结构可分为评价、行为探索、社会嵌入三个维度。建构心理学路径下的国家认同测量,需对国家认同已有概念边界、结构维度与测量问题进行分析与整合,并讨论在中国社会文化背景下如何界定与测量国家认同。     

论个体法律主体建构的三重维度

主体是西方理性主义哲学的核心范畴，法律是理性的化身，法律主体因而具足了理性的属性。法律主体的多层次性，为理解其内涵及其行为带来了复杂性。基于法律主体的理性本质，分析不同层面的法律主体的样态，这成为解读法律主体的一把钥匙。法律主体可从个体、社会及国家三个层面来理解，其中最基本的是个体层面的法律主体。个体法律主体有个体、社会和国家三个层面的存在样态，作为法律和伦理的实体，三者的理性和“普遍性”呈递增之势，个体法律主体只有圆融于国家层面，成为“普遍伦理”的化身，才能去除个体层面和社会层面的个体法律主体的特殊性及片面性，在“普遍伦理”的统摄下实现“我”与“他者”及“国家”的和谐，从而解决片面与普遍、理性与自由的矛盾，实现“能分使群”的人的现代价值，促进共建共治共享的法治中国建设。     

论大众文化视觉主体的公民身份建构

在当代中国,大众文化主要通过视觉表意实践参与到社会生活的转型进程之中,并推动了一种带有显著时代局限性的视觉主体的形成.公民身份既与这一主体形象构成互为表里的逻辑关系,又是深入探讨中国当代社会转型的核心议题之一.基于此,对大众文化的视觉主体建构问题进行反思,需要重点回应公民意识的视觉启蒙、公共世界的视觉重建、文化公民身份的视觉形塑等一系列极具现实针对性的本土问题.无论对于当代中国人的主体身份建构,还是社会转型的未来走向,这些问题都具有积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网络化社会中的国家:转化抑或消亡——对卡斯特的重新评介

国家是卡斯特对信息时代进行分析的重要概念。他将国家放入技术与社会变迁的关系以及认同的建构中进行分析,认为国家是促进网络社会崛起的关键性变量,但网络社会产生之后越来越抛弃了民族国家。全球化过程会使民族国家的权力走向衰落,造就出一种流变的权力,并带来一系列的危机,而解决危机的良方就是建立网络国家。在此过程中,国家作为权力分析的范式已然解体,但作为认同分析的范式却得到了强化。目前我国正处于大的社会变迁期,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除需提升政府的执政能力外,还需注重对社会成员的认同建设,提升公民对国家和社会的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