邻避冲突的正义性分析

正义性问题是邻避冲突研究中的基本问题.邻避冲突的行为主体主要是政府和公众,因此邻避冲突的正义性可从政府行为和公众行为两方面来分析.从政府行为方面来说,在邻避项目决策和邻避冲突处理过程中,政府只要让公众充分参与决策并进行充分的信息公开,就能实现程序正义.但是,要实现实体正义,政府必须对邻避项目的周边居民进行相应补偿,包括提供经济补偿和提供正外部性项目.从公众行为方面来说,在邻避项目决策参与和邻避冲突中,只要其目标是为了谋取正当利益而不是谋取非法利益,采取的是合法手段而不是非法手段,那么就都具有正义性.     

环境邻避的经济学分析

近年来,中国的环境邻避事件呈多发之势,并以邻避设施的停建或异址为结局,很多时候,从经济学的角度,这并不符合经济效率的原则,存在帕累托改进,增进社会总体福利的空间.在环境邻避事件中,公众作为利益攸关方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政府和企业的被动而无所作为才是事件发生的关键.从环境公平的视角审视邻避设施的外部性影响,分析邻避事件中政府—企业—公众三方行为和利益关系,抓住了环境邻避问题的本质,只有改变三方收益成本函数并建构三方均衡利益关系方能减少邻避的发生,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共赢.     

邻避冲突、外部性及其政府治理的经济手段研究

邻避冲突是历史的产物,从未来我国生态环境状况与公众环境诉求之间的矛盾来看,我国的邻避冲突可能会愈演愈烈。邻避冲突的根本原因是邻避项目存在负外部性。以经济手段治理邻避项目负外部性的机理在于:一方面,经济补偿会减少邻避项目的过度供给;另一方面,经济补偿能减少公众对兴建邻避项目的阻力。以经济手段治理邻避冲突主要有市场拍卖方式和市场谈判方式两种,但无论是哪一种方式,均以公众有较强的组织化程度、决策参与意识以及政府和企业的诚信为前提。     

整体性治理对中国邻避冲突管理的启示

针对不断产生的邻避冲突,政府虽然出台了一系列应对措施,但由于种种原因,收效却比较有限,目前政府应对邻避冲突的方式还是碎片化的。这种分散型的管理体制和碎片化的应对方式存在诸多弊端,难以适应国际环境正义的发展趋势。本文借鉴西方整体性治理理论,对中国现行的邻避冲突管理现状及存在问题进行了客观的梳理和分析,探讨了今后中国邻避冲突管理体制改革的发展方向,并对邻避冲突治理模式进行了初步构思。     

公众的“核邻避情结”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核能的发展离不开公众的支持，而核能设施所在地居民的“邻避情结”会带来诸多负面效应，必须认真加以解决。基于胶东半岛三个有核地区的抽样调查显示：目前公众针对核能设施的“邻避情结”分为三个部分，一是反对性态度，二是心理接受距离，三是搬迁意愿，其中多数被访者的“邻避态度”坚决，心理接受距离较远，而搬迁意愿不太强烈；在影响居民“邻避情结”产生的诸多因素中，核电设施的健康威胁、风险的长期性和居民对核电站带来的收益判断等是最为关键的因素；性别差异、年龄大小和知识水平的高低等因素也会不同程度地影响到公众的“核邻避情结”。上述研究结果清晰地描述了公众的“核邻避情结”的特征，展现了各种因素与“核邻避情结”之间的因果关系，为有关部门的“邻避”冲突管理提供了理论依据。     

邻避冲突的性质及其解决机制:四种理论路径的阐释

邻避冲突是当前社会治理中面临的复杂问题。从政治、经济、技术和伦理四种理论路径来看,邻避冲突的性质分别对应着民主公平、成本收益、科学性和道德性问题。基于对邻避冲突性质和原因的不同认知,解决机制也存在着差别。然而,这些理论视角对邻避冲突的分析具有各自的优势和缺点,应根据不同情况加以综合性判断。邻避冲突的解决关键在于通过提高公共决策的公众参与和保障公平,并通过市场机制、科技手段等辅助,共同降低和化解。     

