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时期巴楚地区生态与民俗

本文从生态的角度出发，对生态与民俗间的关系予以初步讨论，并以此为基础，对秦汉时期中国巴蜀及楚越民俗与生态间的关系进行了一番探讨，以考察生态在一个地区民俗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影响与作用。     

江西省湿地生态监测体系的构建

湿地是自然界最富有生物多样性的生态景观 ,是人类最重要的生存环境之一。湿地越来越受到全世界的广泛关注 ,保护湿地资源及其生物多样性已刻不容缓。建立湿地生态监测体系 ,有利于湿地资源的保护与合理利用。本文提出了在湿地普查的基础上 ,建立江西省湿地生态监测体系的构想 ,并从湿地生态监测体系的组织机构、技术路线、类型、生态监测的内容与指标四方面进行了阐述。江西省湿地生态监测体系的建立 ,可为湿地保护、生态管理等科学研究提供及时的、准确的数据 ,为合理利用湿地资源、改善湿地生态环境提供科学的决策依据。     

论民俗的变迁与革新--从中、西节日比较看民俗革新

民俗是一个国家或地区民族文化的象征,也是人们精神文化的灵魂.随着西方民俗文化的传入,中国传统民俗正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冲击和变迁.本文则从中西民俗的差异与对比、中国民俗的变迁与革新等角度对"俗随时变"等论题进行深入地反思.     

中国近代民俗变迁及其赋予社会转型的符号意义

中国近代民俗的大规模变迁构成中国近代社会转型的基本态势。在西方近代工业文明以及西俗的冲击、影响下 ,近代民俗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本文论述了近代民俗变迁的脉络及其规律 ,并从近代民俗象征符号的多元性、近代性、民俗性等角度探讨了对社会转型所赋予的符号意义     

苏青作品中的江南民俗

本文从民俗文化学的角度分析苏青作品中的世相人情和民风民俗。女儿出嫁、生产及其他礼俗中蕴涵的丰富的社会文化内容,既体现了江南人生活的艺术和消极恶俗的一面。     

近代民俗变革的动力考察——以上海为个案

从政治统治的角度来看,民俗是一种重要的规范社会个体行为、维持社会秩序的社会控制机制。近代以来,民俗变革与秩序稳定、经济发展、文明进步息息相关,国家权力由此介入其中,是政府维护政治统治的传统手段,亦是特定的社会背景和历史规定性的产物。本文以上海一地为个案,探讨民俗变革这一政府行为的动力,不仅是梳理民俗变迁历程的一条重要线索,而且可视为这一时期政府行为的典型案例。     

重庆秀山#金珠$苗族村的民俗文化及其变迁

文化变迁一直是文化人类学工作者对族群的发展最为关注的一个问题。变迁并不是传统文化及其内 涵的全部丧失，而是传统文化的互渗、整合和重构。我们以重庆市秀山县民族村为例，在现代化背景下，族群的 物质民俗、社会民俗、观念民俗、游艺民俗等都经历了或正在经历着不同程度的变迁。通过理性的考察，我们认 为，根据社区的具体特点和民俗文化本身的特质，对之善加保护，应是重庆少数民族社区民俗文化保护的题中 之义。     

浅探大庆湿地生态环境保护的法律规制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统筹山水林田湖草一体化修复和保护,加强草原、森林、河流、湿地、湖泊、海洋等自然生态保护."[1]以上一系列论述体现了当前国家对于生态文明建设的热切关注,这其中也包含湿地生态.对于正处于转型发展期的大庆市来说,进一步加强湿地生态保护不仅对我市生态文明建设、经济发展大有裨益,也将助力大庆打造"油城"到"游城"的亮丽生态名片.从法治视角出发,分析大庆湿地对城市发展重要意义,总结我市湿地保护面临的法治问题,探求法治举措,为大庆市湿地保护提供更为全面、具体、完善的法治保障.     

