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市民小说的价值取向问题探讨——兼论上海沦陷区文学主体创作

长期以来,中国现代文学史注重政治标准而舍弃了对许多文学创作的研究与编撰,现代社会,应该以更包容更客观的视角去审视一些特殊时期与特殊群体的创作。考察近代市民小说的价值取向,发现其在文学形式、文学语言、文学的"平民化"、"大众化"、"通俗化"、"商业化"方向取得了重大进步,实现了新价值观念的传播,诠释了多元文化冲击下的新道德伦理的产生,加速了旧道德、农耕文化、宗教文化、宗法文化、家族体系的瓦解,提升了文化的市场化、商业化消费,引起了市民审美情趣的城市化定位,为城市走向新的现代文明奠定了基础。     

“五四”小说中颓废情绪的发生

颓废的心理情绪,是“五四”特定的历史文化语境所决定的一种精神性情绪形态,它较广泛地存在于“五四”文学之中。本文从西方世纪末颓废思潮的影响、传统文化审美心理的制约及“五四”特殊历史现实土壤等方面,着重分析了“颓废”在“五四”小说中发生的根源,认为传统文人放浪形骸的没落士大夫情结是“五四”作家接受西方世纪末颓废思潮的传统依据和心理基础,而“五四”黑暗的社会现实以及文化转型的特殊历史语境,则是“颓废”心理情绪适宜的生长土壤。     

晚清与“五四”小说变革之比较——兼评王德威的晚清小说观

晚清小说变革与"五四"小说变革是性质不同的两次变革,这导致晚清小说与"五四"小说存在着形态上的差别。晚清小说变革持续的时间、规模都超过"五四",但是却没有真正实现中国小说由古典向现代的转变,主要原因在于晚清小说变革是非自觉的文学变革,变革主要发生在文学的外部,其价值指向是政治的、商业的。相比而言,"五四"小说变革是自觉的文学变革,是发生于文学内部的变革,其价值指向是文学的。晚清小说变革并非必然走向"五四"小说,它的变革路径与"五四"有很大不同,即基本保留古典小说模式,只是在内容上和形式上容纳一些新的思想、艺术因素。"五四"小说变革因历史背景、文化语境的特殊作用,找到了一条新的路径,这就是精神与艺术的一体化即"心理化"。通过这一路径,"五四"小说最终实现了中国小说由古典向现代的转变。     

林纾的矛盾——兼谈他与“五四”文学先驱者文学观念的异同

林纾在其译序中所反映的思想观念映现了 2 0世纪文学初始阶段某些新质的萌生 ,尤其是他的文学观和维新观与“五四”文化先驱者颇有些相似处。但是林纾古文名家的自我身份认同和老年日趋保守的文化倾向 ,使他的思想前后呈观出巨大的差异。在文学观上 ,他有时特别强调文学的功利性 ,有时则将文学的功利与政教截然分开 ,只看重文学本体的审美特性。青年林纾曾是矢志维新的风云人物 ,但随年龄渐长 ,其维新立场在逐年蜕变。其与“桐城派”的关系 ,说他是“桐城派”或反“桐城派” ,均属误解。林纾视“桐城派”与《左传》、马、班、唐宋古文一脉相承 ,为“正轨” ,但他为文则能脱其窠臼 ,自成格局。我们要认识林纾 ,就必须理清他的矛盾 ,还林纾在文学史上的一个真实的面目。     

感性的觉醒与理性的匮乏——从冰心小说看“五四”启蒙主义文学的局限性

冰心的小说对"五四"文学的"觉醒"主题及其启蒙主义文化精神做了重要诠释。通过冰心小说,可以看到"五四"启蒙主义文学的特点及局限性。"五四"启蒙主义文学带有明显的青春文化特点,集中表现为感性生命的觉醒和理性精神的匮乏。二者之间的矛盾,形成了"五四"启蒙主义文学"人的觉醒"的困惑,以及由此而带来的迷惘、感伤情绪。     

何谓“五四”——兼论“五四”的启蒙经验与政治误读

“五四”代表着一个启蒙的时代。它的最大贡献和精神本原在于启蒙,尤其是精神层面的彻底革新以及对传统价值的重新估定。当然,基于当时的历史背景,启蒙本身也存在种种不足和缺误。长期以来,对“五四”精神存在着政治误读和简单化的抽取,这使得“五四”启蒙精神长期湮没不彰,但这并不表明“五四”的启蒙精神没有了现实的意义,甚或更强。     

“五四”余风的终结与“文革”文学模式的初步形成——从《暴风骤雨》《三里湾》等到《艳阳天》

从土改小说到合作化小说,再到《艳阳天》,地主形象由蕴涵作者的同情心变为充满敌对意识,作者对中农的态度由保护、七分肯定变为丑化和敌意化,爱情叙事也由进步青年的浪漫传奇变为政治化的婚姻故事。这一系列变化昭示了"五四"的民主、科学精神在农村题材小说中的终结,由此也开启和初步形成了"文革"文学的基本模式。     

留日学生的“代际”与“五四”文学中个性思想的分野

研究界普遍认为,《新青年》群体的现实主义文学倾向与创造社的浪漫文学倾向,来自于俄国人道主义文学和西方个性主义文学的不同影响。本文认为,这种分野,主要受到了这两大群体留学日本时期所接受的日本"代际"文化的不同影响。具有"明治青年"色彩的《新青年》一代的个性观,理性色彩较为浓厚,因而其创作偏于国民性批判和客观化描写;而具有"大正青年"色彩的创造社一代的个性观,感性被提到了重要位置,主观性、情感性格外突出,因而其创作偏向了浪漫文学一路。     

