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问题的再认识

发展大工业,“是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真正的和唯一的基础”,它几乎是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曾经提出来的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课题,对于拥有大量农民的国度来说,它更是一大尖锐的历史任务。我国早在建国初期,就已提出了通过发展大工业,“把我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这一目标,但是限于历史上和认识上的局限,我们对于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实质及其实现标准的认识,并不全面,对于一个农民占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口的国度,需要确立一些什么样的协同的     

俄罗斯外交的结构性限制(下)

历史、地理与近邻国家 大国往往将其近邻地区看作附庸,俄罗斯也不例外。虽然它并不想也没有能力恢复往日的帝国,但它会本能地反对在与其有地理、历史和文化联系的近邻地区发生它认为有害的倾向。俄罗斯领导人不管政治倾向如何,都认为其国家在周边地区是“老大”。这种共识使俄罗斯持续反对北约扩张。但欧安组织不是联盟,对其态度就有所不同。     

西眼看中国──北京语言大学留学生采访录

汉语,让我欢喜让我忧问：在座诸位都是汉语系的同学,首先一个问题是你们为什么要学习汉语,汉语难学吗？米罗斯拉娃（保加利亚人,女,简称米）：在来中国之前,我看了一些关于中国及中国文化的书籍,还看过一些中国电视剧的零星片段,我觉得这是一个古老的、神秘的国度;中国人也很讲文明、礼貌,我喜欢上了她,就来到了中国,学习汉语,我想亲身体验东方的文化。可是,来后一切都跟我所了解的、所想象的不太一样。而且,汉语真的挺难学。玛丽（俄罗斯人,女,简称玛）：我的父母在俄罗斯驻中国大使馆工作,从我读初中开始,已经在北京住…     

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的基本特点刍议

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马克思把生产力归结为三要素,即:(1)劳动者;(2)生产工具;(3)劳动对象。在这里,马克思虽然没有把科学技术作为一个独立的要素列入生产力,但他认为,历史上的生产资料都是同一定的科学技术相结合的,历史上的劳动力也都是掌握了一定的科学技术的劳动者,人、工具、劳动对象这三要素的本身已都包含有科学技术,可以说,科学技术从它产生的那天起,就属于生产力范畴。马     

论超现实主义

什么是超现实主义? 有人说它是垂死的资产阶级恶梦,有人说它是现代文学的一朵奇葩;有的把它打入十八层地狱,有的把它捧上诗坛的宝座。要想比较准确地认识它,评价它,必须认真地研究它。一、文学史上独特的单元任何一部法国二十世纪文学史都记载着,在二十——三十年代超现实主义在法国诗坛和画坛上赫赫扬扬,不可一世,它的影响甚至波及到电影和广播。同时代的其他流派与之相比真是小巫见大巫。虽然二次大战后它逐渐失去势头,但直到现在我们仍感觉到它的余波。如同不了解浪漫主义戏剧就不     

试论场镇经济的发展道路——兼论封建社会抑末政策的流毒和影响

在我们祖国的原野上,星散着五万多个农村场镇。它的发展历史表明,在中国这样一个农业经济为主的国度里,场镇经济的兴废,极大的关系着我国社会主义城乡经济面貌。如能充分发挥它的作用,对于繁荣城乡经济、丰富农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巩固工农联盟,都是至为重要之事。最近中央把恢复和发展场镇事业作为一项战略性的工作来考虑,无疑是抓准了过去的一大积弊。本文试就我国场镇发展的历史成因、现状,结合实际情况,作一粗浅的分析与认识。     

中国民间艺术中的怪诞形象--从巴赫金的怪诞现实主义看中国民间艺术形象

俄罗斯著名文艺理论家巴赫金在他的狂欢诗学理论中明确提出欧洲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民间诙谐文化的形象体系--怪诞现实主义.它为我们从一个崭新的视角去审视中国传统的民间艺术形象,提供了一种新的思维方式.本文指出,中国民间艺术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世界历史文化百花园中的一朵奇葩.中国民间艺术的怪诞形象体系,是表达民间思想感情的形象载体.它与巴赫金所提出的欧洲民间诙谐文化的怪诞形象体系,虽然在表现形式上有所不同,但在所显示出来的诙谐、怪诞的艺术特征方面,却具有很多相似性.     

