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经济政策的大辩论--从《盐铁论》看中国古代两种不同的经济思想

汉武帝为巩固皇权,解决财政危机实行了盐铁官营、均输平准等一系列经济措施。昭帝时期,中央召开了盐铁会议,以桑弘羊为代表的维持派与以贤良文学为代表的反对派展开了论辩。其两者实质是春秋战国以来“放任”与“干预”两种不同的经济管理模式争论的继续,并对中国古代经济政策留下了深远影响。     

两汉专卖政策的发展与演变

两汉的专卖政策在当时起了较好的作用,又给后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因此,理清专卖政策的发生、发展与演变是很有必要的。一官营盐铁始于春秋。齐桓公称霸,曾问策于管子,管子曰:“为官山海。”并解释曰,“海王之国、谨正盐策”①(《辞源》1983年版注:盐策,“食盐者的册籍”)。从此看出,齐国首先从官营盐业开始,然后扩展到铁,这时的官营,主要是管理盐铁户的生产与取税,并征食户税,与后来汉代盐铁专卖不同。汉代国家既掌握生产,又控制运销。因此,傅筑夫先生认为,“这个制度起源很早,是周初由齐国(指太公)开始实行”,②提得太早,     

试论汉代盐铁政策的演变

两汉时期在盐铁手工业问题上所实行的政策,经过了一个反复曲折的过程:西汉初是自由经营,汉武帝后是官营专卖,东汉则实行政府征税政策.自此以后,由政府向私营盐铁手工业者征收盐铁税政策固定下来,成为汉代以后历代封建王朝的基本政策.由于汉代盐铁政策对以后各朝代盐铁政策有如此重大的影响,所以,对汉代盐铁政策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重评“盐铁会议”

<正> 西汉盐铁会议因涉及官营专卖、朝野分歧等敏感问题,加之稍作引伸,即易于成为“争权”、“路线”或“儒法”种种“斗争”话题,作为类比或影射服务于各种“运动”,故而长期遭到曲解,并影响到许多重要历史事件和人物的评价。在逐步廓清禁忌的今天,才有可能为这次创造性的、意味深长的政治对话正名,替封建时代敢讲真话,为民请命的贤良文学辩诬,以还历史的本来面目。     

试论日本国有铁路的经营形态

在日本国有铁路存在的115年间,先后经历了狭轨与广轨的轨制问题之争、“建主改从”与“改主建从”的投资问题之争、战后运费法定主义的是非之争以及综合交通体系中的铁路定位之争等,而其中的关于国有民有的经营形态问题之争,是贯穿于日本国有铁路史上最大的政策性问题。本文拟就这一政策性问题展开探讨,以揭示其变化的内在联系。     

明清福建的官营手工业

一、官营手工业的经营方式 明清福建的官营手工业,主要有制盐、造船、矿冶、印染等行业。 明朝继承前代成法,以官营形式控制福建制盐业。洪武初,明朝在福建设立直属管理盐务的最高机构户部的“福建都转运盐使司”,作为管理全省     

浅析西汉中期盐铁会议中的“刑德”之争

西汉时期著名的盐铁会议上,以贤良文学为代表的儒家同以桑弘羊为代表的法家之间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双方争辩的焦点除在经济政策上的不同外,还体现在治理国家手段上是"德"治还是"刑"治之争.双方政治观点分歧的根源在于贤良文学以儒家思想为指导,代表民间商贾、地方豪强的利益;而桑弘羊以法家思想为依归,代表集权国家的利益.盐铁会议中的"刑德"之争可以说是整个汉代中后期社会政治批判的滥觞,反映出整个社会政治思潮的内在发展理念与趋向的转变.     

斯威夫特与古今之争——为新文化运动100周年而作

17世纪末至18世纪初,欧洲知识界爆发了一场持续了大约半个多世纪的“古今之争”.迄今为止,学界大多把“古今之争”仅仅视为文学艺术原则或广义的学问原则之争.实际上,“古今之争”更关涉古代文明与现代文明的优劣,是古今政制原则的优劣之争.通过解析斯威夫特的《格利佛游记》这部“世界文学名著”,我们发现“古今之争”是西方现代文明史上的一次古今政制之争.     

否认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必然会走向康德主义

不能把“思维与存在同一性”与辩证法的同一性对立起来而否认思维与存在的对立统一思维和存在的关系是不是对立统一的关系,这是关于思维和存在同一性问题争论的实质,尽管有些同志故意模糊了争论的焦点,把问题说成是“名称之争”,“唯心主义用语与唯物主义用语之争”,“对经典著作词句理解不同之争”,但是我们仍然可以在这一大堆争论问题中看到争论的根本问题是思维     

夷夏关系新论

夷夏关系新论王宁现在一些论及夏代历史的文章。无一不谈到“夷夏之争”的问题，且无一不把夷夏分为二族，甚至对立起来，这种说法颇值得商榷，笔者不揣浅陋，略陈管见，以就教于方家。一首先说“夷”，严文明曰：“夷犹人也。商代甲骨文和铜器铭文称东方为人方。周代文伙...     