门巴族、珞巴族传统体育变迁与传承的探讨

以西藏民族史、文化学视角,梳理了门巴族、珞巴族传统体育与藏族传统文化的渊源,在分析门珞族传统体育文化特征基础上,认为由于受现代文明的冲击,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使门珞族传统体育在流动频频的现代社会中发生变迁,代表一个民族文化的传统体育正在走向消亡。提出要加强对门巴族、珞巴族传统体育的挖掘整理,尊重传统体育存在的载体与民风民俗,以旅游业带动传统体育的传承发展,把学校体育作为传统体育传承的有效手段。     

我国流域水空间管理的立法完善

流域水空间管理立法立足于流域水生态系统整体性的特点,从生态系统保护和自然修复视角出发,探讨流域管理立法。生态学、生态伦理学和生态正义理论是流域水空间管理立法的理论基础。目前,我国流域水空间管理立法中,有关自然保护区和湿地保护的高位阶立法缺位,洪泛区湿地生态保护和流域土壤板结防治等立法内容缺失,使洪水资源不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利用;流域水空间功能恢复等相关制度缺乏;经济手段如生态补偿机制运用不足,补偿内容、方式和标准等规定缺乏明确性和科学性。因此,我国应制定高位阶流域水空间管理立法,完善缺失内容,建立相关制度,并充分运用经济手段,完善流域生态补偿制度,以及运用经济杠杆对违法行为人实施按期间制裁机制。     

设计创新视角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

通过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提出的社会时代背景及国内外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现状的分析,指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目前普遍面临着环境变迁、生态迷失和传承缺乏的困境;进而从设计创新的视角提出通过物质化、现代化和系统化的途径和手段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创造合理的传承方式、生存环境和文化生态,从而使其适应当代社会新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审美观念。     

关于婺源·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工程的若干思考

婺源的“文化生态”资源,既有种类众多,总体质量高的优势,如历史古迹、古村古建、名人与纪念地、民风民俗、文化艺术等等,也有文化生态资源分布不均,亟待整合的必要。 做好谋篇婺源民俗文章、布局婺源建筑蓝图、做足婺源民艺功课、深挖婺源徽商史实、整理新安医学成就、讲好婺源传说故事、尝试婺源教育“复古”、扮靓婺源生态环境等工作,是完成“婺源·徼州文化生态保护”工程,达到摘掉“实验”的帽子,顺利过渡到“婺源·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区”之必经之路。     

论生态民俗链——中国生态民俗学的构想

本文从人与自然环境关系及有关生态方面民俗研究成果积累的学科建设的锐角出发 ,提出了中国生态民俗学的构想 ;并从生态民俗的视野 ,关于植物生态民俗 ,关于动物生态民俗 ,自然周期的生态民俗 ,人类在食物链中居统治地位的生态民俗等五个论题 ,阐述了中国生态民俗研究的重要价值及其现实意义     

重庆秀山"金珠"苗族村的民俗文化及其变迁

文化变迁一直是文化人类学工作者对族群的发展最为关注的一个问题.变迁并不是传统文化及其内涵的全部丧失,而是传统文化的互渗、整合和重构.我们以重庆市秀山县民族村为例,在现代化背景下,族群的物质民俗、社会民俗、观念民俗、游艺民俗等都经历了或正在经历着不同程度的变迁.通过理性的考察,我们认为,根据社区的具体特点和民俗文化本身的特质,对之善加保护,应是重庆少数民族社区民俗文化保护的题中之义.     

