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刘辰翁的小说评点修辞思想--以《世说新语》评点为例

作为小说评点的开山鼻祖,刘辰翁在评点《世说新语》时抓住了小说尤其是语录体小说中人物语言修辞的方方面面。他注意到小说与其他文体在修辞上的不同,并从不同方面表述了言语修辞观或辞令修辞观。刘氏小说评点在修辞学史上的开创意义不容忽视。     

“词家妙诀”与“神光所聚”及其他——《艺概·词概》简论

刘熙载(1813—1881),字融斋,江苏兴化人,是我国近代卓越的文艺批评家。刘氏一生著述甚富,尤以《艺概》一书称名于后世。《词概》只是《艺概·词曲概》中的一个部分,它是关于我国古代词作的专论。刘熙载的“词品”说已有不少专家学者论及,本文拟就其中论词的艺术表现手法和技巧方面,择其精要谈一些浅见。一、“笔未到而气已吞”与“言虽止而意无尽”。刘氏说: 元陆辅之《词旨》云:“对句好可得,起句好难得,收拾全藉出场。”此盖尤重起句也。余谓起     

刘逢禄《春秋》学著述考

关于刘逢禄的《春秋》学书目,历来说法各异,表面上是因为各家简单采信刘氏行述,而根源在于刘氏《春秋》学著述的刊行与成稿情况较多变化。通过清理刘氏《春秋》学著述的四种刊本,可以确定刘氏已刊《春秋》学著述有14种。通过搜检相关资料,排查出刘氏拟作《春秋》学书目8种,对其中《胡母生春秋条例》、《春秋通义》、《解诂笺释》、《答难》和《申何难郑》重加探究,更可窥见刘氏《春秋》学研究的变化,从而深化对刘氏《春秋》学思想的认识。     

试论宋代说话人的底本

宋代说话人的底本,不能对等宋代说话资料里称的“话本”,其不一定是用白话写作的,也不是现在所谓的话本小说,更不是白话小说的雏形。根据《醉翁谈录》里的论述和《绿窗新话》的例子,可以确信宋代说话人的底本有两种:一是前人或当代人收集的小说集《太平广记》或者是史书《资治通鉴》等;二是说话人根据说话的需要自己编订的故事集如《绿窗新话》等。认为话本小说(或者直接称之为话本,指短篇白话小说)等同于底本,甚至把“三言”里的部分通俗小说认作是宋代话本(宋代的白话小说)乃至是宋代说话底本的观点是根本错误的。根据《醉翁谈录》和《绿窗新话》里的文言故事,可以看出这些故事就是说话人底本,从而可以推测宋代说话人的底本基本是用文言写作的。     

从叙事时间看《一句顶一万句》的形式意味

《一句顶一万句》具有鲜明的叙事特色,在语言、形式、结构、故事等方面我们都看到了刘震云对叙事可能的娴熟把控和大胆尝试.叙事策略的不寻常是服务于小说的主旨表达的,而《一句顶一万句》更达到了形式与意味的高度融合.文章从叙事时间切入,分两个部分:时序的繁茂化及时限的还原性,探讨了文本形式与主旨意味的互动关系,或能为《一句顶一万句》的叙事研究提供新的着力点和有益补充.     

存在哲学的理性探讨与精神家园的感伤追寻——刘震云《一句顶一万句》梦境释论

《一句顶一万句》是刘震云当下最有影响力的代表作。关于作品,众评者的关注点多集中在小说凸显的孤独主题和绕人的说话形式上。其实,在这部作品中作者运用了大量的梦境艺术手法。从梦境的意义建构与梦境的文学功能显现两方面可以看出作者对存在主义哲学的理性思考与精神家园的感伤追寻。     

《三国演义》人物语言的个性化

鲁迅先生指出：“高尔基很惊服巴尔扎克小说里写对话的巧妙,以为并不描写人物的模样,却能使读者看了对话,便好象目睹了说话的那些人……。《水浒》和《红楼梦》的有些地方,是能使读者由说话看出人来的。”（《花边文学看书琐记》）其实,《三国演义》的人物语言也同...     

平民的千年孤独:《一句顶一万句》的人生悲剧与精神悲剧

小说《一句顶一万句》中的主人公"姥爷"杨百顺和"外孙"牛爱国一个出延津,一个回延津,都在不停地寻找。祖孙两代的寻找,不只是形成了一个轮回,更预示了中国平民的千年孤独。小说揭示了平民的人生悲剧与精神悲剧,用平民语言阐释了平民的哲学。但小说也有个别情节不太真实,语言有些"绕",沉迷于自我的叙述方式等有待商榷的地方。     

故事如何新编——论《故事新编》的时间诗学

故事时间与叙事时间的异质性使小说时间观念呈一种立体的无序延宕,造成了小说艺术表达的张力。《故事新编》立足于此在的生命时间,有意淡化消融近代小说对历时性发生的线性叙述。鲁迅在历史意识的现代转换过程中,深入到历史及历史人物的精神内核,通过小说文本中个体体验的历史言说,对历史进行了充分诗意化、哲理化的艺术再创造。     

《骆驼祥子》的句式分析

《骆驼祥子》是老舍长篇小说代表作之一,语言平实朴素、活泼自然。句式的选用尤其有特色:形式灵活多样,结构独特多变,修辞效果明显。本文具体分析小说中外位语、插入语、独词句、变式句的运用。     

