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史上的"国民外交"

本文论述了"国民外交"一词在中国近代史上不同的时期的不同的历史内涵.这种历史变化过程体现了中国人民民族意识的觉醒和人民主权意识的增强,它不但推动了中国近代民族民主革命的进程,同时,也反映了20世纪政治民主化的发展潮流.     

近代中国的政府外交与"国民外交"

“国民外交”是近代中国人民对外交民主化要求的体现 ,它的产生是西方民权思想在中国广泛传播的结果。在近代中国 ,广大国民先后以非对抗性的外交运动、对抗性的外交运动及合作性的个人(或团体 )外交活动等形式对外交进行了参与 ,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后 ,才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国民外交”。     

胡适与现代中国国民意识塑造

胡适对于现代中国国民意识的塑造居功至伟.基于对中国传统文化之劣根的批判和反省,胡适认为只有"推到重来"才能塑造符合现代社会发展的国民.胡适在"文学革命"中,主张用"新国语"来实现国民思想的改造;他还强调,独立和理性是最为重要的国民意识;在他看来,塑造新的国民意识,科学精神既是目的,也是最重要的手段;另外,他还特别提出平等对待女性,甚至认为女性可以成为现代国民的先锋.     

近代国民外交视角下的1905年抵制美货运动

从近代国民外交角度来看,1905年抵制美货运动第一次体现了近代国民外交的新理念,在一定意义上说,它也是一次由商会主导的重大的国民外交。在抵制美货运动中,国民外交具体体现为以上海商务总会为首的商人团体的直接外交参与,以及广大国民的间接外交支持。从总体上说,抵制美货运动中的国民外交是以为政府外交之后援的,显得相对比较温和。     

近代中国文物主权意识的兴起

近代以来,中国文物遭受到前所未有的劫掠.列强除了通过战争将大批珍宝掠夺而去外,不少西方学者还以探险、游历为名,深入中国内陆地区,进行非法挖掘和收购,并将其携带出境.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除了中国政局动乱,无力对文物采取有力的保护措施外,还在于国人文物主权意识的缺失.民国之前,国内的文物主权意识无从谈起,但随着西方近代思想的传入和科学考古学在中国的建立,文物主权意识在中国逐渐兴起.通过对近代历史上几个典型事件的分析,从中可窥探我国文物主权意识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发展过程.政府并最终以法律条文的形式,对文物归属权做出了明确规定,结束了我国文物长期流失的局面.     

报刊、小说、戏曲——近代社会教育与女性国民意识的培育

近代以来,女性国民意识的觉醒和女性生活的变化是与戊戌以来女性国民意识话语的建构联系在一起的;报刊、小说、戏曲在开启民智、启发女性国民意识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社会教育功能;正是在启蒙思想家社会教育构筑的文化话语环境中,女性从为家庭承担责任和义务上升到为国家民族承担责任和义务,并进一步转变到被有意识地呼吁女性应该享有与男人同样的社会权利,而这正是国民民意识崛起的体现。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中国近代女性国民意识的培育表现出突出的时代特色。     

近代日本帝国意识成因研究

自明治维新始到中日甲午战争,近代日本社会在摆脱身陷殖民地危机的同时,通过发动对中国和朝鲜半岛的侵略战争,完成了近代帝国的构建,在帝国形成过程中日本社会朝野上下普遍形成了带有日本文化特征的帝国意识。蓄积于日本社会内部的皇国思想和扩张意识成为日本近代帝国意识形成的思想基础,而明治天皇则成为日本社会转型时期帝国意识的内核和推手,甲午中日战争中日本的意外获胜恰成为近代日本帝国意识形成的催化剂。     

试论新加坡国民意识的形成

在长达140年的英国殖民统治下,新加坡由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以及殖民当局采取的自由放任和自由移民的政策,形成了独特的多元社会。1959年新加坡获得内部自治后,人民行动党面对不同文化、种族和宗教的矛盾与冲突,采取谨慎的态度,通过形成共同价值观的方法,促进新加坡国民意识的产生。新加坡国民意识的形成对新加坡各种族的和谐以及在短期内迅速实现经济现代化都起重要的作用。     

