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律楚材诗歌中的儒学思想探析

作为蒙古初期杰出的政治家和诗文作家,耶律楚材对元初文坛产生了重要影响。其诗歌内容丰富,表达了以儒治国的政治理想和华夷一统的民族观念,抒发了“斯文将丧”的深切忧虑,充分体现了耶律楚材的儒学思想。     

耶律楚材“以儒治国”思想初论

针对儒家思想在由非汉族统治全国的元朝依然能取得统治地位,并顺利地传延下来,这虽然和儒家思想的内在性质不无关系,但绝非全部原因,政治家的思想和实践也同样是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选取该时期最杰出的政治家耶律楚材作为研究对象,运用文本还原、历史逻辑相统一的研究方法,通过对耶律楚材一系列思想的深入分析,得出耶律楚材以儒治国的思想及实践是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     

从《中书令耶律公神道碑》看耶律楚材的“以儒治国”

在蒙元帝国初期,身为中书令的耶律楚材推行了＂以儒治国＂的政策,对蒙元大一统局面的形成及此后的统治产生了深远影响,他的这一思想在宋子贞为其撰写的墓志铭《中书令耶律公神道碑》中得到了全面而深刻的体现。     

金朝“孔门禅”及其文学体现

"孔门禅"是唐宋以来三教融通历史潮流的结晶,是金明昌时期至蒙古统一中国北方后的数十年间重要的历史文化现象。它反映了儒、佛二家的互相渗透、融契。金朝中后期是孔门禅的发轫、深化阶段。赵秉文和李纯甫是金朝"孔门禅"的中坚人物。孔门禅与文学活动有着密切的联系,二者的互动、互融在金朝主要通过赵秉文、李纯甫的诗文创作和理论得以体现。     

论元初"以儒治国"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元初“以儒治国”思想在金元之际提出 ,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后 ,在忽必烈时代开始形成 ,其间蒙古统治者的施政方针虽以儒学为主 ,但较为混杂。从元成宗始到仁宗这一时期 ,随着科举取士制度的正式施行 ,元初“以儒治国”思想趋于成熟化     

文人画与禅

唐朝中叶的社会状况为禅提供了滋生的温床。自此 ,禅宗在中国思想史上开始发挥着巨大的影响。文人画也从这个时候开始 ,经历宋、元的快速发展 ,成为中国绘画史上很有影响力的一个画派。禅与文人画平行发展 ,相互影响 ,互相渗透 ,禅宗思想在文人画中有了相当重要的地位。文人作画 ,乃在于笔墨韵味 ,借物抒发“灵性”或个人抱负。其创作旨在与表现 ,借以解脱自我。同时 ,特别注意水墨所带来的禅意 ,直至后来直接“以画喻禅” ,进而导致思禅、参禅。     

儒与禅：割不断的联系－论陈献章的儒学与禅学

陈献章是明代儒学大师,是明代心学的奠基人。是什么因素使他在宋元一脉相承的传统学术中独树一帜,从而为明代学术界带来了“新气象”？本文通过对陈献章的主要几个可以作为“学者津梁”之思想,如“主静”、“静坐”、“静中端倪”、“无心”、“无言”、“我无尽”“虚寂空无”等思想的分析,揭示陈献章的儒学与佛教义学（即所谓禅学）之间的深刻联系,指出他只不过是比宋元儒学在更广泛的角度、更深的层次上吸收了佛教义学的营养来补充儒学而已。     

惠洪文字禅的理论与实践及其对后世的影响

北宋著名诗僧惠洪的文字禅观念是针对当时禅门流行的"无事禅"和"无言禅"而提出来的。他借助包括佛学以外的儒道思想资源和经典言论对"不立文字,教外别传"、"平常无事"的禅宗宗旨进行修正,为文字禅的有效性作出辩护。在文字禅理论的支持下,惠洪留下的卷帙浩繁的著述,包括佛教的经论注疏、僧史僧传、语录偈颂、禅宗纲要以及世俗的诗文辞赋、笔记杂录、诗话诗格、经书注解。惠洪能成为宋代文字禅的代表人物,与其童年教育、禅门师承、社会交往、坎坷遭遇有关,独特的人生经历使他具备了融通儒与释、禅与教、诗与禅的眼光。惠洪的著述和文字禅观念对后世禅林影响深远,甚至在日本五山禅林文学里受到欢迎。     

反对“以禅喻诗”之评析与诗、禅内在机制再探索

自严羽提出“以禅喻诗”说以来 ,反对者蜂起。刘克庄首先发难 :诗不可为禅 ,犹禅不可为诗也。冯班、钱谦益等踵其迹 ,今人钱钟书等相呼应。文章回顾了反对严氏的主要观点 ,并作评析 ;另外 ,用心理学原理对禅悟与诗悟的内在机制进行了更深入的探索 ,认为潜意识是诗禅相通的内在机制 ,并辨析了直觉与灵感     

