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自治”与“司法强制”关系辨析

“公司自治”与“司法强制”的关系问题位列公司法裁判疑难问题之首。从静态概念视角看,两者上位概念为法哲学领域“自由”与“强制”,以及私法领域“意思自治”与“国家强制”这两对范畴,狭义“公司自治”包括股东自治、章程自治及内设机构决议自治。从动态政策视角看,“公司自治”与“国家管制”经历了漫长、反复的转变过程,其中不乏信义义务与经营判断等规则在公司治理领域的角力。从内部程序视角看,法院不得以争议系公司内部纠纷而拒绝裁判,公司应当参照“熟人社会”范畴,建构起“由内而外”“穷尽内部救济手段”的纠纷解决机制。     

自由主义思潮与民法基本理念——一种历史的、哲学的考察

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思潮,是民法的哲学基础,私法自治原则就是自由主义思潮在民法的体现。私法自治在我国民法理论和立法中应如何定位,一方面充分借鉴自由主义思潮崇尚平等自由、尊重权利、重视市场和市民社会自治等观念,在私法与公法的关系中,我国应充分体现私法优位、私法自治原则,充分确认和保护私权主体的权利享有和行为自由,将国家和公法干预减少并限制在最低限度;另一方面,吸取西方自由主义发展中的教训,避免极端个人主义和自由放任主义泛滥,在私法范畴中,我们应在最大限度赋予私法主体自由、尊重和呵护私权利的同时,采取公序良俗、诚实信用以及司法的“二次干预”等合理适度的控制措施,对权利滥用行为进行干预,以兼顾社会公正。     

公司自治的思想渊源

公司自治是公司制度所坚持的最核心、最基本的价值,是公司当事方应当得到法律确认与保护的一种权利与地位。公司自治实质上就是私法自治在公司制度领域的具体表现。因此,确证私法自治,研究私法自治在公司制度变迁中的历史呈现,有助于深刻地揭示公司自治的现代内涵及其具体表现。     

仲裁协议中意思自治原则初探

仲裁是一种重要的纠纷解决方式 ,带有“准司法”的性质。本文认为 ,意思自治作为调整私法领域的基本原则 ,在仲裁协议中也有明显的体现。我国的仲裁立法理应对仲裁协议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予以充分的尊重和保护。     

公司自治与国家强制关系范式论

公司法关涉公司、股东和债权人等多方利益，充满了公司自治和国家强制的因子互动。演进理性主义系公司自治的法哲学基础，外部效应学说与福利经济学理论则为国家强制的介入提供了理论支撑。公司法的私法属性决定了公司自治是公司法律制度的基础，需矫正国家强制的泛化倾向，国家强制应仅以克服公司自治所不及为目的。平衡公司自治与强制的关系应遵循两项范式：在基本范式层面，坚持一般事项自治与特别事项强制的制度逻辑；在具体范式层面，唯有非强制不足以维护公共目的以及公司自治在效率上明显不足时，方可施加国家强制。     

论有限责任公司僵局及其应对

公司僵局在我国公司实践特别是民营企业运营中经常发生,但未引起足够的重视.该文探讨了公司僵局的基本特征、形成因缘、危害及应对策略与机制,认为应对公司僵局应当融合公司法中私法与公法机制,综合运用公司章程自治功能、立法规制、司法适度干预、培养应对公司僵局的法律意识等多元化措施.     

国家干预公司自治的时机

随着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曾经备受人们推崇的美国式公司模式了经受了前所未有的洗礼,公司自治与国家干预这一个公司法领域的重要议题又一次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关注.由于美国宽松的法律和政策指导,公司自治为美国公司的迅猛发展提供了巨大的空间.但是,由于缺乏有效的监管,美国式公司治理模式的失灵最终引发巨大的次贷危机.人们开始反思,在公司治理中,完全单一的公司自治或是国家干预都是不可取的.在新的时代下,我国必须坚持在国家运用宏观调控力度对公司自治中所出现的公司治理危机加以一定的干涉,这样公司才能的更健康的发展.     

私法自治视域下的表演者权保护——兼评我国《著作权法》的第三次修改

作为一种私权,表演者权法律保护从立法层面和司法层面理应全面体现私法自治精神。表演者权法定主义原则领域属于私法自治的禁区,新的表演者利益关系类型化、职务表演者权利保护、视听表演者权利保护等领域应为私法自治的张扬空间。透视我国《著作权法》第三次修改,私法自治的灵魂在表演者权修法部分得以充分贯彻,符合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时代精神。     

从法律行为的制度结构看民法中的私法自治原则

私法自治原则是民法的灵魂与核心,其自产生以来与时俱进而不断完善,尤其曾面临私法社会化思潮,私法自治原则通过自我修正,不仅保存了其固有内核,而且顺应了时代的要求,使民法走向现代化。现代民法创设了法律行为制度来具体体现这一原则,产生了法律行为的双重结构。法律行为的成立和生效既分别适应了私法自治在不同方面的原则要求,又相互连结,珠联璧合,共同实现并维护着私法自治的民法价值与功能。     

