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全宁路张氏碑刻考

元代于今内蒙古自治区昭乌达盟翁牛特旗建全宁路,属弘（雍）吉刺部,鲁王封地。其地迄今尚存元代遗迹多处。可确认为元代碑刻,且有较大研究价值者有五：《全宁路新建儒学记》《（张）住童先德碑》《张氏先全碑》《张应瑞与夫人刚氏墓碑｝｝《竹温台墓碑》。由五碑所载可见翁牛特旗一带于元代是个文化、教育比较发达地区,也是元朝诸帝比较重视的地区。两代公主下嫁弘（雍）吉刺氏,且元文宗娶鲁大长公主之女为后,可见其地之政治地位。正由于此,翁牛特旗才留有较多的元代文物遗迹。张氏墓地位于翁牛特旗梧桐花乡牌楼沟村旁山坡上。墓地有…     

元代的学田

元代的学田属于官田,为国家兴办的学校所占有。其租入钱粮主要用于学校“春秋二丁、朔望祭祀及师生廪膳。贫寒病老之士为众所尊敬者,月支米粮,优恤赡养。庙宇损坏,随即修完。”由于学田是学校赖以存在的主要物质条件,学田的兴废直接关系着学校的命运,因此,对学田的研究,将有助于我们了解元代的教育状况以及元朝统治者对知识分子的态度和政策。再则,由于学田是官田的一种,对学田的研究,还将有助于我们了解元代官田的经营状况,有助于我们从一个侧面了解元代的土地制度。本文试就元代学田的设置、学田的租佃与赋役以及寺院与地主豪强对学田的侵夺等问题,作一些粗略的分析和说明。     

云南元代白话碑校证

云南元代白话碑校证方龄贵元代白话碑传世的并不很多，主要是圣旨（兼有令旨、懿旨、法旨）碑。可是因为碑文是由蒙文案牍直译而出的，所以在研究元代语言、历史等方面颇有参考价值，一向为海内外学术界所重视。早年冯承钧先生曾撰为《元代白话碑》一书（商务印书馆一九三...     

元代江苏官学教育研究

江苏地区是我国古代教育最先萌发的地区之一。其官学教育源远流长,入元以后,更是建立起完整的教育体系与教育制度,其内涵进一步扩大,不仅包括路、府、州、县学,还涵盖了蒙古字学、医学、阴阳学、社学和官学化的书院,对当地的政治、文化、社会生活各方面都产生了辐射作用,为推动江苏古代教育的发展,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但是,关于江苏元代官学教育的论著尚属不多,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均有待进一步加强。文章首先对元代江苏的官学教育进行多角度、多层面的探讨,让人们对元代江苏的官学教育有个系统、整体的把握。同时对元代江苏官学教育经验与教训的总结,为今天的文化教育事业提供有益的历史教训。然后从发展传统文化教育的作用以及当今教育改革的启示方面,对江苏元代官学教育的积极影响作了探讨。在此基础上,对江苏元代官学教育进行实事求是地评价。     

张三丰与懿州

张三丰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道教传奇人物,生于辽东懿州,即现在的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塔营子乡。他在懿州度过了青少年时代,为其后来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儒、士、道并修,创建了太极拳,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道家学派,至今在海内外有极大的影响。探讨了张三丰青少年时代在懿州的主要活动,对张三丰研究提出一孔之见。     

《西岳华山庙碑》和章太炎先生的《跋》

我国刻石始于周秦,刻碑之兴,当在汉季(后汉)。碑字体有多种,隶书是常见的一种。《西岳华山庙碑》是隶书的精品。此碑于东汉桓帝延熹八年(公元165年)     

明绍兴府“古小学”考

1988年11月,为刻“重修王阳明先生墓碑记事”,在绍兴市区飞来山上发现一块记载明代绍兴教育事业的碑刻。石碑二面凿刻,正面凿刻文字,平底阴文,寸方楷书,碑题是《绍兴府舌小学学记》,通高150厘米,宽84厘米,厚21厘米;碑阴为线条浅刻“古小学”图版,画面刻于石碑的上半截。高74厘米,宽80厘米。现考释如下:     

元刻本《刘子》校理

元代至正二年刻苏应龙所辑《新编类意集解诸子琼林》,节录了《刘子》各章的大段文字。以此本与其他传世本互校,其衍、脱、讹、倒者,有此本不误而其他诸本皆误者,亦有此本误而其他诸本不误者。此元刻为《刘子》自宋刻以下所见到的最早传世刻本,在《刘子》的版本系统中具有相当重要的价值,故为之校理。     

元代吴鉴《清净寺记》相关问题的讨论

元代伊斯兰教研究的重要史料——吴鉴《清净寺记》,原碑已佚,碑文现存于《重立清净寺碑》和《闽书》,后者系节录。近有学者对于《重立清净寺碑》本《清净寺记》表示怀疑,这实际和《泉州宗教石刻》录文的误导有关。文章进一步讨论了《清净寺记》刻石与载入泉州方志的情况,以及碑文所见吴鉴对于伊斯兰教认识的来源问题。     

欧阳修金石学述略

金石学兴起于宋代,而创始人则为著名的学者欧阳修。自汉以来。郡国往往于山川得鼎彝,多载铭文;碑碣刻辞,出土尤众,以其有资于考证,逐渐引起学者的注意。《四库总目提要》说:“自梁元帝始集录碑刻之文,为《碑英》一百二十卷,见所撰《金缕子》,是为金石文字之祖”。其实,据《隋书·经籍志》记载,最早收集碑石拓本为书的是晋代将作大匠陈勰,辑有《杂碑》二十二卷,《碑文》十五卷。梁元帝《碑英》既不见于《隋志》,为时又较晚,金石文字之祖自然要数陈勰《杂碑》了。不过那时收集金石文字,大都只供文人学士们的玩赏,还很少研究的成果。直到宋代,欧阳修才开始集录大量金石铭刻为《集古录》一千卷,用以考订史籍的讹谬,为史学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园地。     

