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氧化碳的法律定位及其排放规制立法路径选择

在二氧化碳排放规制上,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认为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符合《清洁空气法》下"空气污染物"的广泛定义,因而美国环境保护署有权对温室气体排放进行监管。在欧盟,对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的规制采取两分法,纳入《欧盟排放交易指令》的,依指令;未纳入的,作为污染物,适用《工业污染物排放指令》。虽然可以将二氧化碳作为空气污染物对其排放加以规制,但这并非控制碳排放的最佳立法选择。因此,大多数国家选择通过专门立法来控制碳排放。我国不宜将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作为空气污染物由《大气污染防治法》加以规定,而应当选择制定专门的低碳发展促进法或者气候变化应对法,对碳排放加以规定。     

低碳城市建设与《大气污染防治法》的修订

低碳城市建设是我国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战略措施。低碳城市建设必须在法律框架下有序推进。以法典模式制订《低碳城市建设法》或《气候变化应对法》,尚欠缺必要的理论与实践基础。以框架法模式制订《低碳城市建设法》或《气候变化应对法》或在单行法模式下设计低碳城市建设相关制度,均要求在修订《大气污染防治法》时从立法名称、法律原则和基本制度等方面回应低碳城市建设的制度需求。     

中国低碳法律体系的架构及其完善研究

中国低碳法律体系是指由现行七个法律部门中以实现控制温室气体排放为主旨的法律规范形成的有机统一整体,目前尚处于初步形成阶段而亟待完善。其完善思路应基于立法规律及客观实践,坚持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相结合;其完善内容既包括从低碳法律体系架构理性设计的视角出发着重填补空白——完善低碳消费立法、低碳法律监督体系,也包括从低碳法律体系架构经验观察的视角出发着重适时调整——完善低碳国际合作立法、低碳技术立法;应针对现行低碳法律架构中的核心体系、支撑体系、外围体系,通过制定新法、修改旧法、整合渗透及立法协同四种途径分层次实现法律体系的完善。     

应对气候变化的能源立法问题研究

各国都十分注重加强能源立法以应对气候变化.我国在出台专门的"气候变化法"条件并不成熟的情况下,构建和完善以正在制定中的<能源法>为核心的能源法律体系,成为我国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制度路径.作为能源领域的基本法,<能源法>在应对气候变化的能源法律体系中具有引领和主导、衔接和协调的制度功能.在<能源法>中,我们应当坚持"能源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基本原则,设计安排能源环境保护的制度内容,体现和实现应对气候变化的价值目标.     

论我国气候变化立法的制度架构

气候变化立法的实质是国家利用法律手段对温室气体排放活动的一种干预和控制.依据国家干预的手段不同,气候变化法律制度分为“命令——控制”型管制制度和基于市场的管制制度.两种制度各有特点.气候变化立法要综合运用“命令——控制”型管制制度和基于市场的管制制度,扬长避短、相互补充、交叉使用,从而发挥基本制度之间的协同效应.我国的气候变化立法应属于促进型立法,“命令——控制”型制度包括温室气体排放标准和能效标准,基于市场的制度宜采取基线和信用型交易与碳税相结合的方式.     

低碳经济:中国的现实选择

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为基础的低碳经济是人类社会的一大进步,西方发达国家已采取多种措施发展低碳经济.中国面临着发展经济、消除贫困和减缓温室气体排放的多重压力,应对气候变化的形势严峻,任务繁重.因此,在当前"保增长、调结构、促发展"的战略下,中国必须积极实施节能减排、发展可再生能源、发展循环经济,促进低碳经济发展,构建生态文明社会.基于国情,当前中国发展低碳经济重点是降低能源强度,实现节能减排.最优路径是提高能源效率、发展可再生能源、发展循环经济.推动低碳经济的发展,还需要有积极的战略规划和对策措施,特别是要在政策上、法律上予以支持和保障.     