《寻雍尊师隐居》确为李白蜀中之作

这首五律虽然早已收入《李太白全集》,历来为注家所争选,但不少选本都把它列入了“不编年部分”,更没有判定它是李白哪一个时期的作品。这不仅仅是因为《寻》诗的写作年代、地点难以稽考,还因为它笔法老到,很象后来面目。然当你反复研读、把玩这首五律之后,就会发现它确属李白在故乡的少作。特别是把它和另一首五律《访戴天山道士不遇》加以对照分析,就更令人确信不疑。     

自然精神的赞美诗——读普里什文的《林中雨滴》

大自然是有灵的,谁爱它谁就会听到它的声音,就会从它那里获得美好的东西。苏联名作家米·普里什文(1873—1954)就是一个理解和热爱大自然的人,他把自己的全部艺术才智都奉献给了自然,从它那里吸取灵感,创作了大量的动人的散文诗,因此,他被誉为“俄罗斯大自然精神的歌手”。高尔基在给普里什文的一封信中写道:“我没有看见过和感受到有哪一位俄罗斯作家,能象我在你那里所看见和领悟到的对大地之爱及关于大地知识的和谐结合。”是的,普里什文从小就迷恋上了自然,青年时代就选择了同大地有密切关系的农艺专业。为     

论国名与国号

国名是国家的名字,代表着国家;而国号只是政府为国家所起的官方称号,在特定时期内可以代表国家,但所代表的主要是政府.一个国名就只能是一个国家,一个国家只能有一个主权,在一国内部出现两个以上对立的政府时,国际社会只会选择其中一个政府作为国家的合法代表.在政治、法律和国度意义上,中国才是我国的国名,而其他的称呼都是国号.     

从十月革命到二次大战前夕苏联的民族政策及列宁同斯大林的分歧

苏联是世界上具有民族最多的国家。它的民族问题的严重性是有历史渊源的。从16世纪开始,沙皇俄国就不断向外侵略扩张。它在三百多年的时间里,征服了一百多个民族,兼并了约二千万平方公里的非俄罗斯领土,而且对被征服的民族或种族实行残酷统治,“打破了民族压迫的世界记录。”“谁也不能奴役一个民族而不受惩罚”,②沙俄所侵占的每一寸土地,都留下了他们的尸骨,它所征服的一个个民族,都变成它的一根根绞索。不仅俄罗斯殖民者尝尽了自己酿成的苦酒,而且还影响至今。     

平等作为一个社会目标

我不知道目前究竟有多少人事实上真是把从工作得来的收入的绝对平等当作我们一定希望要实现的目标;就我来说,不论从权宜的观点还是从道义的观点来看,我都看不出这是可以接受的。我们赞成采取各种措施来减轻收入不平等。但我认为把累进税当做大家分摊共同负担的手段,和把累进税作为减轻不平等的手段来看待是有差别的。前者这样一种累进办法和达到这样目的,我觉得是良好的道义和常识。而累进若是专门为了减轻不平等,那我觉得这种论点就很难取信于人。虽然在收入问题上肯定还会继续发生很多激烈的论战,但我并不认为我们可能在普遍拉平收入的道路上走得更远些。我的看法认为不把它拉平倒是合适的。目前累进的程度太大了。现在的刺激不足以达到一个增加生产的合适比率。按照遗产数额累进征课继承税,可以成为促使财产分散的一个强烈刺激,遗嘱人把他的遗产分得愈小,所应负担的总税额便愈小。我认为这样一种安排是颇可取的。它是同维持财产私有制的民主政治精神完全符合的计划。但这个计划目前还不能付诸实施。     

伦敦中学的“假死游戏”

两年前，我在英国伦敦的一所高中读书，和我一样，班上的另外三十几名同学都分别来自世界各地。虽然来自不同的国度，但是大家互相帮助，相处得都非常融洽，俨然一个大家庭里的兄弟姐妹，其乐融融。     

