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益集团在地方政府决策中的作用及应对策略

在整个社会利益分化加剧的背景下,利益集团成为一种进行利益竞争的工具,对地方政府决策的影响越来越大。一方面,它能够起到帮助地方政府决策机构提出决策问题,扩大决策系统的信息输入量,提供可供选择的决策方案,统筹协调决策中的各方利益,缓和各种矛盾等积极作用。另一方面,如果运用不恰当,它也有可能损害公共利益,导致决策失误和政府工作效率低下,加剧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的冲突。对此,地方政府应采取加快相关法律制度建设,促进利益集团健康发展和规范运作,找准职能定位,完善利益表达和决策参与机制,将弱势群体组织起来,培育社会公众的公共精神,强化政府公共权威,完善决策咨询、监督制约和责任追究制度等措施来应对利益集团参与背景下的复杂决策环境。     

新媒体时代地方政府决策中公民参与的效力与限度

随着新媒体的普及化发展,我国公民在参与地方政府决策方面,无论是参与渠道还是参与范围和深度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种变化在地方政府层面表现得尤为显著。新媒体时代背景下,地方政府公共决策中的公民参与在营造民主和谐的决策氛围、增强科学合理的决策效果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从总体上看,我国政府决策中的公民参与无论是在国家层面还是在地方层面都还存在一定范围、规模与水平层次等限度。充分认识这些限度,对于提高地方政府的公共决策能力和治理水平显得尤为重要。     

地方政府公共决策中的互联网民意价值考量

随着我国互联网的飞速发展,网络不仅是地方政府问政于民和了解社情民意的重要窗口,而且在推动地方政府公共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方面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本文从网民的结构特征、网络民意表达对地方政府公共决策的影响以及网民参与民主决策等方面阐释和分析网络民意对地方政府公共决策的价值。地方政府制定公共决策,必须从构建有序的网络参与决策平台、网络民意评估、网络民意回应和政府与网民对话互动机制诸多方面理性进行考量网络民意对决策的应用价值,从而实现地方政府制定公共决策的最优化目标。     

公共危机管理中政府信息缺位和失语原因探析

在公共危机发生时,信息的交流与传播对于政府消弭危机的负面影响至为重要,而政府在公共危机中的权威信息源对于危机治理则是关键.现实中,地方政府在危机治理中的信息缺位与失语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危机的破坏性影响.信息的及时传递对于公共危机的处理具有关键性的意义,不仅关系到社会心理的稳定,而且直接与危机的决策处理有莫大的关系.保证信息的及时性与准确性是控制公共危机影响,解决公共危机的重要的前提.     

通过重大环境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提升地方政府环境治理能力

多年环境问题的积累与环境群体性事件集中爆发,显示政府正在失去环境治理的权威,凸显政府环境治理能力不足。而地方政府环境治理中的重大环境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就是通过让政府积极履行职责来重获信任、重树权威的重要方式。现有的问责制局限主要在对在任期间的领导问责,很少关注环境决策失误的终身责任追究。而事实上,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在我国地方环境治理中,可以倒逼地方政府提升环境治理能力。因此,我国有必要在现有的行政问责的基础之上合理界定重大环境决策终身责任追究的范围和对象、明确重大决策追责标准、严格执行和遵守法定程序、明确重大环境决策终身追责时效、加强重大环境决策问责制度建设,将重大环境决策终身责任进一步制度化、规范化和法律化。     

地方政府及组织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制定原则分析

突发公共事件危害到社会根本利益,破坏社会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为有效预防和处理突发公共事件,国务院近日发布了“国家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与此对应,各级地方政府和组织也须建立一套以应急预案为支撑的应急体系。本文参照“国家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提出的应对突发事件工作原则,针对突发公共事件的基本特征和处置流程中的相关环节,对地方政府和组织应急预案制定原则进行分析。     