邻避运动与环境问题的社会建构——基于D市LS小区的个案分析

邻避设施时常由于其存在和潜藏的巨大环境风险,引发居民的强烈抗争。文章关注D市LS邻避运动的主张本身、主张提出者以及主张的提出过程,详细分析事件的社会建构。认为,由于"技术专家视角"与"生活者视角"存在四点分歧,导致技术专家与生活者思想观念的差异。而个人与社会关系间无法弥合的裂痕导致了两者之间的冲突,政府应当尝试将此类运动纳入制度轨道,尝试利用社会冲突的正功能促进个人与社会关系的调整。尽管邻避运动能够帮助一些个人达到维护自己利益的目的,然而它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和狭隘性。如何更好地发挥其社会正效应,促进整体环境问题的解决,是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     

邻避冲突中公众环境权利保护的法律逻辑与路径选择

从法律的角度来说,邻避冲突的核心其实是公众的环境损害预期问题,而损害预期理性与否则取决于公众对自身享有合法环境权益的类型及相关权利边界的判断与认知。公众以健康为核心的环境权益诉求有明确的权利基础,应着力解决环境质量标准制度中健康内涵缺失的问题,并构建有效的司法救济通道,有效地回应公众的环境健康权利诉求。公众以精神层面需求为核心的环境权益在相关立法中并无明确对应的具体权利类型,应阐明环境权的法律基础并发挥司法裁量的能动作用,构建以公众精神层面需求为核心的环境权益法律保护机制。     

高质量发展中邻避治理的尺度策略：基于城市更新个案的考察

随着城市发展进入高质量阶段,我国不仅需要稳步推进内城空间的更新建设,还应充分把握高质量发展的历史契机,在有限的时空下集中解决快速城市化所遗留的诸多弊病。城市更新背景下邻避问题的应对,显著区别于城市扩张阶段的应急处置模式,需要突破邻避设施兴建与否等微观空间尺度,并使其契合于城市发展整体进程。本文通过解析某邻避事件案例,发现案例前期"悬而未决"的邻避困局与后期冲突快速处置呈现出鲜明对比,其间隐含着城市更新阶段邻避治理策略的转换,更多通过空间尺度变换寻求解决问题的更大空间。这种城市高质量发展导向下的邻避治理策略,意味着重视寻求邻避问题化解与城市发展之间的适配均衡,并在尺度策略、柔性化治理与风险管控等方面进行前瞻性应对。     

邻避型群体性事件及其治理

由现代化过程中的邻避设施而引起的冲突正不断出现,邻避情结是对这一现象的一般性表述.本文聚焦邻避型群体性事件的治理战略与核心机制,在分析邻避情结的涵义基础上,提出"预期损失-不确定性"分析框架,并结合我国目前该类群体性事件现状,得出邻避型群体性事件的四种亚类型.最后,依据从"风险"到"危机"的逻辑顺序,提出具有综合性、主动性、全程性的邻避型群体性事件治理战略框架,并建构了不同治理阶段的核心配套机制,力求在实践中对处理此类事件有所裨益.     

从“不怕”到“我怕”:“一般人群”在邻避冲突中如何形成抗争动机

从"不怕"到"我怕",业主通过重构对邻避设施的认知而呈现出其主体性。邻避设施兴建方提出的"技术安全"、"依法行政"和"民心工程"的"不怕"叙事难以有效规训业主认知,业主由于"我怕"的认知建构而形成不同程度的抗争动机,并形成"无知者"、"隐忍者"、"从众者"和"抗争者"等四类群体,而后两者的出现使邻避冲突中业主行动升级和偏见动员成为可能。邻避冲突在中国城市中越来越频繁,在解决过程中政府应充分考虑业主主体性,开放公民参与,在认知层面建设"不怕"话语体系的配套系统—信任机制。     

网络时代邻避事件的政府治理困境与应对

邻避事件是引发网络舆情的热点议题。地方政府在邻避事件和网络舆情的背景下面临着来自多方压力和多重治理挑战。在邻避议题产生到转化为邻避者行动的过程中,公众的认知因素是形成邻避者"议题-行动"系统的关键,对邻避事件的事态发展、相应的网络舆情产生重要影响。地方政府与社会公众的互动模式对公众的认知有着重要影响。     

环境正义的信息基础

分配环境利益和负担的依据就是信息基础,阿玛蒂·亚森将信息基础视作实现正义的基本手段,而将运用基本手段实现环境正义的可行能力和实质自由视为新的信息基础,促使环境正义的信息基础从静态向动态发展。从环境正义信息基础的演变过程来看,环境正义是发展正义的体现,其实现必须从社会制度和结构的层面确保发展机会的公平分配。     

