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外交决策方式的新变化

洋务运动时期晚清政府的外交决策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枢与地方讨论决策和地方督抚自主决策是两个明显的表现,变化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清政府固有的双重外交体制的存在和地方势力的不断扩张。变化表现出一定的理性决策空间,也反映晚清决策重心不断下移的趋势。     

中国外交理论与实践的新发展

中国外交环境在冷战后面临着来自国际政治、社会制度、经济和时代主题等四个方面的变化和挑战.江泽民同志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了邓小平外交理论,明确指出和平与发展仍是当今时代主题,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趋势不可逆转.以求"同"、求"和"的原则精神处理与不同类型国家的关系,形成了全方位外交的新局面,使中国外交展示出从未有过的成熟和自信.     

中国外交3.0版:十八大后的中国外交新走向

随着全球化发展和中国融入世界程度的加深,国际安全压力和国内发展压力均呈现急剧上升的态势,对中国外交长期坚持的一系列战略原则和思维形成了严峻挑战,要求推动中国外交转型,在更宽视野和更高平台上把握中国和平发展的方向。中共十八大对中国外交进行了重新规划,中国外交在心态、姿态、理念及行为上,正从"被动应对内外挑战"的压力型外交向"主动进行布局谋势"的动力型外交转变。十八大以后的中国外交将呈现为不同于改革开放前的革命外交、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外交的3.0版外交,步入了负责任大国外交的新时代。     

外交传播体系的发展方向

杨明星、周安祺在《国际观察》2020年第5期撰文认为,中国外交传播体系亟需弥补漏洞,以应对日益复杂的国际舆论环境.第一,中国应转换思维,避免从西方惯有的"战争/控制"维度看待外交传播,而应从"误会/理解"思维出发改进传播策略;第二,主动弱化与不同国家、民族之间存在的意识形态分歧,减少不同群体间的"文化折扣",以"求同存异"的包容心态开展外交传播;第三,实施"全政府"推进、跨部门联动策略,统筹协调,由多部门联合制定"中国外交传播战略规划",强化顶层设计和整体布局;第四,加强对外交传播媒体的政策支持,优化国内媒体外事报道的风格与形式,建立中外媒体常态化合作机制;第五,凭借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优势以及中国通讯产业的技术优势,打造一批具有更大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的全球性外交传播媒体.此外,我们要围绕大国外交面临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尽快启动外交传播领域的科学研究和理论创新项目,加快推动"外交传播学"的学科构建和人才培养进程,向世界讲好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故事,借此提升外交话语权和大国形象,从而真正体现出大国外交的话语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     

我国新外交的为民意识初探

自21世纪以来，我国新一届政府采用了更加务实、自信、灵活与成熟的外交政策，不仅在国际上积极塑造“负责任”的大国形象，而且在国内积极树立“外交为民”的新形象。自本世纪初，我国外交理念的为民意识日渐增强，政府在不断推出新举措使外交工作走进人民大众、贴近平民百姓的同时，尤其建立起了有效机制保护海外中国公民的安全和利益，从而使我国“外交为民”这一宗旨得到更为具体的体现和进一步加强。     

中国的日本论和对日外交危机

中日关系由“靖国神社问题“造成的政治僵局经“破冰“、“融冰“以后,日本在各问题领域全方位向中国施加压力,给中国对日外交造成了困难的形势。从学术研究的意义上检讨,中国对日外交的危机实际上是由于中国日本论的意义和知识系统发生了危机。只有认识得到中日关系的基本结构,只有自主实证的日本学知识、主体性健全的国际政治思想和以这种知识、思想为支撑的理性外交政策,才可能为化解中国对日外交的危机提供乐观前景。     

金融市场中的主体选择行为

本文的主旨在于说明:金融市场的不确定性决定投资者选择行为的不确定性。文章在梗概分析理性选择和非理性选择的基础上,指出金融市场中的主体选择行为是理性选择与非理性选择的杂然并存;继之,文章分别对个体和集群的选择行为进行了探讨,认为随着人们对信息和环境等不确定因素的认知变化,个体选择行为的理性和非理性选择会发生相应的变化,而金融市场中的集群行为在这种变化的影响下会经常表现为非理性选择;最后,文章概要地分析了个体选择行为由理性向非理性的转变情形。     

从国际政治经济学角度解读日本的经援外交

在无政府状态下的国际社会,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相互联系的行为体纷纷通过经济的手段进行“博弈”,实现政治大国目标,是日本战后外交追求的主要目标。从国际政治经济学角度看,日本对中国、东盟、印度、非洲和拉美等地区推行经援外交,其实质在于为其政治目标服务。从日本的经援外交的发展与变化,分析日本在经援外交上的成败与得失,可为新世纪中国外交战略的制定提供借鉴与参考。     

