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范文澜《文心雕龙注》对黄侃《文心雕龙札记》的承袭

黄侃《文心雕龙札记》与范文澜《文心雕龙注》不仅皆为"龙学"名著,且已成现代学术经典。个别研究者曾注意到二者有着渊源关系,但极少有人具体研究范注所受《札记》多方面的影响,更无人指出范注对《札记》的承袭几达《札记》的70%这一学术事实。实际上,范氏之注是在其《文心雕龙讲疏》基础上增订而成,沿袭了《讲疏》的体例,而《讲疏》之成书及体例直接缘于《札记》的启发;范注继承了《札记》注重义理的研究方法,并沿用了《札记》大部分的校注、引文和理论见解。可以说,黄侃的《文心雕龙札记》是范文澜创作《文心雕龙注》的重要基础;没有黄氏《札记》,就没有后来的范注。两部如此密切相关的作品最终皆成为现代学术名著这一事实,为我们提供了学术薪火如何代代相传的范例。     

《钱注杜诗》和《读杜心解》阐释特色之比较

清代前期钱谦益的<钱注杜诗>和浦起龙的<读杜心解>运用传统阐释观念对杜诗进行阐释.前者力图考辨史实,批驳旧注,后者力图阐发杜甫的"蔼然忠厚之本心";前者侧重"知人论世",后者侧重"以意逆志".两者各有特色而又互补,共同丰富和发展了杜诗学.     

《左传》杜注“某犹某也”类释

古注的训释很大一部分是文意训释。《左传》杜注中有数十条"某犹某也"的训释,训释词和被训释词之间的关系可分义通和义隔两大类,前者指义同或义近,但又同中有异,后者表面相隔,实际相通,异中有同。两类中又各自涵括多种不同的情况,需要具体分析。     

论王弼《周易注》在其玄学体系中的地位

王弼《周易注》在玄学上的贡献主要有两点:一是把人的"情"、"性"问题与以"无"为本的本体论思想密切相联系,使"崇本息末"而后"举末"这一空洞、抽象的玄学原则因为在人的"情"、"性"关节上找到了支点,从而变得更加切实、更为可信。二是把"崇本息末"然后"举末"这一原则所潜在的生动气韵揭示了出来,使以"无"为本的玄学理论所包含的刚健有为的一面也得到了充分的展示。正是基于《周易注》对"性其情"及刚柔并济、"唯变所适"的特别强调,才使我们更加清楚地看到了"贵无论"玄学的本质。     

《文选》阮籍诗注及钟嵘评论问题探究

阮籍《咏怀诗》旨意幽微,南朝时即有颜延年和沈约为之作注。稍后钟嵘在《诗品》中就对颜延年注解进行了评价和揣测,但对沈约注却只字不提。颜、沈二注目前仅少数几条保存在李善注《文选》内。笔者以此为据,发现钟嵘批评颜延年是因后者只谈名物训诂不谈美刺教化,严重背离了《毛诗》的注释传统,而这又体现了钟嵘诗学观中对传统继承的一面;不提沈约注,是因为沈注流传极少,他并没有见到。     

《三国志》裴注的复调意义

陈寿《三国志》因其简略基本上只提供了历史大事的纲要,裴松之的注补引录诸书呈现出历史情景曾经的复杂与生动。以陈寿志为主,以裴松之以及二百多种著作为宾,在宾主对话中,陈寿志正史的权威性被颠覆、被解构了,而历史本真的头绪纷繁、意向杂乱以及主题阐释的多元性则被复活了。裴松之注补《三国志》主要不是历史学家的态度,而是文化学者或文学家的态度。惟其如此,裴注在文学史与史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裴注的开放性思维对后来说话、戏曲等伎艺以及历史小说的发生发展功莫大焉。从《三国志》到《三国演义》,从"故事"转换成"情节",裴注的意义更是不容忽视。     

《〈越谚〉点注》商榷

《〈越谚〉点注》是《越谚》第一部整理本,它的出版,为人们阅读、利用和研究《越谚》提供了很大便利。由于《越谚》有些文字、语汇艰涩难懂,整理工作颇为不易,点注本也存在着不少缺憾。文章从"注""点""校"三个方面提出商榷,希望对《越谚》以及吴方言研究有所裨益。     

论《苏诗佚注》中的赵次公注

日本学者仓田淳之助和小川环树所辑《苏诗佚注》保存了稀见而重要的赵次公注,展现了赵次公创导的重要注释方法：其一,赵次公注的释意,以＂心解＂的方法逐句详细释意,揣摩苏轼的创作心理,阐发言外之意,并有根据苏诗的结构分段释意,在宋代诗歌注释中独树一帜。其二,在此基础上,赵次公注详细分析了苏轼富于创新的创作个性,包括不用古人事、语、意而自命新意、翻新意于古人之上、自创新格等方面,是寓诗歌研究于注释中的典范。《苏诗佚注》中的赵次公注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论《诗林广记》对宋诗宋注的摘引

蔡正孙《诗林广记》大量摘引宋诗宋注,并通过"《诗注》云"、"注者《诗注》云"、"注者云"、"直引不标注"四种不同的摘引方式,表达了对宋诗宋注一分为三的态度:纯粹的诗注、诗注的诗话化以及可以共享的知识。究其原因,宋诗宋注的繁荣与释评兼备的注释特点为这种摘引提供了基本的前提,而蔡正孙对宋诗、宋注的重视以及《诗林广记》体例上的创新则为这种摘引提供了合理的保证与必要的条件。     

