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体与城乡结构的象征性界分——以黑龙江吴村建筑农民工群体为例

以服饰、语言、表情等为表征的身体常常是社会身份与地位的重要标志,身体具有重要的象征性意蕴.在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大规模农民工群体(主要是建筑农民工)进入城市工作和生活,并将一系列服饰、语言、表情等身体标记带入城市,同时也将城乡身份界线由"城乡之间"带入"城市之中",因而在一定程度上使城乡结构性界限在城市中凸显出来.一方面,农民工的身体特征展现了农村世界及其与城市世界的差异;另一方面,农民工的身体特征作为城里人对其加以识别的标志,导致后者对前者的"他者化"建构,农民工的身体成为一种社会身份区分的象征标记.虽然改革以来城乡二元结构渐趋弱化,但镌刻在人们身体和认知空间中的城乡二元结构依然惯性延续.因此,一切涉及农村与农民(工)发展的制度安排都必须承认和关照负载于农民(工)身体之中的惯习的存在.     

劳务派遣中的同工同酬问题研究

2008年《劳动合同法》实施以来,劳务派遣用工中的同工不同酬问题,严重侵害了派遣员工的合法权益。完善同工同酬制度,应当从法律层面明确同工同酬的界定标准,增加同工同酬制度的可操作性;工会和劳动行政部门各司其职,积极主动发挥协调和监管作用;企业改善管理,建立统一的薪酬体系以确保派遣员工同工同酬权的实现。     

论劳务派遣中同工同酬的正当性及可实施性

我国现行劳动合同法视野下的劳务派遣同工同酬制度是一项具体的法律规则,具有明确性和可操作性。劳务派遣制度的首要意义是实现灵活就业,派遣工同工同酬权利的实现并不妨碍用工单位节约人力资源管理成本,且重在强调处于相同或相近岗位的派遣工与正式工应当适用同一套劳动报酬计算标准和体系,排除因身份差异而导致的劳动歧视,是一种相对且动态的平等,同时,派遣工同工同酬权利的实现还有赖于剔除劳动力市场中非市场因素对劳动报酬的影响。     

关于劳动法中“同工同酬”的探讨

同工同酬是我国劳动法的一项基本原则。但在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这一原则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同工不同酬不仅是经济问题,更是社会问题,直接关系到和谐社会的建设。立足于现阶段的社会实践,重新审视这一原则,将其作为一个框架而非尺度更为合理可行。同时,还应依法完善、规范时下的用工制度,从制度上减少或缓解同工不同酬的问题。     

社会转型期下的农民工权利保护——以一则工伤案例为例

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社会各阶层的利益结构不断分化、重组,各类利益群体之间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利益冲突和矛盾。而农民工权利保护问题在这一转型期内显得尤为突出。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维护农民生产要素权益,保障农民工同工同酬",可见,农民工权利保护已经成为深化改革、促进转型的重要方面。本文从笔者接触到的一则工伤案例谈起,分析社会转型期下农民工权利保护方面存在的问题和不足,找出产生问题的原因,进而寻求具有可行性的保护对策。     

"民工荒"问题及其法律应对

由于农民工在劳动法律关系中的主体地位没有得到重视,工资待遇水平较低、同工不同酬,且未纳入城镇社会保障制度,同工不同利,加之劳动权利易受侵犯,难以得到及时有效的司法保障,我国不少地区出现"民工荒"现象.对此,应重视和加强农民工权利的保护,提高农民工的社会地位,消除身份歧视;提高农民工的工资水平:加大城镇社会保障制度的覆盖面和覆盖力度,实现同工同利;并加强农民工权利的司法保护力度.     