简论政府公共决策回应机制建设

本文从“政府回应”的内涵到政府公共决策回应研究 ,论述了决策机制中政府回应的重要性 ,并对政府公共决策的政府回应机制运作及其制度要求进行剖析 ,阐述了当前中国政府应当加强公共决策回应基础建设 ,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公共决策回应机制 ,提高公共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程度     

政府外部性视角下的基础设施建设与行政空间扩张分析——一个基于外部性问题内部化的假说

从行政区域的角度来看,公共选择理论中的政治外部性问题表现在不同地区间公共决策的相互影响,即由于基础设施所具有的外部性特征,导致相邻地区的政府在供给基础设施中的内在动力欠缺。以合并为主要方式的行政区划调整,将原先不同管辖范围的地方政府予以归并,扩大了地方政府的行政空间范围。从经济效率的视角来看,这种合并对基础设施的外部性特征作了收益内部化的矫正,由此激励了以政府为主体的地方基础实施建设投资增长,同时伴以规模经济特征,提高了供给效率,最终增加了居民的公共福利水平,也进一步推动了地方经济的发展。     

从政府理性到公共理性——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性路径分析

政府理性是指政府整合国家与社会的机制与能力。如同其他社会行为主体一样,政府理性也是一种工具理性,它是一种不完全理性,或称有限理性。现代政府理性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执政党的理性活动表现出来的。公共理性是横跨国家理性、政党理性、利益集团理性和个人理性,并以成熟自律的公民社会为基础的利益整合的机制和能力。作为公共领域中的现代公共理性应成为沟通、协调和统一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个人理性与国家(政府)理性,大众理性与精英理性的中介与桥梁。在现代社会里,政府理性只有置于公共领域的监督和批判之下,其决策和管理才能在更大的程度上体现公共理性,即决策和管理具有公共性、民意性、正当性和合法性。公共领域、公民社会的呵护与培育,社会行为主体理性的公共化,现代公民意识、公民能力的培养与提升,现代法治国家的制度建设是现代政府理性由个体理性走向公共理性进程中的有效路径,也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构的必由之路。     

论公民在地方政府行政决策中的合作价值

地方政府行政决策往往与公民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在决策中公民价值缺失引发官民关系紧张，公民合作价值的探索成为解决问题的一个路径。从传统民本思想的历史基础、主体间性哲学思想的启示、强势民主理论的诠释、公共治理理念的影响等四方面探寻地方政府行政决策中公民合作价值的理论根基，从自然法基础和博弈论视角分析了政府和公民合作的可能性，最后对地方政府行政决策中公民合作的制度安排进行了初步探讨，按照公民参与的程度将合作分为三个阶段：配合性合作、协商性合作、自助性合作。无疑，合作将成为未来行政法发展的一个新思路。     

社会团体的三个面向与社会管理职能的发挥

发挥社会组织在社会管理领域的各项职能,对于创新社会管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以社会团体为例,它在社会管理领域的主要职能来源于三个面向,即:面向会员———规范会员行为,促进行业自律;面向公众———提供公共服务,促进资源整合配置;面向政府和其他团体———促进利益协商与对话,参与公共决策。在此过程中,社会团体对于激发社会活力、增加社会和谐因素、减少社会不和谐因素等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当前,为促进社会团体的发展,调整政府与社会团体的关系、加大政策和资金的扶持力度是十分必要的。     

对纯粹经济损失的法理学视角思考

纯粹经济损失是侵权责任法上的重要理论问题,需要从法理方面进行研究。从因果关系来看,是对加害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是否存在的法律因果关系的问题,这需要考虑多种综合性因素。从法的价值来看,是当人的自由和利益发生冲突时,哪种价值优先的问题,自由的价值最高。从公共政策来说,是社会特定时期的公共政策在法律上的反映。     

社会公平视角下公共政策有效性的路径选择——关于公共政策效能的一种理论诠释

公共政策效能问题是公共政策研究的焦点议题。作为对社会资源进行权威性分配的公共政策,应以社会公平为价值取向来实现社会成员福利的最大化。西方学术界对公共政策效能进行分析的精英模式和政治过程模式,都存在着自身难以克服的缺陷和不足。提高公共政策效能的路径选择,在于政策制定者的价值偏好和公众意愿之间的有效衔接和互动,这一有效衔接的桥梁和纽带便是公共舆论。     