从《盐铁论》看儒家的重本抑末倾向

重本抑末是中国古代的经济传统,它的形成、发展与演变反映了时代特点与学派倾向。在西汉中期的盐铁会议上,贤良文学提出务本抑官末、不与民争利的主张,反对汉武帝时期所实行的官营工商业政策。它体现了儒家强调仁义,注重富民的经济思想,具有浓厚的伦理道德色彩。     

“王马之争”会不会“割喉”？

4月3日，在台北的“开南商工”操场，国民党副主席、台北市长马英九正式当众宣布角逐国民党主席，正面挑战国民党副主席、“立法院长”王金平，这标志着“王马之争”公开化、表面化。尽管两人都公开宣布把这次主席位子之争定位为“君子之争”，但由于这场“君子之争”关乎国民党的命运以及台湾政局的走向，自然而然就充满了“火药味”。     

杨亶骅《古本大学辑解》与晚清的“朱王之争”

“朱王之争”无疑是晚清多元学术思潮中的一条主线。以往学界多聚焦于晚清朱子学阵营对此问题的回应和关切，而对势单力薄的王学阵营的立场少有关注。这就难以整全地呈现晚清“朱王之争”的理论图景，故以晚清王学护法杨亶骅为切入点来弥合这一缺陷就显得尤为可行和必要。杨亶骅沿袭“依经立言”的学术传统，围绕“朱王之争”的焦点《大学》文本，积极介入和回应这一时代思潮，以“拒斥朱子改本”、“分三纲领者失之”和“八条目只是一事”为学术诉求，显豁出逆主流思潮“尊朱斥王”的“伸王抑朱”的学术特质，着了晚清重振阳明心学的先鞭。这不仅为阳明心学在清末民国的再度登场起到倡导和赓续之功，也以王学融摄朱子学的独特形式为朱、王会通提供新的方案，成为全面构筑晚清“朱王之争”理论图景和学术谱系不可或缺的一环。     

《盐铁论》中贤良与文学思想主张之差异

《盐铁论》中记载了西汉中期盐铁会议上贤良与文学对诸多社会问题的看法。二者同处辨论一方,但贤良与文学在义利、法治与德治、农业与工商业、奢侈、匈奴等问题上的思想主张并不尽相同,分析其差异对于研究中国思想史具有一定意义。     

重评两个口号之争

三十年代的两个口号之争,是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件大事。对这场争论历来评价不一,因为论争的一方,还是一个主将,却一直保持沉默,这样对“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提出的详细经过,始终令人难以捉摸。大家只好依据鲁迅的说法,认为这个口号是他提的,是他与茅盾议定之后,请胡风做了一篇文章。这样问题就复杂了,给评价这     

从兵器铭刻看战国时代秦之冶铸手工业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战国时代列国之间为进行兼并战争,都重视兵器铸造。尤其秦国在商鞅变法以后,企图以“耕战”富国强兵,因此,兵器冶铸遂成为其官营手工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本文拟就笔者目前所掌握的一些秦戈题铭,与古代典籍相互参证,来探讨秦国官营冶铸手工业的实际情况。     

李义山《韩碑》诗事实考辨

“韩碑”,指韩愈的《平淮西碑》。《韩碑》诗是李义山咏史诗中的名篇巨制。“谗之天子言其私”是诗中十分重要的一句,它不仅点明了推“韩碑”的原因,也表示了诗人对推碑一事的愤愤不平之情。但是,诸家注释这句话时,把“谗之天子”的谗者解释为李愬的妻子,唐安公主的女儿,或者为李愬部下的武士石孝忠,把推碑的根本原因说成是平叛功臣之间的功劳大小之争。这是不符合史实的。我们认为“谗者”应是牛党成员李逢吉、皇甫镈等,“韩碑”的树立和推翻、重撰文的实质是割据和反割据的路线之争。     

霍光与盐铁会议之关系辨

学界历来认为霍光是参加盐铁会议的贤良、文学的幕后指使人,而盐铁会议则是霍光、桑弘羊矛盾斗争的具体展现。其实盐铁会议的召开并非霍光事先策划的;霍光是昭帝时期的实际执政者,以其权势、地位,不必借助无实权的贤良、文学等儒生的力量即可决定政策兴废;贤良、文学能够“直言极谏”,正是西汉选举制度所要求的,并非受霍光指使而为。     

是谁“不论盐铁不筹河”?

清代龚自珍《己亥杂诗》第一百二十三首如下: 不论盐铁不筹河,独倚东南涕泪多。国赋三升民一斗,屠牛那不胜栽禾? 目前在解释此诗时,对于“不论盐铁不筹河”一句,我认为有一种释意是不正确的。一九六三年出版的《近代诗选》(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门化一九五五级《近代诗选》小组选注)说: 不论盐铁,指不讲求盐铁生产之利;不筹河,指不治理黄河水利。二句大意是说,清王朝既不讲求盐铁生产,也不计划兴修黄河水利,赋税来源只依靠东南诸省。     

汉代的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

前汉中期以后,儒家内部的一个斗争就是今古文经学之争。今文经师与古文经师大都是中等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也有少数是贵族。他们在社会政治观点上并没有太大的差异,今文经师反对盐铁官卖,古文经师也反对盐铁官卖；在世界观方面,今文经学谈灾异,古文经学也谈灾异。今古文经学的斗争基本上是禄位之争,是对古学官的位置的争夺。如果说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有一点差异的话,那就是,今文经学中专讲所谓微言大义,即天人感应的唯心论神秘主义；而古文经学虽然也讲灾异,但比较注重训诂,神秘主义稍微减少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