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公信仰“在地化”研究——以关帝故里山西解州为中心考察

关公信仰是一种历史悠久、绵延至今的民俗事象。本文以关帝故里为考察对象,利用历史文献考证和田野调查访谈相结合的方法考察了关帝故里目前所存在的多重信仰主体,将关公信仰文化现象置于当地社会生活整体历史变迁中给予具体的阐释。同时,引入福柯的"知识—权利"的理论对关公信仰"在地化"进行诠释,而且也为研究中华文明历史上广泛流布的、具有文化统一认同意义的神灵信仰现象,提供一个可行的研究方法。     

重建“信念伦理”与坚守“网络底线”——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视域下网络伦理价值体系的重构

习近平总书记在多次讲话中强调要"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要想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这一重要思想,就必须依赖于网络伦理健康发展的文化支撑,这种支撑应该是"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内在精神基础和内在动力。"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时代号召对于网络伦理领域而言是机遇也是挑战。毋庸讳言,现时代的网络伦理现状是不容乐观的,甚至呈现出了各种新的困境与危机。要坚守"网络底线",摆脱网络伦理文化危机,一个最重要的长远使命就是要重建网络主体的"信念伦理"。重建网络主体"信念伦理"的有效路径主要有:重新认识和挖掘传统道德信仰资源的当代价值,唤醒和重塑网络主体的道德理想信仰;提升网络主体的道德自律能力,以笃定其道德信仰;培育网络主体的道德情感,以激励其道德信仰的持久性。如果这些方面可以同时有效地展开,那么在重建"信念伦理"的进程中坚守"网络底线",则必然会成为在"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视域下,摆脱网络伦理文化危机,重构当代网络伦理价值体系所最值得期待的美好愿景。     

“五四”的改写与重塑——兼谈四十年代的文学转折与“当代文学”发生问题

在上世纪40年代的文学转折中,"五四"的性质和文化领导权发生了异乎寻常的变化。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所高扬的"自由主义""个人主义"以及"启蒙主义",随着毛泽东延安时代审美体系的确立、无产阶级"新的人民文艺"历史时期的降临,以及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到来而被重新塑造。由此,"无产阶级五四"的"历史价值"得以浮出历史地表。这构成了"现代文学"终结、"当代文学"发生的关键性因素。     

论中国“和合”哲学思想的时代价值

"和合"是中国哲学的重要范畴,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华,是中华民族的核心精神。"和合"精神是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价值原则,它为中国社会的和谐发展发挥凝聚、协调、价值整合的功能。在当代弘扬中华"和合"精神,一要履"和",实现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二要行"礼",建立合理的社会秩序;三要执"中",把握事物发展的"度"。     

关公信仰与商人精神——一种基于宗教社会学的分析

关公信仰是中国民间信仰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一种都市民间信仰。在现代都市社会,关公神像不断出现在豪华的商业大厦中。商厦中的关公信仰对商界人士具有多重意义,它既可以净化人的灵魂,树立自我形象,也可以为商海弄潮者提供精神安慰,还能够帮助商家塑造诚信形象,带来实际的经济利益。同时,关公信仰所蕴涵的经济伦理价值对市场经济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深入剖析关公信仰在当代的发展演进,有助于人们从传统文化中发掘出一套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市场经济伦理。     

“天·德”之辨:现代文化信仰的“理性”与“神性”

为了杜绝宗教犯罪,康德等人将道德假想为自给自足的概念,并以之对宗教进行规范。不过,道德只是一个或然性的、实践性的概念,剥去质料的"道德"并不存在。从信仰的角度,才能更好地研究道德与宗教问题。中国传统儒家文化所信仰的是"非形象化"的神性的"天",而西方社会在经历对宗教的建构与解构过程之后,也皈依到了对"去形象化"的神性的"天"的信仰。对"天"的信仰其实是对社会共识与社会精神的信仰,因此其本质是社会性的;同时,由于信仰根本在于主观"认信",而且信仰可以给个体带来真实的精神圆满,因此,信仰也是个人的。对"天"的现代信仰可以帮助个体突破个体的生命牢笼,真正融入社会精神,从而形成个体与社会的双赢。在现代文化信仰之中,"神性"和"理性"是辩证统一的关系。     

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到“鸣放”的历史考察

1956年4月"双百"方针作为新中国文化方针被正式提出。1957年初,毛泽东力主"放",并从治国理政的高度赋予其新的政治功能。在随后的整风运动中,"双百"简称为"鸣放",得到进一步的提倡。整风转向反右后,"鸣放"虽在,"双百"方针却难再继。从历史发展的纵向角度看,"鸣放"不仅仅是"双百"的缩略语,其中包含着"双百"方针的发展轨迹和反右后名存实亡的内在逻辑。     