论私法自治环境中的投资基金监管

在私法自治环境中,基金管理人的信赖义务和风险防范与控制机制是投资基金存在与运行的重要制度基础,能保障投资基金安全和顺利的发展与运作。然而,私法自治本身存在的局限性,使基金管理人提供的制度保障不可避免地产生缺陷,从而危及基金投资者的利益和基金市场的正常运作秩序,结果是政府必须出面干预基金市场,使监管成为必然。同时,因为在投资基金监管中,政府失灵现象严重,因此,政府监管必须遵循适度干预原则。     

我国司法介入公司事务的困境与出路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在作为社会主要民事主体之一的公司中法律问题不断涌现,许多公司法律关系亟待司法介入。虽然我国修改后的《公司法》对司法介入公司事务作出了相应规定,但这些司法介入公司事务的制度仍滞后于社会发展需要。有鉴于此,对我国司法介入公司事务的现状从立法、司法、实践层面上予以剖析,从学理上阐述我国司法介入公司事务的种种困境,结合中外公司法的实践经验探讨走出我国司法介入公司事务困境的有效路径,并提出具体的立法建议。     

我国涉外仲裁司法监督制度的缺陷及其完善

涉外商事仲裁的司法监督,是一个既富理论价值又具实践意义的重要课题。当今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立法都规定了涉外仲裁的司法监督制度,赋予国家法院对仲裁进行干预和协助的权力。因此,在涉外仲裁领域,就产生了法院和仲裁之间的关系问题。目前我国现行涉外司法监督制度存在许多不足,应借鉴国际上通行的先进做法,通过修订《仲裁法》,以完善我国的涉外仲裁司法监督制度。     

论模拟法庭在刑事诉讼法教学中的应用

在刑事诉讼法学的教学中,引入范例教学理论,开设模拟法庭,在教师指导下,学生通过准备、开庭、总结三个阶段,将习得的法学理论和司法实践紧密结合起来。模拟法庭教学是对传统刑事诉讼法教学的突破,但仍然存在不足,需要不断改进。     

论WTO与我国反倾销法中的司法审查制度

我国的司法审查制度基本符合WTO协议的规定,但亦存在需要完善之处,尤其是与WTO《反倾销协议》相联系的司法审查制度十分薄弱。我国应该改革反倾销法的立法体例,由全国人大制定反倾销基本法并在基本法中专章规定反倾销司法审查制度。不仅要设立反倾销司法审查的专门管辖法院,明确司法审查的诉讼主体,拓宽司法审查的受案范围,而且要将正当程序纳入司法审查标准之列,从而建立起完善的反倾销法体系与独立公正的反倾销司法审查程序。     

域外法查明制度的反思与重构

目前,我国的域外法查明制度过于原则、简单,亟待重构。在重构中,我国应采用域外法“特殊法律说”;对域外法的查明应分三个阶段进行,不同阶段责任主体不同;法院和当事人可通过多种途径查明域外法;对查明的域外法应经确认程序予以认定;在域外法查明的第三阶段,法官尽到勤勉义务仍不能查明时,即可认定为域外法不能查明;域外法不能查明的,可适用同本应适用的外国法相类似的法或直接适用中国法或适用一般法理。     

论法院调解制度的完善

法院调解在民事诉讼法上被确立为一项基本原则.但是,在司法实践中,法院调解长期以来存在一些缺陷,产生了某些负面效应.为此,民事诉讼法学界对完善法院调解制度的问题进行了探讨,有的认为应以诉讼和解替代法院调解,有的主张实行调审分离.为了使法院调解制度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应当对法院调解的原则和具体程序进行必要的完善.     

对我国法院行政事务管理体制改革的思考

法院的行政事务管理是任何国家的法院系统无法回避的问题,而审判工作与法院的司法行政事务是有着不同的规律性要求的,为保障法院的有效运行,各法治国家在不同司法体制和历史文化背景下都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司法行政体制,主要有两类模式:一是完全独立于法院,由专门的司法行政机构进行管理;二是由法院主导下的相对独立机构对司法行政事务进行管理.而目前我国法院系统的行政事务管理则没有认识到其与审判工作的不同要求,需要作相应的体制改革.     

法律推理与法官审判活动

法律推理是司法过程中重要的思维方法,尤其是法官在审判活动中必须借助法律推理论证判决理由的正当性,用以说明判决合理、合法,达到司法公正。因此,法律推理是法官应当了解和重视的课题。     

构建“侦审分离”的证据采信机制——在以审判为中心的司法改革背景下

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试图让事实认定与法律适用的问题在庭审过程中得到解决,以摆脱审判形式化的诟病。在以审判为中心的司法改革中,应构建“侦审分离”的证据采信机制,降低立案环节的证据标准、将审判环节中“重侦查证据”的形式化的证据采信机制转变为“一切证据以经庭审质证为准为先”的实质化的证据采信机制,同时不应因程序简化而弱化审判时的证明标准,而更应以审判时所坚守的证明标准去规范审前程序中证据的采集过程及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