没有什么可以阻挡快乐

春节前，我到哈尔滨做生意。到了那里，我惊奇地发现自己仿佛置身于俄罗斯，建筑和食品都充满了俄罗斯风情，大街上也随处可见漂亮高挑的俄罗斯美女，个个都像库尔尼科娃。哈尔滨的气温虽然是零下三十多摄氏度，但我并不觉得冷，因为这种冷是干冷，人只要动着，就不觉得冷。而南方的冷则是湿冷，零下一二摄氏度便能让人感觉到沁入骨髓的寒冷。     

我们的信任去哪儿了

信,还是不信,这是个问题。这是一个神奇的国度。我们曾经对一切都充满信任,对领袖、对革命、对资本主义的必将灭亡和共产主义的光明未来……但我们现在却似乎     

中国现代文学的主潮与俄苏文学

俄罗斯文学到十九世纪,达到高度的繁荣,但是对于俄罗斯文学,同时代的中国文学的反应却十分冷淡,到本世纪,才出现中俄文学之交.正如鲁迅所说:“那时就知道了俄国文学是我们的导师和朋友,因为从那里面,看见了被压迫者的善良的灵魂、的酸辛、的挣扎;还和四十年代的作品一同烧起希望,和六十年代的作品一同感到悲哀.我们岂不知道那时的大俄罗斯帝国也正在侵略中国,然而从文学里明白了一件大事,是世界上有两种人压迫者和被压迫者.”(《祝中俄文字之交》)以批判现实主义为主流的俄罗斯文学,它是上世纪最清醒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家们虽然大多数不具备阶级意识,但     

当意见和别人不同的时候

我和邻居利奥经常在一起玩耍。有一天,我们在奶奶准备丢掉的一个盒子里发现一把吉他和一对响葫芦。于是,利奥开始弹吉他,我则开始击打响葫芦。其实,我和利奥都不怎么懂乐器,只是胡乱地弹拨,制造出来的声音跟噪音差不多。但即便是这样,这种声音还是很快把我的弟弟泰克斯和妹妹英迪吸引过来了。他们觉得很有趣,也分别拿来自己的乐器——一个口琴和一个破旧的手风琴。就这样,在你吹我打中,我们不知不觉地组建出了一个乐队。虽然我们都不太懂音乐,但我们合作得非常愉快!     

试论长篇小说《当代英雄》

长篇小说《当代英雄》,是十九世纪俄罗斯著名诗人和作家莱蒙托夫(1814—1841)的代表作品。它写于1838—1840年。小说一出版,很快就卖光了。它引起人们的极大兴趣和注意,人人都想知道作家所称为“当代英雄”的是谁?当时,有些读者对作品的意义迷惑不解,他们或奇怪作者为何把一个精神不健全的人“标榜为当代英雄”,或误认作者“在描绘自己的肖象和自己     

《儒林外史》与《死魂灵》的比较研究

列宁指出:“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儒林外史》与《死魂灵》虽然分别创作于十八世纪中期和十九世纪中期,相隔约百年,其作者吴敬梓(1701～1754)和果戈理(1809～1852)又分别属于不同的国度,但若就当时中俄两国社会形态而论,却又有十分相似之处,即都属于封建社会末世。此外,吴敬梓和果戈理又都是创作态度严肃,眼光锐利,娴于讽刺艺术,善于用笔刀剖析黑暗社会还其丑恶面目的高手。他们辛勤劳作,创作的两部小说又都出色地、讽刺性地表现了各自所生活的黑暗封建社会,且都可贵地表现了自己时代一些带本质性的东西,具有极高的审美价值。     

论创作的自由与限制

近十年来,“创作自由”一直是文学艺术界十分关注的重大问题。但到底什么是“创作自由”?“自由”对文艺创作的成败究竟起什么作用,大家却见仁见智,看法很不一致,因此,造成了人们文艺思想上的一些混乱。鉴于这种情况,笔者打算就“创作自由”问题作一初步探讨,以就教于大家。一、世界结构与文艺的位置我们所生活于其中的世界,虽然天天在,时时见,天天在创造,但它到底是怎样的一个结构,人们并不是都很清楚,就连世界上许多专门研究此类问题的哲学家,他们也意见各异,几千年来争论不休。唯心主义者认为,世界是理念,是理式,是表象,是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