英汉语言、思维的共性和个性考辨

语言的共性和个性问题,一直是语言学界研究的焦点问题之一。有的学者致力于寻找语言的共性,有的则强调语言的差异。英语和汉语在世界上应用广泛,对两者的共性和个性研究尤其值得重视。本文认为,英汉语既有共性也有个性。思维决定语言,因此语言的共性源于思维的共性,语言的个性源于思维的个性。语言的共性建立在语言的个性基础之上,鉴于汉语研究的状况,目前我们应加强汉语个性的研究。     

水土流失与旱涝灾害

该文以河南省为例,探讨了旱涝灾害发生和发展的主要原因,重点分析了水利建设、生态建设对防治旱涝灾害的重要性及其相互关系。同时,文章还分析了在山丘地区建设“绿色水库”与平原地区建设“黄色水库”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提出了只有增加森林植被覆盖,才能有效地防止水土流失,改善生态环境,进而从根本上减轻旱涝灾害。     

辩护者还是颠覆者——德里达同马克思理论质点异同的分疏及启示

只要资本幸存一天,马克思就是批判理论无法超越的地平。德里达的解构主义作为一种激进的批判叙事,与马克思的理论交集集中体现在三个层面：强调历史的生成性和开放性;对资本主义现实的激烈批判;对人的解放的积极憧憬。然而,在上述论域的关键理论质点和政治立场上,德里达完全异质于马克思的逻辑场域,这给我们两点启示：一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主导”方法论范式,全面理解资本主义的当代变化;二要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生产的旨趣和边界保持清醒的意识。     

科技推广应用必须遵循循环经济原理

循环经济实质上是一种生态型经济。循环经济有三个最基本的原则:即资源使用减量化原则;产品再使用原则;废弃物再循环原则。发展循环经济是社会、经济、科技发展的客观要求。科技成果的应用与循环经济关系密切,科技成果应用必须符合循环经济原理。本论文从五个方面论述了科技成果推广应用必须遵循的循环经济原理。     

论孔孟的仁义与天道

孔子从人的情感出发阐释礼的起源。他提到的人类情感,只不过是人类情感中的一个特殊部分,基本限于家族成员之间。孟子认为,人心中不但有以孝为中心的恻隐之心的体现———仁,而且内含着调节社会生活关系的羞恶之心的体现———义。孔孟都意识到人性的体现会遇到矛盾冲突,但孟子更加注意到道德心理引发的道德行为之间的矛盾,他对仁与义的冲突进行了正面讨论。孔孟都认为矛盾的解决关键在于对自身有更高的反思,但同时也意识到必须对天道加以思考,它表明儒家道德践履所遇到的矛盾还需要有超越人的道德心理,去思考更加广泛的问题。     

英汉委婉语、禁忌语与文化教学

英汉委婉语、禁忌语是一种普遍存在的语言现象和文化现象,它们是语言文化联系非常紧密的部分,许多深层文化通过委婉语表达和传承,英汉委婉语、禁忌语表现出两民族趋善趋美的一致性,但同时也表现出巨大的文化差异,通过英汉委婉语、禁忌语的比较来传授文化,是英语教学中文化教学的一个有效方法。     

浅谈理想信念的功能特点及其养成

理想信念是人们对未来的向往和追求,是一个人世界观和政治立场在奋斗目标上的集中体现。在高等学校中,如何加强对青年学生的理想信念教育养成,显得尤为重要。     

批把与元白诗、元杂剧

批把亦作枇杷即琵琶,周武帝时龟兹人已来中原弹奏。汉武帝时马上弹之以慰公主,东汉时已司空见惯。唐代琵琶种类较多,高手迭出,许多诗人咏过琵琶,尤其是元、白二人运用多种手法,描绘出琵琶声的多变及演奏者的高超技艺,声情并茂,使之提高到一个新水平、新高度。然而元诗在心理刻画及人物情态的描绘上不如白诗深刻。白居易写过《昭君怨》,昭君与琵琶难解其缘,但正史记载与诗词戏曲多有不同,马致远的《汉宫秋》中描绘的琵琶是元帝与昭君相见相爱生死离别,贯穿前三折不可或缺的重要道具。他还写过《青衫泪》,根据《琵琶行》生发而成,将琵琶女坐实为裴兴奴,考兴奴实有其人,与琵琶名家曹纲(刚)时被称为左、右手,有记载曹刚弟子弹琵琶能吸引"方响"从塘里飞到岸上,足可佐证裴、曹弹奏水平之高妙。     

老庄与魏晋南北朝时期玄佛道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玄、佛、道与老庄哲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玄学立足于《老》、《庄》讨论有无之辩、言意之辩、名教与自然之辩 ,并通过解注和阐发《老》、《庄》的形式表现出来。佛学畅论道、无 ,且以道、无解空和法性等 ,依附于老庄与玄学而得到诠释 ,并逐渐中国化。道教以“道”名教 ,列《老》、《庄》为其经典 ,其人生炼养术多为老庄虚静、无为等的发挥。     

创新与生产力、生产方式和“转形”与价值构成

生产领域是新技术出现的起因,但技术创新本身却是在R&D领域创造出来的。生产领域涉及生产力、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R&D领域涉及科研办、R&D方式与社会关系。因此,创新与生产力、制度、生产方式、科研力诸因素紧密相关,这些因素的发展必然影响到商品价值的"转形"和价值构成,从而引起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深入理解与探讨,研究这些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