制约青藏高原牧区生态环保的社会因素管窥

在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成为谋求青藏高原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及小康社会建设进程中首当其冲的要旨的现时代 ,如何正确评价以藏族传统文化价值为核心价值的社会因素 ,是一个必须面对的问题。对这一问题 ,单纯从保护或发展的角度去分析 ,都是不全面的。本文从保护与发展良性互动的视角 ,分析了青藏高原牧区固有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经济制度、宗教文化等社会因素对其生态环境保护的影响 ,认为这些因素与生态环境保护的特殊要求无一例外地存在着不相适应、不和谐之处 ,当前急需从教育发展、组织创新、社会互动渠道疏通等方面着手 ,从系统把握整个青藏高原牧区社会变迁高度 ,加速其变迁 ,以消解其对生态环境保护的制约     

凌河口湿地保护与治理

锦州凌海湿地东起大凌河西至小凌河入海口处,属滨海湿地复合生态系统。湿地分为芦苇沼泽、滩涂、浅海海域等六种湿地生态类型。凌海湿地自然资源丰富,生态功能较强,具有重大经济、文化和科学价值。作者通过对凌河口湿地的现状和自然环境的演化规律调查研究,正确评价湿地生态系统功能和保护与治理的成果,提出对于锦州凌海湿地保护与治理的一些可行的建议,即能够促进锦州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也对我省乃至我国的湿地保护与治理产生借鉴作用。     

湿地民俗文化的旅游开发研究——以江苏溱湖国家湿地公园为例

随着生态旅游的持续发展,湿地旅游已成为现代旅游的一大潮流。溱湖地处中国三大洼地的里下河地区,自然湿地景观与农耕文明交相辉映,孕育了独具特色的湿地民俗文化。通过对溱湖地区民俗文化旅游资源的分类研究和开发现状分析,发现湿地民俗文化特色凸显不足、民俗旅游体系尚未建立、民俗旅游开发缺乏深度是溱湖湿地民俗旅游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而提出开发策略和建议:全面认识民俗资源的价值,创新民俗资源开发模式,设计富有吸引力的民俗旅游产品,正确处理好旅游开发与民俗旅游资源保护的关系。     

湿地资源生态补偿机制探析

生态补偿作为一种使外部成本内部化的环境经济手段,其法理基础是生态主义理念,外部性理论和公共物品理论是其经济性基础,生存的伦理是其伦理学基础.以鄱阳湖湿地为案例,分析了湿地资源提供的生态服务价值以及对其进行补偿的原因,并从补偿主体、受偿主体、补偿标准、补偿方式、补偿资金筹集与运营等方面探讨湿地资源生态补偿机制的构建.     

洞庭湖区湿地资源利用及其保护对策研究

洞庭湖区湿地是我国最大的淡水湖泊湿地。如何合理地保护洞庭湖区湿地生态系统和环境资源 ,开展洞庭湖区湿地资源可持续利用与规划 ,对促进洞庭湖区农业发展 ,提高素有“鱼米之乡”誉称的国际影响 ,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也具有重要的实际价值。文章从资源经济学与生态学的角度 ,着重于现状 ,着眼于动态 ,进行了洞庭湖区湿地资源利用与保护对策的研究     

傩俗初论

傩事活动之肇始就具有了信仰民俗的性格。民俗即是民风、习俗和风俗的意思。“民风”一词,始见于《礼记·王制》:“岁二月,东巡守,至于岱宗……命太师陈诗,以观民风。”这即古代王者巡狩之礼,以诗观民风而知得失。至汉代,“风俗”已普遍通用。《白虎通义》引《尚书大传》云:“见诸侯,问百年,太师陈诗,以观民风俗”。《汉书·王吉传》:“是以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风与俗,对讲互文。在民间的习惯、风气、土俗的意义上,用“民风”、“风俗”来概括,屡见于古代典籍。但将民间的风俗作为一门独立人文学科——民俗学,进行有关的理论研究,则很晚近。1846年英国学者W·J·汤姆斯提出了Folklore这一学术专用名词,原含有“民众的知识”及“民众知识学”的双重含义;他认为民俗是“在普通人们中流传的传统信仰、传说及风俗”,如“古时候的举止（manners）,风俗,仪式（observances）,迷信,民曲（ballade）,谚语等等”。这门学科一个多世纪以来,世界各国学者对Folklore的理解也不尽一致。我国学术界是在五四运动以后至20年代初,始将“民俗”作为学术专名用语。从民俗学角度来考察傩事活动的整个发展过程,无疑是傩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