低碳经济时代海运服务贸易法的困境与路径——以美国绿色贸易壁垒为镜鉴

低碳经济时代以美国为代表的航运强国推行单边立法,对国际航运市场进行干预、管理和调控,绿色贸易壁垒的双刃剑功能使我国的海运服务贸易法体系未免滞隅则失,针对海运业的温室气体效应所采取的法律措施相对不力。追溯贸易保护主义与航运法反垄断豁免权的意涵,趋同美国法制抑或维系我国传统的法律制度,是探究绿色航运、完善我国《航运法》的必经之路。     

我国可再生能源立法的现状与发展

我国已初步形成了以《可再生能源法》为基干的可再生能源法律体系,在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和管理方面基本上实现了有法可依。但是,我国可再生能源领域立法还存在法规不够齐全、配套,综合性的能源基本法还没有出台,某些可再生能源立法还相当欠缺或立法效力级别较低、法律制度不够健全,可再生能源法律与应对气候变化联系不够密切等问题。我国应在新制定的能源基本法和新修改的环境保护基本法中强调和突出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及其管理,将制定《应对气候变化法》或《低碳经济促进法》与修改《可再生能源法》紧密结合起来,实行"一种可再生能源一部法"的立法模式,进一步发挥政府在促进可再生能源发展方面的主导作用以及法律对发展可再生能源的引导和促进作用,针对可再生能源的特点,改进和健全可再生能源立法。     

中国发展低碳经济的困难与障碍分析

低碳经济是全球气候变化背景下中国的必然选择,这不仅仅是因为中国面临国际社会要求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巨大压力,还因为发展低碳经济有助于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保护国内环境,避免技术和资本的锁定效应.文章首先分析了中国未来温室气体排放趋势及影响因素,然后分析了在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中国发展低碳经济面临的障碍与困难,最后提出中国必须建立发展低碳经济的长效机制.     

论低碳经济与低碳能源发展

在全球气候变暖和能源日益紧缺的背景下,开发利用"低碳能源",发展"低碳经济",建设"低碳社会"是我国能源和经济的发展方向和未来社会的目标。低碳经济的实质是能源效率和清洁能源结构问题,发展低碳经济的核心是发展低碳能源。在低碳经济理念下,推动能源生产和利用方式变革,构建安全、稳定、经济、清洁(低碳)的现代能源产业体系。确立能源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能源法理念,构建低碳能源体系,实现能源的低碳化、清洁化,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保护生态环境,建设"低碳社会",实现能源安全和环境安全的双赢。     

后京都时代中国能源法制面临的挑战与对策

从《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到《京都议定书》,国际气候立法的发展对各国的能源法制产生了深远影响。"巴厘岛路线图"的制定以及《哥本哈根协议》的出现,标志着国际气候变化领域的"后京都时代"即将来临。中国作为温室气体排放大国,其能源法制在"后京都时代"面临着严峻挑战,急需从能源法制理念、能源管理体制、能源立法体系、能源法制具体制度、能源国际合作法制等方面对其进行系统调整和变革,以期为实现我国能源可持续发展战略提供法制支持。     

能源效率市场激励法律制度的检视与重构 ——以气候变化应对为视角

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最根本措施是减少人为温室气体排放,而提高能源效率是其最有效和最具成本效益的途径之一.要使提高能源效率、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成为长效机制,就要使其成为有利可图的赢利性活动.市场激励制度在诸多能源效率法律制度中最能够满足这种要求.为积极参与全球环境治理,落实减排承诺,我国应对能源效率提高效果最为直接和明显的合同能源管理、自愿节能协议、能源需求侧管理等能源效率市场激励法律制度作出适应性调整.     