宋元时期广西文化教育发展的比较研究

宋、元两代,广西文化教育的发展呈明显的落差现象.宋代是广西文教发展的兴盛期,科举考试、学校与书院教育取得较大进展,这跟当时政治、经济与文化的空前发展分不开.元代是广西文教发展的中衰期,科举不盛,学校与书院教育处于近乎停滞的状态,这与当朝的民族歧视政策及广西地区社会局势的动荡不无关系.尽管发展情况各异,宋元时期广西的文化教育在整个古代广西文化教育发展史上均应占有一席之地.     

清末新政时期袁世凯的师范教育思想及实践评述

清末新政时期,袁世凯行使直隶总督之权责,大力执行各项新政。为兴办新式学堂提供师资队伍,袁世凯大力倡办师范教育,自此,清末直隶师范教育取得了从无到有的突破性发展,且领先于全国其他省份,初步踏上了教育近代化的轨道。本文主要探讨了袁世凯兴办近代师范教育的原因,采取的措施和意义。      

元代对滇东北地区的经营与开发

元朝把云南纳入中央王朝的直接统治范围,为滇东北地区再次带来了开发和发展的契机。通过军事征讨、政治统治、屯田、驿站设置、设学,该地区有了较好的发展,同时,该地区也形成强大力量与中央王朝相对抗,对统治极为不利。明朝从中吸取经验教训,对其采取分而治之、土流并治的政策,使之不能再形成强大势力,稳固了统治。     

明清科举制度对民营教育的促进

明清时期是科举制度实施得最充分的时期。经过明初的反复,科举制度确立起了至尊的地位。官学无法满足大众接受教育的欲求,各种民间教育形式便大行其道,仕宦望族、商人子弟、一般民众的子弟都积极致力于此,形成了文化教育的全面繁荣。其中,科举制度是民营教育发展的关键动力。尽管科举制度的实施存在这样那样的弊端,但由科举促成的民营教育的发展却为明清时期的政治建设发挥过积极作用,也产生过诸多正面的影响。     

《诂经精舍文集》与诂经精舍早期学风

《诂经精舍文集》是阮元编选的唯一一部有关诂经精舍诸生经史文赋之作的结集,入选文章都由其"亲为点定",其中删繁就简,首尾排序,颇有抉择。考察入选文章,可知阮元意在引导诂经精舍诸生于治经研史上摆脱"庸近",树立治经宗尚汉人训诂的门径;于诗歌文赋方面,也与经史研究相配合,提倡"小学辞赋同源共流"的文风。     

科举:宋元文言小说的重要题材

科举是宋元文言小说的重要题材,这些作品主要从三个方面来反映科举:直接反映科场的种种舞弊行为,对这些舞弊行为进行无情揭露;以报恩-及第为情节模式,强调积德行善是金榜题名的重要保障;反映士人的婚恋生活,塑造了不少因科举及第而负心的典型人物形象。宋元文言小说以文学作品的形式反映科举文化,为我们进一步认识宋代科举社会的全貌提供了重要材料。     

科举制对中国私学的影响

科举考试作为智力测验并以考试成绩作为选才入仕的主要标准使科举制成为人们最自由的竞争工具,科举制使“学优则仕”由理想变为现实,也使读书做官的思想深入人心,因此广大臣民被卷入应举考试。科举社会中,面对共同的教育市场,官学的不振客观上促进了私学的蓬勃发展,而科举制造就大批士人充当教师则使私学的大发展由必要变为现实。     

元朝科举体制下少数民族教育公平问题研究

元朝由蒙古族建立,蒙古族以＂尚武＂著称。初期,由于统治者对科举考试认识的偏颇,以及政治、经济体制的不完善产生了一系列民族教育公平问题。随着封建统治的逐步巩固,当民族间教育文化水平的差距和民族教育公平问题成为元朝封建统治的主要障碍时,统治者采取实施科举考试、崇儒兴学等策略和方式,以促进民族教育的公平发展进而实现元朝统一政权的形成。虽然在科举考试中统治者采取诸多看起来对汉族士子不公平的＂优惠＂政策,向本民族及其他少数民族＂倾斜＂,但于教育文化水平相对逊色的少数民族而言,统治者能从自身客观角度出发做出这样的决定,也具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应对其进行公正而不失偏颇的评价。     

范仲淹的教育思想与实践

北宋建国以后,为了选拔人才,专重科举,而教育不兴。中期以后,面对内忧外患,一批士大夫纷纷提出变法革新,范仲淹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登上历史舞台的。他一生勤于教育,兴办学校,创建书院,为统治阶级培养了大批经世致用的人才,并开创了北宋一代兴学之风。范仲淹对我国古代教育所作的责献,功不可没。     

试论我国早期学校的美术教育

清朝末年,西学东渐,全国各地纷纷“废科举、兴学堂”,因受西学影响,大小学堂开设了图画手工课,从而开始了中国学校美术教育。早期学校美术教育包括普通学堂、师范学堂及专门美术学校的美术教育,虽属草创,却使系统完整的美术教育体系的形成成为可能。并且,中国近代美术的发展与繁荣,某种意义上说是与中国早期学校美术教育的发展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