以孔释佛还是以佛释孔——康有为、谭嗣同孔教观比较

在对传统文化的梳理中,康有为、谭嗣同将诸子百家都归为孔子之学,致使孔子之学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代名词,并被称为孔教,以与佛教、耶教(基督教)分庭抗礼。另一方面,他们对孔教与佛教位次的排序截然不同:康有为坚持孔教立场,谭嗣同将佛教置于孔教之上。这使两人所讲的孔教演绎出以孔释佛与以佛释孔的原则性区别。这种分歧在对孔教内容的理解上充分展示出来,致使孔教具有了两个不同的版本。作为孔子之学现代化转换的最初尝试,康有为、谭嗣同的做法发人深省,孔教称谓引发的儒学是否是宗教的争论至今仍在继续。     

佛禅与金诗中的闲适野逸意识

在佛禅的修证原则、内容和理论的影响下,金诗流露出浓重的闲适清净、野逸淡泊的意识和倾向。有些诗作通篇反映的都是这种内容,而带有这样的色彩的诗语就更多了。这一现象丰富和深化了金诗的文化内涵。     

关于佛道儒的“宗教超越性”问题

“超越性”问题不仅是宗教学、也是哲学上的一个重大基本问题。本文试图根据我们对“超越”的一般界定, 对佛教、道教和“儒教”各自的超越方式进行了说明。佛教徒的超脱或者“超越”是一种对经验存在的超越, 作为宗教的道教与作为哲学的道家之间存在着非常清楚的宗教超越与哲学超越的界线, 而儒家则是哲学的超越, 而非宗教的超越     

关于佛道儒的“宗教超越性”问题

“超越性”问题不仅是宗教学、也是哲学上的一个重大基本问题。本文试图根据我们对“超越”的一般界定, 对佛教、道教和“儒教”各自的超越方式进行了说明。佛教徒的超脱或者“超越”是一种对经验存在的超越, 作为宗教的道教与作为哲学的道家之间存在着非常清楚的宗教超越与哲学超越的界线, 而儒家则是哲学的超越, 而非宗教的超越     

方东美论儒释道会通

在方东美比较哲学研究中,儒释道之比较是为了说明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东方印度哲学相比而显现的独特价值。为此,方东美在进行儒释道之比较时,以分析儒释道各自的思想个性为手段,以揭示儒释道思想上的会通为直接目的。方东美以为儒释道三教思想上的会通处体现了中国思想文化精神的最高处。这个最高处在儒释道那里具体展开为三论,即:旁通统贯论、道论、个人品格崇高论。     

妈祖信仰与儒、释、道三教的交融

妈祖信仰是在宋元以降儒、释、道三教的交融及儒、释、道三教与民间信仰充分揉合的背景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在妈祖信仰的发展、演变过程中，儒、释、道三教都竞相对妈祖信仰渗透和施加影响。三教与妈祖信仰这种互相影响、互相渗透的复杂关系，体现了宋代以降三教与民间信仰的互相融合趋势；而妈祖信仰对于儒、释、道三教思想和宗教因素的兼收并蓄，又是三教合一潮流在民间信仰方面的具体反映。     

论隋炀帝的三教观

隋炀帝儒、释、道三教并举，多元一体。在对三教的重视程度土，杨广重佛、道而轻儒学，这与其家族信仰有关，与当时民间信仰亦有关，适应了南北朝统一后统治的需要。因此，杨广对文中子王通和天台宗创始人智者大师的态度截然不同，其本人在后世儒生与僧徒笔下形象亦迥异。     

儒佛道三教关系与中国佛教的发展

外来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始终与中国固有的以儒道为代表的思想文化处在相互冲突和相互融合的复杂关系之中。正是在三教的冲突和融合中佛教不断得到发展,而中国佛教发展的历史其实也是一部三教关系史。中国思想文化经过数千年的递嬗演变最终形成了以儒家为主、以佛道为辅的“三教合一”的基本格局。从三教关系中来透视中国佛教发展的历史,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中国佛教乃至整个中国思想文化的特点。     

隋唐儒佛道三教关系及其学术影响

儒佛道三教关系在一定意义上决定着汉代以来中国思想学术的特点及其发展走向。隋唐三教鼎立的思想学术新局面的出现,是三教各自的发展与三教关系长期互动的结果,而从更大的社会文化背景来看,也是隋唐帝国强盛的文化表现;其本身又对隋唐的儒学、佛学和道学等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并为唐宋之际形成绵延千年之久的三教合一思潮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从《明儒学案》看黄宗羲的儒佛观及其矛盾

《明儒学案》是黄宗羲在康熙年间写成的一部明代心学史专著。在此专著中,黄宗羲对于明亡于心学,特别是心学与佛的牵连,尤辩之不遗余力。黄宗羲对儒佛的看法(即儒佛观)是非常有见地的,也是有矛盾的。黄宗羲的儒佛观是以儒佛有"理"无"理"作为其重要区别,这种看法是建立在佛者无"理"说这一理论基础上的,但在现实生活中却遇到了难以解释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