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刑事诉讼辩护律师阅卷权的制度反思

在我国现行刑事诉讼中,由于辩护律师查阅案件材料的范围在法律上受到限制,司法实践中往往又存在控诉方隐瞒证据的情形,因此,辩护律师阅卷难、辩护难仍然是我国刑事诉讼中的主要问题。对此,仅依靠确立阅卷权来保障辩护律师获知案件信息的权利并不是很理想的制度设计,应建立证据开示制度,通过证据开示制度的实施,使获知案件信息权成为辩护律师的一项基本诉权,为律师进行真实、充分、有效的辩护提供制度保障。     

行政内部监督制度的域外借鉴

我国在推行行政法治,建构法治政府中不免要对域外的制度进行研究比较,并对其合理的内核予以借鉴。加强对两大法系的法德英美四国的具体行政内部监督制度的比较研究,对比我国在内部监督法治化上的不足,进而阐释引进其先进的理念和制度,是当下深化行政内部监督法治化不可缺少的环节。     

侦查构造视野中的强制措施问题探讨

强制措施是刑事诉讼中的重要制度。对强制措施性质的把握是深入研究强制措施制度的基础。完善我国强制措施制度应当从转变强制措施的性质入手,确立人权保障优先的理念,引入司法审查制度,加强犯罪嫌疑人权利的保护。     

刑事诉讼中女性权利之缺损与救济——以社会性别理论为视角

从社会性别视角审视,中国《刑事诉讼法》在应对关涉女性重要权利的性犯罪以及家庭暴力问题上,由于立法中的性别缺失,导致女性在刑事诉讼中相关权利缺损,无法获得法律的平等保护。因此,刑事诉讼立法应实现性别回归,确立性犯罪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与被害人隐私保护机制以及家庭暴力的公诉制度,以救济女性在刑事诉讼中缺损之权利,实现刑事诉讼中的性别平等。     

论经济犯罪的刑事诉讼治理

经济犯罪是犯罪领域中的一种特殊现象,在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下,经济犯罪已成为我国刑事立法的重心。在法治发达国家,把经济犯罪作为一种轻罪,并在刑事诉讼中设置了特别程序和措施。我国治理经济犯罪起步较晚,尚未建立系统、有效的刑事诉讼治理模式。借鉴域外治理经济犯罪的经验,结合我国国情,在刑事诉讼中,尤其是在侦查程序、审判程序中,设置特殊的刑事诉讼程序是治理经济犯罪的有效措施。     

刑事诉讼弃证问题实证研究

在刑事司法实践的案件侦查终结时,由于种种原因未将侦查过程中所收集的全部证据材料移送审查起诉和审判的现象——即“弃证”时有发生,产生弃证的原因虽然是多方面的,但是不当“弃证”肯定会对刑事诉讼程序和案件质量产生负面影响。为规制刑事诉讼中的不当“弃证”,应当借鉴域外相关制度经验,进一步完善诉讼材料分类装卷制度、明确装卷标准及范围,建立所有证据统一编号制度,完善对侦查机关弃证行为的监督等来规制刑事证据移送制度。     

刑事法治:模式形成与理性构建

罪刑法定原则法典化开启了我国刑事法治建构之旅.刑事法治基本模式有形式与实质的刑事法治两种.基于法治国思想中形式与实质理性的关系,理性构建刑事法治应在坚守刑法形式理性即形式罪刑法定原则前提之下展开对实质罪刑法定原则所蕴含的公平正义之追求;只有靠着刑法制度及正义理念的相互配合才能实现刑事法治保障人民权利的根本目的.我国刑事法治的构建模式对于准确理解罪刑法定原则与社会危害性理论之间的关系以及确定刑法的解释立场与方法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本土化下被害人权利保护及延展反思