中国近代民族主义与国民外交——以“二十一条”时期的反日国民外交运动为例

中华民国成立初期,尽管以民族主义为基础的国民外交运动得到蓬勃发展,但几乎没有取得实质性的成果。＂二十一条＂时期的反日国民外交运动是一个典型案例。分析此次运动中各阶层民族主义的表现和动机是探索这一时期国民外交成果之所以有限的＂钥匙＂。国民外交的失败反映了近代中国民族主义复兴的困境。     

我国新外交的为民意识初探

自21世纪以来，我国新一届政府采用了更加务实、自信、灵活与成熟的外交政策，不仅在国际上积极塑造“负责任”的大国形象，而且在国内积极树立“外交为民”的新形象。自本世纪初，我国外交理念的为民意识日渐增强，政府在不断推出新举措使外交工作走进人民大众、贴近平民百姓的同时，尤其建立起了有效机制保护海外中国公民的安全和利益，从而使我国“外交为民”这一宗旨得到更为具体的体现和进一步加强。     

国际主义与中国外交

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相结合是中国对外关系的基本原则之一。然而建国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这一原则并未得到很好的贯彻,表现为对国际主义强调过多,对国家利益重视不够。“文革”时期国际主义甚至取代其他原则而成为中国外交的最高准则。改革开放后,国际主义在中国外交中被逐渐淡化,对国际主义的认识要与时俱进。国际主义精神在中国外交中应继续发扬光大。     

“三个世界”理论与中国外交的转型——兼论邓小平对毛泽东国际战略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三个世界”理论是中国外交理念的重大转折 ,也是中国外交政策转型的开始。邓小平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中国外交的基本原则 ,从而实现了中国外交的彻底转型。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是对毛泽东外交思想的继承和创新     

重要战略机遇期与中国公共外交

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21世纪头20年是中国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在这重要战略机遇期中,公共外交在中国的发展具有了一定的必然性,而且也成为一种时代的必需。在这至关重要的时期,开展中国公共外交不但要加强公共外交主体的建设、协调公共外交的各种资源、健全公共外交体系和机制,还要改善公共外交的方式,开展多层次多方面的公共外交活动。     

中国的经济外交与对外经贸关系

为顺应全球“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潮流,各国纷纷将经济外交作为对外经贸关系的主轴,一些国家专门制定了发展经济外交的战略,经济外交名副其实地成为当代外交的主要方式,对促进一国的对外经贸关系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中国的经济外交在建国后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经济外交与对外经贸关系互相促进,共同发展。     

进攻性现实主义与中国外交

进攻性现实主义是一种具有较强政策内涵的理论。一旦美国依进攻性现实主义思维行事,则会对中国的和平崛起产生较大负面影响。为此,中国应该转换国家安全战略,加快中国国际身份建构和树立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同时还必须发展必要的保护自己战略利益的手段。     

软实力与中国对东南亚外交

本文以软实力理论为指导,概括考察了中国与东南亚外交关系史。认为虽然软实力是个新出现的国际关系概念,但在中国与东南亚几千年的交往史中,软实力实际上已经得到了很好的运用。目前,中国与东南亚关系处于历史上最好的时期,这也与中国的软实力外交思想与实践有不可分割的关系。从历史的经验、国际关系的演化趋势以及中国和平发展的需要出发,在今后的中国与东南亚外交中,软实力外交应作为一种相对独立的外交手段与外交领域受到重视,而软实力外交能否成功实现,取决于中国能否发展出一种全新的、先进的文明形态。     

当前国际环境下的中国外交战略与策略选择

文章认为 ,和平与发展主题下的世界多极化趋势在与大国单极战略的碰撞中继续发展。文章提出 ,把握中美关系的走向 ,发展大国关系 ,重视亚太安全环境 ,稳定周边关系 ,扩大贸易合作 ,加强经济外交是中国外交战略与策略的最佳选择 ,有利于创造我国较长时期经济建设的和平国际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