“围城”中的巨人——论“言说鲁迅”与“鲁迅言说”的文本差异性

"言说鲁迅"遮蔽"鲁迅言说"的思想本质,这是鲁迅研究界客观存在的一大弊端。由于"言说鲁迅"重在"言说"而轻在"鲁迅",其结果是使"言说鲁迅"发生了重心偏离,鲁迅也被囚禁于精英话语的"围城"中,变成了一种任人阐释的文化符号。"言说鲁迅"与"鲁迅言说"原本是两种不同性质的独立文本,但却常常被人们互相混淆和相互替代,进而严重干扰了读者对于鲁迅思想的理解与认识,并最终导致社会对于鲁迅陌生化的消极态度。     

作为权力中介的“非遗”项目与民间信仰的生存变迁——基于江西赣州A村的个案研究

国家行政力量以"非遗"项目为中介作用于民间信仰,为民间信仰带来社会声望与经济资本,使巫傩信仰的发展传承重获可能。其中,傩戏与巫傩信仰发生分离,民间信仰及其秩序被重构,"文革"时期傩戏的集体记忆也被重新予以界定和解读。虽然巫傩信仰被迫改变了自身的传统规则,建立与新的权力和利益格局相适应的新规则和新秩序,但随着文化主体的被动缺场,官方与民间对巫傩信仰及其建构的理解发生分离,彼此难以互相认同。一旦民间信仰的定义、理解及信仰活动秩序安排被行政力量完全掌控,民间信仰不但无法真正作为民间文化深入至乡村公共生活,也不可能成为真正受到官方肯定的信仰形态,最终将悬置于社会,无从挂靠。     

“失乐园”与“复乐园”——从“林肯天堂”看美国黑人历史文化精神在《所罗门之歌》中的重建

《所罗门之歌》是托尼·莫里森代表性作品之一,是一部意义丰富的作品。在这部作品中,"林肯天堂"起到了连接故事的纽带作用,与主人公麦肯、派拉特、奶娃性格的形成、发展和成熟息息相关,并联系着美国黑人的过去、现在和将来。通过"林肯天堂",可以看到美国黑人历史文化在这部小说中的重建,也可以看出美国黑人从"失乐园"到"建乐园",再从"失乐园"到"复乐园"的精神历程。     

“祖”文化之于“地方感”与“超越性”的表达范式

在中国文化传统中,"祖"文化意指祖先及其所确立的亲属制度与信仰系统,及相关文化伦理、世界观、祭祀仪式,倾向于强调天地、礼仪、象征和宇宙观。"祖"文化通过土地、姓氏、宗庙、祠堂等一系列公共象征符号及围绕符号展开的祭祀、庆典等仪式活动,形成了特定群体的在地化知识体系和地方感,同时也建立了宇宙、天地与人的互动关系,促成的是自然、社会和个人的相互混融,是超自然关系和超社会力量的集中表征,体现着人类的自我超越性。     

美国“后代华裔”与“后移民华裔”作家简析

从对作品的分析来看,"后代华裔"作家似乎对当代中国大陆的社会文学景观之风格和主题不大感兴趣,还在大谈美国与中国的文化传统的差异。然而,目前"后移民华裔"作家更喜欢观察中国"改革开放"初期所产生的一些社会问题。"后代华裔"作家以Amy Tan(谭恩美)为代表,他们的思想体系和文化习惯都比较"美国化"了,而且他们的作品是给美国人看的,所以他们中的大部分的作家还会情不自禁地或者刻意地去寻求赢得美国主流社会的认同。以哈金为代表的"后移民"华裔作家们通常对故国还保留着深厚的感情,他们不能那么容易地被美国的主流社会"同化",同时他们比较不容易抛弃中国传统文化习俗。因此,"后移民华裔"作家们通常带着浓厚的"情意结"从第三者的角度重新审视中国的社会问题。     

“偶然相遇的唯物主义”与唯物史观的文化哲学解读

长期以来,人们对于唯物史观的解读往往侧重于强调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客观必然性,淡化甚至忽视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偶然性和多样性。阿尔都塞的"偶然相遇的唯物主义"理论,深刻揭示了偶然性因素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重要作用,重现了马克思唯物史观中内在的历史偶然性逻辑,为我们重新理解唯物史观提供了一种文化哲学意义上的解读范式。在阿尔都塞看来,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不是单纯受普遍性和必然性约束的"自然历史过程",而是一个充斥着诸多偶然性和可能性、多种因素交互作用的过程。真正的历史是属人的历史,是人与人、人与世界之间交互作用、共同创造的历史,是各种偶然性因素相互作用的历史。对于人类社会发展历史规律的解读,我们不仅要关注历史规律的普遍性和必然性,更应重视历史规律的偶然性,重现人类历史发展的多样化、丰富性和差异性的特征。     