“五四”文化传统与女性写作

“五四”人文和启蒙的光辉烛照着中国女性的心灵。近一个世纪的中国女性写作历程便是女性作为“人”的内涵的不断丰富以及与之相对应的艺术提升。同时,由于“五四”新文化结构内部“性别”的匮乏,又使女性话语的边缘挑战变得艰难而复杂,但它永远不会终结。     

鲁迅的“五四”与“新青年”的“五四”

重读鲁迅《呐喊.自序》,我们能够发现作为新文化运动旗手的鲁迅与其他更积极的新文化运动的鼓动者之间的思想分歧。鲁迅的“五四”有别于一般“新青年”的“五四”,对这种差异的把握将有助于我们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历史复杂性的理解,并最终走出今天关于五四评价的种种争议,寻找理解中国现代文化与文学的共同思想平台。     

激情的张扬与沉潜——王蒙小说的“弥赛亚”情结

“弥赛亚”是王蒙在小说中浓墨重彩书写的一个独特意象,通过探讨“弥赛亚”所寄寓的复杂蕴含,可以梳理出在历史演进的过程中,王蒙作品所展现的对革命狂欢的赤诚赞颂到对知识分子“救世主”神话标榜的冷静反思,再到深刻质疑“弥赛亚主义”的一个精神历程.这既是王蒙作为知识分子自审和自救的心灵历程,也是王蒙文化心态发展和自身的历史定位调整的过程.     

“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传统文化现代化

在纪念“五四”运动90周年之际,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启示和思路作一番认真的考察十分必要,通过正确解读“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传统文化的批判,从传统性与现代性的关系反思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可以使人们更加深刻地认识“五四”精神的实质和内涵。并且从中探讨“五四”运动带给人们的当代意义。     

“传统”的魅惑——兼议网络穿越小说出现的时代逻辑

网络穿越小说在新世纪的繁荣,意味着作者们敏锐地抓住了时代性的社会需求,通过物质欲望和阶层分化的书写,反映的是新兴阶层的审美趣味和文化追求上的自我定位。其创作共性所体现的非物质性传统,包括基于理性与非理性去认识和理解世界的方式,包括尊重体制,在体制内谋求突破的带有时代性特征的思维方式,不但有鲜明的民族特色,而且与当下社会对人的自由,特别是女性的自由的理解遥相呼应,在很大程度上积极推动了当代通俗文学的发展。     

西方文学“人”的母题的现代转型——兼论对五四新文学的影响

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文学和 1 8世纪的启蒙文学标志着现代形态之西方文学的成型。人文主义文学在汲取传统形态西方文学的人文养料后 ,孕育出了现代形态的“人”的母题 ,其演变过程大致经历了“原欲”型、“原欲 人智”型、“原欲 人智 上帝”型三个阶段 ,其中“原欲”是核心内容。启蒙文学中“人”的母题总体上呈“原欲 人智 上帝”的结构框架 ,但侧重于“人智” ,“原欲”则以隐性形态存在着。人文主义文学和启蒙文学均因“人”的母题中“上帝”成分的存在而表现出对西方现代价值观的疏离与反叛。从比较文学的角度看 ,中国五四新文学中的人学思想 ,主要接纳的是西方人文主义文学和启蒙文学中“原欲”与“人智”意义上的“人”的母题     

“五四”的改写与重塑——兼谈四十年代的文学转折与“当代文学”发生问题

在上世纪40年代的文学转折中,"五四"的性质和文化领导权发生了异乎寻常的变化。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所高扬的"自由主义""个人主义"以及"启蒙主义",随着毛泽东延安时代审美体系的确立、无产阶级"新的人民文艺"历史时期的降临,以及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到来而被重新塑造。由此,"无产阶级五四"的"历史价值"得以浮出历史地表。这构成了"现代文学"终结、"当代文学"发生的关键性因素。     

精神之“诚”与“伪士”——试析鲁迅五四时期小说对共和危机的反思

留日时期,鲁迅以“抱诚守真”的“摩罗”精神之“诚”批判“伪士”。五四时期,鲁迅小说聚焦民国共和危机下官僚、国粹家的精神状态,凸显“伪士”的假面,其价值取向呼应着与传统产生决裂意志所孕育的新文化运动的“政治”诉求。     

《莎菲女士的日记》中的莎菲形象——以“五四”小说中的性爱主题为参照

莎菲女士对凌吉士的感情是欲望性的,它显示了"五四"新文化的性爱解放性质。但是"五四"的人性观、爱情观也包含了"灵"的成分,它不可避免地要对欲望进行限制。对欲望的解放与压抑的倾向在"五四"两性关系小说中扭结在一起,而《莎菲女士的日记》中莎菲的爱情心理与观念就突出展示了这两种线索的矛盾性,这篇作品因此也可以看作是对"五四"时期"灵肉一致"的人性观、爱情观的一种拷问与质疑。     

启蒙的现代意义及其偏差——论寻根文学的启蒙意义兼与“五四”启蒙运动之比较

寻根文学与“五四”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两个显著的启蒙运动时期,但这两个表面相似而实质不同的文学启蒙运动,在其现实的指涉意义、表现形态和结果等方面,都有着种种的不同。本文主要探讨了寻根文学的启蒙意义及其偏差,并将之与“五四”启蒙运动进行比较,从而对于启蒙在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和社会历史进程中的命运有一个整体的了解,这对于我们今天的文学与文化建设也起着现实的针对意义和启迪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