中国刑事法治已确证刑法功能呈多元化,既惩罚犯罪又要预防犯罪;既要保护社会又要保障人权;既要充分体现法律效果也要充分体现社会效果,树立刑法是被害人也是行为人的权利保护大宪章的国民刑法理念是当务之急。现实中存在着刑法对于被害人权利保护失衡的现象:刑罚报应主义功能的部分放弃弱化了被害人的权利保护;刑法理论对被害人权利的边缘化处理;被害人可归责性理论加剧了被害人保护的失衡;司法实务忽视对被害人权利的保护。我国应倡导立足于中国本土的刑事法治情势,以平衡法为研究范式,明确被害人在刑事法体系及诉讼中的主体资格,关注被害人权利与行为人权利的平衡、与国家公权力的平衡,避免因强调保护公共利益而弱化被害人利益或通过行使公权力而削弱被害人权利。     

论现代成年人保护的设立动因及制度构建*

传统成年人监护制度在司法实践中所显现的缺陷愈来愈突出,如何切实保护已经成年但仍处于弱势的群体在民事领域的合法权益,是我国人口老龄化和社会发展所面临的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我国现代成年人保护制度的设立应在注重人权和保护弱者的基础上进行,以最少限制的方法来达到被保护人利益的最大化,其保护对象应当包括心理障碍者、精神障碍者、身体障碍者或因年龄原因、精神耗弱而不能完全处理自己事务的老年人,应根据保护对象能力的差异情况设立不同的保护方式,尽可能使其能够充分地从事相应的民事法律行为,从而实现公平正义的法律价值。     

法政治学视角下的我国弱势群体被害人权利保护

目前,我国刑事司法对弱势群体被害人的保护制度还基本处于被遗忘的角落,突出表现就是特殊保护制度设置少而单一,保护对象是妇女、未成年人和部分生活贫困者而没有及于其他弱势群体.在对弱势群体被害人设立特殊保护制度时,应该在知情权、参与刑事诉讼中的受保护权、获得侵害人赔偿和国家补偿权、获得法律援助权等方面都有所体现.     

试论刑事审级制度的三重功能

刑事审级制度的功能是指刑事审级制度在刑事诉讼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从刑事审级制度功能发挥作用的对象的差异来看,刑事审级制度具有微观、中观和宏观三重功能.其中微观功能是刑事审级制度对于刑事诉讼中的当事人特别是被告人的权利保护,以及职权机关的权力制约方面所具有的功能;中观功能是刑事审级制度对于具体刑事案件处理方面所具有的功能;宏观功能是刑事审级制度对于国家法律制度方面所具有的功能.     

论构建我国刑事缺席审判

为保障国家刑罚权的实现,提高诉讼效率,在各国相关法律和联合国反腐公约中规定了缺席审判制度。我国已参加联合国有关公约,在我国刑事诉讼中,如何与国际立法接轨建立刑事缺席审判制度已日益重要。结合我国国情,建立完善自诉方和辩护方的缺席审判制度,严格缺席审判的条件,保障当事人权利,具体规定缺席判决的可撤销制度,以期能对于保护被害人和公共财产权益,保护无罪被告人以及保护涉案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有所助益。      

制约与监督辨析——以刑事诉讼为视角

制约与监督起源于不同的政治制度,其共同内涵是控权,但在外延、运行机理等方面存在诸多区别,我国刑事诉讼制度将二者有机结合,符合法治建设进程中的控权要求,但对制约与监督关系的混淆给刑事诉讼中的一些关键概念的理解带来错乱。本文以制约与监督在刑事诉讼中的具体体现为载体,通过对制约与监督的源流考察,对制约与监督的关系进行了对比与辨析,从另外一个角度重新厘定了监督、制约、法律监督、诉讼监督的关系,及其之于刑事诉讼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并提出了诉讼制约与诉讼监督如同法律监督的两翼,应当在完善诉讼制约的同时不断强化诉讼监督,并将检察机关的追诉与诉讼监督职能作适当分离等观点。     

和谐司法语境下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几个问题

和谐社会应是高度发达的法治社会,刑事司法的和谐运转对于建立高度发达的法治社会至关重要。在《刑事诉讼法》再修改之际,本文拟从刑事和解制度和暂缓起诉制度的构建、被害人刑事程序权利的保障、遏制刑讯逼供和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程序的完善几个角度,探讨和谐司法理念下的刑事诉讼法修改问题。     

律师刑事责任豁免权必要性刍议

目前,我国律师在刑事执业中困难重重,不利于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权益的保护,最主要的原因是律师在刑事执业中风险太大.赋予律师在刑事诉讼中豁免权有利于实现设立律师制度的目的,维护弱者权利,维护最基本人权,同时也是跟国际相接轨的现实需要.     