中国古代“和谐”社会思想及现实思考

在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有着丰富的和谐思想,古人对如何提高自身修养,如何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最终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方面有诸多的论述。儒家强调"礼之用,和为贵",强调人与人的和睦相处。道家重视"道",遵道以行,虚静处下,以建立和谐的治国秩序。墨家提倡"兼相爱,交相利",主张个体与社会,道德与功利和谐等等。这些观点可以用儒家的"八条"中的"修身,治国,平天下"概括之。而对古代和谐思想的梳理,对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对于我国新时期和谐社会的建构具有重大的理论指导意义。     

从政治文化视角探讨“民本位”与“官本位”思想

中国传统的社会治理模式是以"官本位"政治文化思想为主要特征的。金观涛先生在《在历史表象的背后》一书中全面刻画了中国传统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项制度环环紧扣所形成的超级稳定的、保守的封建制度。一、中国传统社会的官本位政治文化政治文化是社会成员在政治活动中产生并通过后天学习和社会传递形成的反映客观政治过程的观念意识,是客观政治过程在社会成员心理反     

“南京大屠杀”的跨文化叙述与国家形象建构

"南京大屠杀"的跨文化叙述,既是在全球化语境中处理民族国家的政治与文化经验,也是民族国家借助本民族重大历史事件塑造、展示自我形象的重要契机。关于"南京大屠杀",目前出现了"正史"、"艺术"与"商业化"三种叙事模式,但均缺乏本民族文化价值的阐释与立场,失去了从文化传统的深处表达民族灾难的思想力度。在遭遇他族入侵、惨遭杀戮的重大灾难面前,强调内部同一性的民族主义在凝聚人心、提振精神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功能。这种民族国家意志的正当性、合理性不仅存在于叙述的影像世界,对于正处于"本土全球化"阶段、文化竞争激烈的当下,也同样具有不容忽视的意义。     

浅析夏目漱石《心》中“K”的形象

日本的明治时代是日本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型的历史阶段,社会的急剧变革和东西文化的交汇给日本的近代知识分子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对这一阶层的人物描写是夏目漱石的创作主题。《心》中的"K"就是这样的一个生活在传统与现代中的知识分子,是集东西方文化素养于一身的"海陆两栖动物",但由于过于执着于自我的实现而陷入神经衰弱,精神世界中呈现出极为矛盾的状态。"K"的形象,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精神面貌,也折射出作者对时代的思考和理解。     

《周礼》“六诗”述略

"六诗"最早出现于《周礼·春官》,历史上对于六诗研究有很多争议,大体分为"六诗皆体说","三体三用说","六诗皆用说","六诗皆体皆用说",本文结合上古人类学"诗"字语义及发展来考察六诗整体艺术形态,六诗是具有历史流动性的综合礼俗仪式乐歌,在不同历史阶段,其形态及功能有所变化:在巫术仪式文化中六诗的内容主要是占卜祝辞;在祭祀仪式文化中其内容主要是祭祖颂歌,而在礼乐文化中,其内容主要是不同典礼场合演奏的礼乐歌辞。《周礼》中"六诗"的概念是在漫长历史进程中逐步生成、丰富和完善的。     

中国古典“英雄”概念的起源

"英雄"概念中西不同、古今有别。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系统中的两大核心概念,"英雄"与"圣贤"概念也有质的不同。中国古典"英雄"概念的生成实际经历了较长历史时期。先秦时期"英"、"雄"虽被作为两个单音节词分别使用,但在时代政治文化的发展和以"圣贤"为核心概念的人物品格褒词系统的形成与发展历程中,蕴含了"英雄"概念生成的历史必然性。经历两汉"英雄"新词的出现及初始使用,汉末三国时代"英雄"一词被广泛使用。以关注拨乱反正"英雄"和创业君臣"英雄"为两大焦点,"英雄"被用来代表一种时代理想人格形象,是整个社会层面普遍持续关注、反思的热点话题,刘邵也对"英雄"概念予以明确界定,中国古典"英雄"概念遂告生成。     

如何看待“中国封建社会”论争?——从马克思的《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谈起

"封建"一词在中国史学中的应用一直是史学界争论已久的一个老问题,但是对其理解则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有所不同。近几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中国的文化自信日益增强,重新反思中国历史,汲取中国历史文化资源显得尤为迫切,然而,在重新反思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的过程中,重新理解中国古代社会形态的性质是绕不过去的关键问题。因而,关于"中国封建社会"的论争这一问题又浮上水面,成为史学界、社会学界论争的一个焦点问题。本文试图从马克思的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相关论述出发,全面澄清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的要点以及其分析社会形态的原则和标准,据此解析"中国封建社会"争论的核心问题,并为我们回到中国历史实情,分析中国古代社会的社会形态及其社会性质提供思考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