谈胡三省《资治通鉴音注》中的订误及其理据——兼述我国古代注书释义的传统理论与优良学风

该文说明胡三省《资治通鉴音注》在语词释义、语句语法分析方面,对颜师古《汉书注》、李贤《后汉书注》的订正及其理据,并阐述了我国古代注书释义的传统理论与优良学风。     

用无常道 唯变所适——论王弼《周易注》在其玄学体系中的地位

王弼<周易注>在玄学上的贡献主要有两点:一是把人的"情"、"性"问题与以"无"为本的本体论思想密切相联系,使"崇本息末"而后"举末"这一空洞、抽象的玄学原则因为在人的"情"、"性"关节上找到了支点,从而变得更加切实、更为可信.二是把"崇本息末"然后"举末"这一原则所潜在的生动气韵揭示了出来,使以"无"为本的玄学理论所包含的刚健有为的一面也得到了充分的展示.正是基于<周易注>对"性其情"及"用无常道"、"唯变所适"的特别强调,才使我们更加清楚地看到了"贵无论"玄学的本质.     

本体与超越:生活儒学的本体论问题

在后现代主义语境下,“解构本体论”成为强大的“哲学”思潮;然而,本体论恰恰是“哲学”的核心。本体论的必要性在于:人类关于一切存在者之存在的所有观念必定是一个有序的层级性的整体,它必定有一个塔尖,此即所谓“本体”;否则,人类的观念就不成其为一个有序的系统。因此,生活儒学的态度是:必须解构旧的本体论,然而同时必须建构新的本体论。为此,必须追溯到“前本体”即“前存在者”的存在或生活,即生活论或生活存在论为本体论奠基,本体论再为形下学(知识论、伦理学)奠基。因此,生活儒学建构了普遍性的“变易本体论”,进而建构了指向现代性的“超越本体论”。     

试析儒家文化的非宗教性特征

儒家文化的非宗教性特征表现为,在宇宙论上它认为宇宙的终极原因是"一阴一阳之谓道";在本体论上它走向了境界的形而上学;在认识论上它主张宇宙本体是能认识的;在道德观上它相信人具有自我完善的能力,无需上帝拯救灵魂;它坚持"广大高明不离乎日用"的观点,崇高的理想就存在于人的日常生活当中。     

论程颐的天理论和道家的关系

文章认为老子的“道”的内涵有三种含义,而程颐以其中的一种“空无”义解老子的也是道家的道．程颐认为万物的本源和本体并非空无而是客观实存的天理．程颐的天理论虽然和道家在“道”的基本内涵上迥然有别,但它又大量吸摄了道家的本体论、本源论、规律论及自然论中所蕴的思辨哲理．     

生生不已而“含情契理”——方东美的生命本体论探微

在摸索如何实现中国哲学现代化的道路上,现代新儒家前三代学人大多都致意于重建形上学的努力,表现出自觉创构本体论的理论冲动和精神蕲向.作为现代新儒家之重镇,方东美没有如同其他人那样,承接宋明儒学以采取"新心学"或"新理学"的进路,而是归返于先秦原始儒家和原始道家并建立了"含情契理"的生命本体论.通过他探求"太初之指"、索寻宇宙人生之本体的过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他由中入西,最后又援西归中的学思心路;同时,从中也能够见出由提出"生命"这一核心范畴,到依循"体用不二"的传统论证方式阐发其功用,以确证生命的本体论意义和地位,进而展开整个思想体系的逻辑发展进程.     

兰色姆“新批评”理论的本体意蕴与现代转换

兰色姆的本体论是“新批评”理论的核心。目前学者们对其本体论有不同的理解。从其理论生成的历史语境出发可以发现,与传统本体论不同,兰色姆的本体论对世界本体的探寻不是指向普遍的、实体性的概念化的绝对存在,或抽象的形而上的真理,而是将艺术的存在规定为世界的本体。他的本体论关注的是以异质性、生成性、偶然性为特征的本体存在。兰色姆反对预设实体存在,认为由此在感知的世界才是真实的世界。兰色姆所提出的本体论是属现代本体论范畴,是对实体本体论和逻辑本体论的一种颠覆。     

真理定义散论

真理有自己的本体 ,我们可以探讨真理的本体论问题 ;真理没有本体论意义 ,赋予真理以本体论意义将带来意想不到的问题。必须联系认识定义才能合理解决真理的定义 ,真理不可能是客观真理和具体真理的统一 ,真理只能被定义为认识主体在实践基础上对认识客体的本质和规律的正确反映     

李贽思想演变中的两个问题考辨

李贽一生思想转变有多次,较大的一次是大衰欲死,翻阅佛经,于生死之原窥见斑点之时,其时间为李贽在姚安太守任上的万历五年秋至万历八年冬;李贽以佛理释老庄,对老庄的理解升华到一个新境界,表现为《老子解》与《庄子解》。《老子解》完稿于万历九年冬,并随即刊刻。即非万历二年,也非万历十二年。     

实践存在论美学何以可能

实践存在论美学所以可能,因为实践与存在具有一种本体论上的共属性和同一性,实践揭示出来的本体与存在揭示出来的本体,乃是同一个本体.实践与存在相关共属于人生在世的源域,二者都是对人生在世的本体论陈述和本体论确证.实践哲学和存在哲学为实践存在的本体融合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实践存在论也是实践美学展示出来的本体论发展方向.同时,只有实践存在论,才能真正为美学建立本体论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