"农民工"是新兴工人群体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结构转型的主要变化是大量农民转化为工人等城市居民,这一社会群体是新兴工人阶层与新市民.虽然他们的社会经济地位在不断改善,但仍然没有走出二元化城乡壁垒,没有享受到平等的市民待遇.本文对"农民工"群体的成长性与边缘性、维护"农民工"群体的基本权益、依靠新兴工人阶层的途径、新兴工人阶层的城市融合问题进行了分析,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城市电视台对农民工的文化关照:福建例证

改革开放后,农民工成为一个群体不断进入媒体和公众的视野。城市电视台在城镇化过程中不断建构农民工的身份,在泉州电视台"盲流—农民工—外来劳动者—新泉州人"的称谓转换中,再现了农民工身份的文化迁徙轨迹。城市电视台农民工身份建构是城市管理者、商业资本、城市电视台自身的新闻专业主义和不断走向市民阶层的农民工自我赋权共同作用的结果。城市电视台在农民工身份建构上仍存在着文化关注不足等问题,应将传递农民工文化的正能量和搭建农民工媒体平台作为城市电视台促进农民工市民化的重要手段。     

关于农民工问题的对策思考

农民工是我国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新事物,农民工的大量涌现为城市创造了财富,为农村增加了收入,为城乡发展注入了活力,也为国家现代化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但身处城市的农民工在生活、就业、子女入学等方面遭遇了十分复杂的困境,为此必须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改善农民工的生产生活条件,保证农民工和城市职工同工同酬,积极稳妥地解决农民工的工伤保险、大病医疗保障、养老保障等问题。     

后单位背景下国企劳动纠纷及消解之道——以C市A厂为例

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及单位制的消解,国企单位的用工方式和组织形态都发生了巨大变动,国企内部工人身份日益复杂化,以合同制为主的正式雇佣工人与劳务外包为主的非正式雇佣工人共存于同一生产组织之内,但其间却存在重大的身份差异和"同工不同酬"问题,故由此而引发的劳动纠纷则不可避免。企业出于利益最大化愿意使用派遣工,但却不愿兑现同工同酬,而工会组织的不健全及派遣工外在于企业组织的现实,使得工会调节注定不畅。基层政府面对行政级别高于自身的大型国企也只能充当单一的"灭火者"。当矛盾激化到一定程度并形成僵局时,只能重新回到单位进行有限度的内部解决。后单位背景下国企单位组织劳动纠纷调节的上述困境,凸显出转型过程中国企劳动关系的复杂化及调节无力,急需通过改革实践中的制度创新加以解决。     

企业"二元结构"的成因、危害与根治

企业"二元结构",是指在同一企业或单位内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用工制度和劳动制度,从劳动者、劳动岗位、劳动条件、劳动报酬和劳动保障等,分别在两条不同的轨道上运行.形成企业"二元结构"的原因主要有用工和劳动制度改革中的歧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大量涌流和企业既得利益团体的形成.应从尊重农民工的合法权利、严格按"劳动法"办事等方面来进行根治.     

农民工分化视角下的城市社会融合阶段划分研究

研究农民工城市社会融合阶段的划分,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以经济融合、社会关系融合、制度融合、心理融合和社区融合等为主体的指标体系,是测量和划分农民工城市社会融合阶段的重要依据。经过30年的发展,我国农民工已经分化为四个群体。总体而言,目前我国农民工仍处于低度城市社会融合阶段,农民工中的自雇佣群体(农民工老板和个体农民工)已进入城市社会融合的中期阶段。研究旨在强调农民工实现城市融合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需要进一步强化我国社会政策的整体性改革和适应性创新。遵循社会建设的规律,实现城乡一体化,是推动我国农民工实现城市社会融合的根本出路。     

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模式新探

农民工是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制度变迁中的重要特殊群体.在建设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的新形势下,将规模庞大的农民工群体纳入社会养老保险体系势在必行.在分析我国各地现行的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模式利弊的基础上,通过对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模式抉择过程中的制度困境的深入剖析,构建了以"大账户+小统筹+公共财政补贴"为特点、可转移、易与城乡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相衔接、适应农民工特点、全国统一的新型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模式.     