多元理性主导农户的差别化生产研究——基于6省区农户的多案例分析

农户差别化生产的行为动机分析是一个全新的分析框架,通过六省区农户调查的案例分析,发现单一的理性经济人假定很难解释农户以"一家两制"为特征的差别化生产行为。实际上,中国农户的生产动机至少包括了生存理性、社会理性和经济理性。在6省区134份案例中,96.3%的农户表现出两种生产动机,64.2%的农户表现出三种生产动机,体现出了多元理性。而对其中6个典型案例的分析及3种生产动机的逐项复制研究说明,多元理性主导了农户的差别化生产。因此,完善基于多元理性的农户行为分析框架,对于从更符合实践的视角去理解发展中国家小规模农业和农户生产行为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     

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文化外交浅析

文化外交是提升国家＂软实力＂的重要手段。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围绕建设＂文化大国＂、＂文化强国＂这一新世纪战略使命,在对文化外交的战略意义保持高度理论自觉的同时,以理性、务实和自觉的态度,大力开展文化外交实践活动。虽然中国的文化外交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就,但是其中也存在着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只有采取积极、主动的措施,大力推进文化外交,才能彰显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在社会主义文化大繁荣大发展的进程中推动中华文明的复兴。     

朝鲜半岛核问题与新世纪中国外交

朝鲜半岛核问题是当前世界一个非常重要而复杂的问题.这个问题的解决在很大程度上体现着新世纪中国的外交思想、外交思维和外交走向.朝鲜半岛核问题的实质是大国关系,对此,可以从朝鲜半岛核问题的定位、相关现状、发展趋势及中国新世纪外交努力的方向等几个方面来进行分析.     

中美双边外交的影响因素、特点和趋势

中美两国各自的国家利益、国内因素和世界各主要力量影响中美双边外交。冷战后国际格局的重大变化和“9.11”之后中美双边外交出现了一些新特点:战略竞争与合作关系取代了中美安全战略合作关系,美对华政策正向着一种基调积极的方向转变,经济贸易外交成为巩固两国关系的基础,反恐外交成了非常重要的一种形式,美国始终没有放弃对中国的人权外交。美中关系总的趋势是向着良好方向发展的,中国的发展不必然伴随着美国的衰落,中美各自的国家利益也不必然具有对抗性。对中国来说,在对美外交中处于被动反映的模式仍将存在。     

21世纪初中国对大国与邻国外交的转型——国际体系变革视角的探析

冷战后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入,世界上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对当代国际体系转型与重建产生了重大影响。伴随总体外交布局的调整,中国当代外交坚持统筹兼顾的对外关系原则,出现了重要转型。在此以国际体系变革视角探析冷战后中国大国与邻国外交的转型,以探索在世界文明进程中中国对外关系流变与国际体系的互动。     

试论中国人本外交的新发展——利比亚撤侨的实践与启示

近期中国从利比亚大规模撤侨的成功实践,得到世界各国的高度赞誉,充分展现中国政府维护海外公民利益的决心,是中国公共外交和领事保护机制发展成熟的标志。此次撤侨行动彰显了＂执政为民、外交为民＂的宗旨和理念,为以人为本的外交思想添加了生动的现实注脚,成为在日益融入世界的过程中深入思考中国特色人本外交的新起点。     

论政治文化对当代中国外交的影响

政治文化与外交密切相关。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基础上,以不断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并积极吸收西方政治文化的合理成分而形成的当代中国政治文化,其根本特征是追求和谐。和谐孕育了构建和谐世界的外交理念,而中国外交从传统的双边到多边,从政治外交到经济外交与公众外交均体现了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的新特点。     

论邓小平的不结盟思想

邓小平的不结盟思想 ,博大精深 ,既顺应了当今世界潮流 ,又结合了新时期中国国情 ;它极大地丰富了新中国独立自主外交理论 ,至今仍然对中国外交具有指导意义。     

国际主义与中国外交

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相结合是中国对外关系的基本原则之一。然而建国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这一原则并未得到很好的贯彻,表现为对国际主义强调过多,对国家利益重视不够。“文革”时期国际主义甚至取代其他原则而成为中国外交的最高准则。改革开放后,国际主义在中国外交中被逐渐淡化,对国际主义的认识要与时俱进。国际主义精神在中国外交中应继续发扬光大。     

中国能源外交与地缘政治

中国在崛起的过程中,能源安全日益突出。为了积极应对,中国开始关注与能源相关的地缘政治因素的变动,在双边乃至多边关系中突出以能源合作为特色的“能源外交”。虽然中国在开展能源外交时有其潜在优势,但也面临着挑战。因此,我们应该按照“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即以重塑形象为中心,以对能源地缘政治和相互依赖的认知与实践为两个基本点来构建中国能源外交战略。     

论中国外交观的传统文化渊源

中国传统文化的世界观强调在平等互尊的基础上,在国际交往中坚持诚信互利,从而达到各方的和谐共处。这种"和合"观对当代中国外交产生重大积极影响,是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重要渊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