职务犯罪监听之立法构想

职务犯罪侦查中监听的适用具有合理性,但在我国现阶段缺乏制度形态的正当性证明,职务犯罪监听立法应是必然选择.当前各国的监听立法由于自身的法律文化、司法理念和司法体制的差异,在具体制度的设置上有所不同.我们应在借鉴域外经验的基础上,根据我国具体国情进行监听立法,实现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的统一.     

从“权力主导”到“权利本位”:刑事在线诉讼的法治悖反与归位

随着数字技术在诉讼活动中的广泛运用,诉讼活动的技术化特征日益凸显,这加深了在线诉讼治理的复杂程度。刑事诉讼无法自外于数字化的浪潮,长期渐进与短期突变共同构成某种程度上的间断平衡,表明刑事在线诉讼不仅由稳定和渐进主义逻辑所驱动,也因偶然性因素而变迁。由此引发了一系列潜在的法治风险,背离了现代法治所追求的限制公权、保障权利的基本要义。后疫情时代应当归位法治,坚持合法性思维与体系性建构,纠偏刑事在线诉讼中粗放、弹性的制度安排。通过法治思维的引领,将刑事在线诉讼发展的方向及时转换到规则论证与程序设计上,以此实现对人权的尊重与关照,保障“建设数字中国”的改革红利能够更为均衡、广泛地惠及至全国各个地区的人民群众。一方面,应当正视法律作为复杂演化系统所兼具的渐进性与偶然性,提升改革者的理性与智识,主动强化刑事在线诉讼中的权利保障,并以此为主轴为立法与改革提供方向指引与制度性框架;另一方面,应当充分尊重刑事在线诉讼发展的底层逻辑,遵循渐进调适的路径,分解改革目标并依次实施、验证、调整乃至改进,逐步适应诉讼数字化的发展趋势。     

刑事司法沉默权刍议

沉默权是刑事诉讼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有的一项自然权利,是无罪推定原则的延伸。西方大多数国家在刑事诉讼中采取了沉默权制度,中国目前尚未有关于沉默权的明确规定。我国应借鉴国外的经验,加强立法确立沉默权制度,以完善我国刑事司法制度。     

我国的刑事诉讼结构——一个亟待澄清的概念

我国在共时性语境下展开的刑事诉讼结构研究容易遮蔽一个历时性形成的问题:现代刑事诉讼结构与其理论基础浑然一体,其制度表达服务于西方由来已久的程序正义观;我国当下的刑事诉讼结构与我国的理论传统在整体上也是协调一致的,其制度表达基本上服务于我国当下日遭否定的实体本位说。家庭本位观决定了我国古代刑事诉讼中追诉者对被追诉者进行追诉、审问的两面结构。集体优位观决定了我国1979年刑事诉讼法确立的国家专门机关对被追诉者进行犯罪追诉的简单结构和当下刑事诉讼的畸形结构。我国当下的刑事诉讼结构亟待实现现代化,需要充分确立被追诉者的基本权利,取消检察机关对刑事审判的监督权,在审判前程序中确立中立性裁判者的法律地位,实现追诉权与裁判权的分离。我国刑事诉讼结构的现代化需要以"以人为本"的发展观为理论支撑。     

论建立我国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设想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刑事司法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入,以及对国外先进制度和理念的借鉴与思考,各种相关的证据规则逐渐成为专家、学者们探讨的焦点。因此本文研究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法治建设中的现状及我国建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具体设想及其配套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