新时期“民工荒”问题研究

＂民工荒＂是指人力资源市场出现的农民工短缺的现象。＂民工荒＂既是我国经济升级转型的必然反应,也是我国劳动用工体制改革滞后的应付代价,其本质原因是＂权利荒＂,重要原因是＂结构荒＂。＂民工荒＂问题的破解必然受中国＂语境＂的影响,＂民工荒＂问题在改革发展中形成,也应当在改革发展中解决。基本进路首在于继续扩大用工需求,坚持扩大农村劳动力转移战略;次在于依法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弥补其＂权利亏损＂;同时着力解决＂结构性＂矛盾,主要是提升农民工可就业能力,构建有助于农民工自由流动的城乡统一人力资源市场。＂民工荒＂问题的解决还必须把握好改革的力度、向度和进度,建立一种兼顾理论与实践、变通传统与未来的中庸方略值得赞许。     

政策变迁中的路径依赖:我国养老公平问题审视

由于特殊的经济社会背景,我国形成了城乡二元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和机关事业单位与企业职工之间的养老双轨制。这种针对不同身份群体区别对待的、分割性的养老保险制度直接造成了不同群体的养老待遇悬殊,并且在政策变迁过程中表现出路径依赖的特征。1978年以后,我国养老保险制度改革不断推进,但养老资源分配不公的问题并未有实质性的改变。养老保险制度路径依赖形成的深层次根源在于既得利益的约束。要突破既有的利益格局,实现养老政策的公平取向,不仅需要顶层设计,也需要构建合理、开放、平等的政策博弈平台,通过不同群体充分的意见表达、理性的协商与沟通,实现政策的"公共性"。     

与城镇职工平等的权利：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的根本目标

获得与城镇职工平等的社会保障权利,是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根本目标。这一目标的确立,既是现代公民社会对社会公正的基本要求,也是我国城乡统筹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现实要求,更是我国城市化进程发展的必然要求。在农民工与城镇职工之间实现同工同酬是农民工获得与城镇职工平等的社会保障权利的必要条件。     

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工城市归属感问题探微

增强农民工的城市归属感,是促使其融入城市社会的关键。农民工在城市归属问题上呈现出地域归属感、群体归属感、身份归属感等方面的不和谐。究其原因,既与我国体制性障碍、不合理制度、城市社会对农民工认同程度低、进城成本高等因素相关,也与农民工自身素质不高有很强的关联度。要实现农民工城市归属感的和谐健康发展,应以强化农民工对城市居民的群体归属感为切入点,同时辅以消融城乡二元分割等必要配套措施,为农民工归属城市社会构建和谐体制,营造良好社会环境,创造必要的物质生活和人力资本条件,使农民工更好地走进城市、融入城市。     

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及影响因素分析

新生代农民工是农民工群体中的"精英",探讨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及影响因素,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处于混状态。回归分析结果表明,性别、城市生活体验、与市民的社会交往状况、与市民之间的社会差异感、城市社会生活的满意度以及是否参与当地城市社区组织,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有显著性影响。     

农民工市民化的促进措施研究

受二元社会制度制约,我国的市民化是不完全的,农民工职业转换与身份转换不同步,进得来城市但融不进城市。表现为农民工与城镇居民同市不同权,收入低,市民化能力弱,绝大多数只能居住在城中村、棚户区,居住条件十分恶劣。顺利推进农民工市民化,必须构建"半市民化"进程中伴生的不良现象的预防机制,统筹城乡社会发展,加快社会制度改革,赋予农民工市民权,逐步提高农民工的市民化能力。     

候鸟型生活的终结:农民工择巢命题解读

庞大的"候鸟型农民工"群体为城市发展做出贡献,但频繁奔波于城乡的候鸟型生活的艰辛,也带来一些负效应。在城乡统筹深化进程中,农民工是迎接"落地生根"式的市民化还是"还归乡村"以终结候鸟型生活?该命题的解读密码在于:国情背景下"目标城市"的特有命题、与城镇化阶段相容的渐进式"开城移民"之路与渐进式户籍改革过程;此外,也需理解土地管理制度改革、城市病与新农村发展愿景等相关范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