论新媒体环境下中国公共政策执行中的公众参与

在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时代,公共政策目标的实现已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决定因素之一。公共政策执行的效果直接影响公共政策目标的实现。随着我国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发展,媒介环境的改变,公众参与公共政策执行进入学者的研究视野,本文详细阐述了新媒体环境下,在公共政策执行过程中引入公众参与的重要现实意义,对我国公共政策执行中的公众参与现状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并提出了改善我国公众参与公共政策执行的几点建议。     

财政监督与监督财政--关于财政监督基础性问题的理论分析

文章对公共财政下财政监督的基础性问题进行了理论分析,指出财政监督即监督财政,是对政府财政活动的监督,是确保政府财政活动有效率地提供公共产品的一种制度安排.实施财政监督的原因在于财政活动中的多重委托代理关系,财政监督要达到应有的绩效,其制度安排要点应包括对政府预算的决策形成监督的制度安排、对预算执行过程监督的制度安排及对预算执行结果的绩效监督的制度安排三个方面.     

主体特质与话语表达:基于“能量场”的政策体制探析

公共政策是整合分化社会与分化利益的有力工具,制定一项良好的公共政策就显得尤为重要.一项良好公共政策的制定一方面基于各参与主体的特质情况,另一方面也取决于政策产出的体制.关于公共政策主体的分类与分析,国内外学者仍是“仁者见仁”.在后现代话语理论方兴未艾的情势下,公共政策在“公共能量场”中的制定与修订以及政策制定过程中抗辩、博弈的效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策难民、秉持公共精神的管闲事者、相关的政府机关、不可触犯的上级权威等四类公共政策主体的特质.而政策主体的特质在“公共能量场”中的能动性,既取决于政策主体的主体特质的话语表达,也取决于在解构传统公共政策体制的基础上建构基于后现代话语理论以“公共能量场”为场域的新的公共政策体制的平台搭建.     

公共政策的国家产出:质量与绩效

作为公共产品的公共政策是国家的重要产出,也是公共管理绩效和执政绩效的重要变量。在成本-收益上,政策质量决定着运行成本、交易成本和不同的社会损耗。质量不高的公共政策,不仅自身政策损耗大,而且严重影响公共管理绩效和执政绩效。考量公共政策系统与外部环境的输入——输出过程,在政策分析中推行绩效评估,按照公共绩效最大化要求,优化政策创制和设计的技术与流程,已是公共政策国家产出当中一个无可规避的重大问题。     

论民法上的公共政策——兼论民法规范配置的政策导向

公共政策是为了实现某一特定时期的政治或社会目标而采取紧急措施的准则,是一个开放的不确定性概念。公共政策与公序良俗的核心内容是基本一致的,但公共政策的外延要比公序良俗广。为了限制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对公共政策类型化研究极为必要。为了贯彻和体现民法中不同类型的公共政策,民法设置了不同的规范类型。公共政策的关键要点在于,绝大多数的公共政策都是"有旨向的"。     

维护社会公平与公共政策的伦理取向

在构建和谐社会、把社会公平放到突出位置来维护的进程中,公共政策偏离公共利益亦即公共政策的伦理问题,应当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在公共政策理念层面突出伦理精神,公共政策主体层面以公共利益为本位,公共政策目标层面善于体现对利益的协调与平衡,公共政策的执行层面注重社会公平,公共政策的评估层面强调社会公平标准。     

社会性别视角下的公共政策分析

从社会性别的角度审视现行公共政策,把社会性别意识纳入公共政策是当今一个热门话题.文章从社会性别理论及相应的政策模式入手,对性别中性政策、性别平等政策、性别差异政策和社会性别意识政策一一进行了分析,指出在社会性别意识下我国公共政策存在的问题并给出了相应的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