用地冲突,还是公共性危机?——邻避问题认知与治理的演进脉络

伴随工业化、城市化的快速发展,邻避问题日渐突出,成为现代政府面临的重要政策挑战。通过梳理可以发现,人们对邻避问题的认知经历了一个转变过程,邻避问题并不仅仅是简单地外在表现为支持者与反对者在土地用途上的冲突与对抗,其本质是复杂而系统的公共性危机。邻避问题的治理模式可划分为三类:立足于政府权力的DAD模式、基于市场交易的BCB模式以及以大众为中心的CPC模式。当前,CPC模式被公认为是更有可能推动问题解决的路径选择。     

“村改居”社区邻避冲突的治理——以江苏南通十总居社区为例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村改居"社区中的邻避冲突问题日益凸显,如果不能有效应对,势必影响到"村改居"社区的治理甚至社会和谐稳定。"村改居"社区邻避冲突的产生,既有居民个体的原因,也有政府组织和非政府组织方面的原因。要有效治理"村改居"社区邻避冲突问题,在理念层面要注重政策之"公"和社区营造;在制度层面要完善民主参与、风险评估和利益补偿等制度;在机制层面要适时合理地选址、规范利益主体间的行为互动等。     

环境正义与公众参与——协商民主理论的观点

环境正义已成为全球性的议题,环境正义不仅仅是一句口号,它的实现有赖于公众参与。在现有决策模式忽视公众参与的情况下,协商民主理论重视公民的参与,并为公众参与环境决策提供了理论支持和实践形式。     

城镇化进程中社会生活类环境污染防治的法律思考

新型城镇化与产业转型过程中,城市环境污染发生了新的变化,在工业污染防控受到重视的同时,社会生活类环境污染频频成为市民环保投诉与举报的焦点,处理不好一旦酿成环境突发性事件,既不利于社会管理,且影响社会稳定。因此,城镇化进程中社会生活类污染防治问题应该引起各方关注。生活类污染具有不同于工业污染的特点,从法律上讲,应重视生活类污染防治法治建设,厘清工业污染与生活类污染的界线,完善环境标准体系,建立跨部门的信息共享、工作沟通与联合执法机制,重视城市规划的作用,化解环境“邻避冲突”,加强环境教育,普及环保知识,完善公众参与制度。     

邻避困境的反思与解决——基于公平伦理与政策理性的双重考量

在城市化发展的进程中,"邻避性"公共设施的建设及运营产生的邻避效应成为现代公共政策决策面临的新挑战。实质上,邻避困境是不同利益相关者对邻避设施负外部性的社会与政治的博弈过程,因此,需要通过伦理规范考量邻避困境中的个体利益诉求。政策直接反映政府的价值取向,邻避困境的解决是政府与其他利益相关者持续不断地求同存异、协调合作的过程,需要从信任与共识机制、第三方主体公正性、经济与伦理治理策略思维与执行力等方面着手。     

为权利而斗争: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多视角解读

近年来,我国频发的反对垃圾焚烧厂、PX工厂建设引起的邻避冲突类环境群体性事件,印证了风险社会理论的一些重要论断。从社会学角度观察,民众的风险认知受到了风险认知规律的影响,垃圾焚烧厂和PX工厂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中均遭遇了社会学中"风险的社会放大"、"污名化"的过程,而群体性事件本身也吻合了"乌合之众"的群体行为特征,民众借助群体性事件表达得更多的是政治意愿,而非法律上的权利诉求。政府应树立风险管理思维,注重风险决策中的信息公开、信息交流与信息传播,妥善解决利益冲突,树立政府权威,并促进环境群体性事件的法治化解决。     

论突发环境事件应对过程中的公众参与

社会转型下突发环境事件的发生,使得众多利益主体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环境正义,作为利益平衡的“天平”,是突发环境事件应对过程中公众参与的法律价值追求。然而,突发环境事件应对过程中的公众参与,在有法可依的应然与实际参与的实然之间存在差距。在环境正义理念的指引下,为了保障各利益主体的合法权益,应当对突发环境事件应对过程中公众参与主体的权利和责任在法律上做出系统的规定,健全公众参与决策的机制,平衡不同利益主体的权益,完善法律救济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