发展低碳经济的法律体系及其构建

发展低碳经济是我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发展低碳经济需要完善法律保障。尽管我国为发展低碳经济已进行相关立法,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一些不足。对此,我国发展低碳经济法律体系应合理设置低碳经济立法的基本原则;加快国家战略立法,适时推出低碳经济法;构建以能源基本法为核心的能源法律体系;加强财政金融立法,充分利用市场激励机制发展低碳经济;加强科技立法,促进低碳经济科技的创新;加强消费立法,促进低碳消费模式的形成。     

低碳经济:人类善待环境公共服务的透明集体行动

低碳经济,涉及能源及其二氧化碳排放,其一端联系着可分割的私有资源,另一端是不可分割的环境公共服务。能源约束,是低碳经济的一个前提。相反,高碳排放经济是无约束的私人产品开采耗用,导致过度、累积的温室气体挤占环境公共服务而不可持续发展。低碳经济的两种路径是"斯密式间接公共产品"和"奥尔森式直接公共产品"。通过对两路径进行比较,以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为基础,并且以《京都议定书》的实施为例证,分析可计量、可操作低碳经济的确定主体和路径:透明的集体行动。     

论发展低碳经济中的“吉登斯悖论”

全球发展低碳经济面临着“吉登斯悖论”:人们认识到减缓排放、发展低碳经济很重要,但真正投身到减缓排放、改变自己消费行为的人又非常少.“吉登斯悖论”的产生与低碳经济的特点有关.从宏观层面讲,在空间上和时间上,减排涉及到全世界各国,并且各国在发展低碳经济的过程中又有异质性;气候变化的不确定性及减少温室气体是世界最大的市场失灵.从微观层面看,它与人们面对气候变化及发展低碳经济的反应的特殊性有关,与人类行为有关.因此,缓解发展低碳经济中的“吉登斯悖论”要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提高发展低碳经济的制度能力;二是建立有利于发展低碳经济的激励机制.     

我国企业温室气体减排义务的履行与环境影响评价制度

我国提出的到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的温室气体减排目标,为相对而非绝对的量化减排目标.在该温室气体减排目标的实现中,企业是主体.我国已有可作为企业履行温室气体减排义务法律依据的法律体系,如以《节约能源法》为核心的节能方面的法律,以《可再生能源法》为依据的清洁能源方面的法律等.不过,这些法律有关企业温室气体减排义务的规定中倡导性规范居多,强行性规范偏少.为此,应将温室气体排放纳入环境影响评价的范围,以督促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     

中国低碳出口的路径选择与制度安排

低碳出口是一国出口贸易与低碳经济主流趋势相融合的产物。作为世界第一大贸易出口国和温室气体排放国,完成低碳出口转型是中国实现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的必然抉择。在路径选择上,中国应从宏观经济、中观产业和微观企业层面,探索低碳出口"点—线—面"有机结合的路径模式。同时在制度安排层面,稳步纳入碳约束措施,倒逼国内出口产业完成低碳发展转型,培育出口企业的低碳竞争力。在制度工具的选择上,探索实行碳排放交易这类基于市场的减排选项,实现与国际实践的接轨。     

英国低碳经济法律制度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英国低碳经济法律的发展历程与经验积累为我国发展低碳经济提供了丰富的立法资料。我国低碳经济法律的创设具有必要性、可行性,我国低碳经济法律体系的构建与完善应明确相应的指导目标、基本原则、重要内容和实施机制。     

低碳经济与中国能源立法

能源的利用与气候变化之间有很大的联系,低碳经济理念的提出正是为了解决碳排放高居不下的问题。在低碳经济时代,中国的能源立法应该作出回应,以生态化为目标,以低碳化变革为路径,并从传统化石能源立法和新能源立法方面做出不同应对。     

《西部地区低碳经济发展研究》书评

<正>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是减缓气候变暖、应对气候变化的最主要措施,绿色、低碳、循环发展也是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发展理念和重要发展模式,而实现绿色低碳发展的核心是建设以低碳排放为特征的产业体系和消费方式,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性转变。我国西部地区战略位置重要,资源丰富,市场潜力大,在新的发展时期,面临着跨越式发展和可持续发展两大任务。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是西部生态环境重建的必然要求,西部地区今后的经济发展要由过去的数量速度型发展向质量效益型发展转变,由过去的资源耗费型和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