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人民本位”文艺观再认识——以历史剧《南冠草》及相关文献资料为中心

郭沫若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人民文艺”话语建构者之一，他在1944—1947年间明确倡导“人民本位”文艺观。以往学者主要从他的政论类文章中解读这一思想的提出、变化及价值。实际上，郭沫若的历史剧《南冠草》的创作和两次修改都与“人民本位”文艺观密切相关。郭沫若认识到夏完淳所代表的传统士大夫阶层的思想局限性，重新评价了传统士大夫精神在整个中国文化中的地位和价值，进而在现实中推动传统士大夫阶层向革命知识分子的转变。郭沫若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融合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资源而建构的“人民本位”文艺观，具有不可忽视的思想特质和艺术价值，对于中华民族的文化复兴事业和当代文艺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论郭沫若的浪漫主义文学主张

郭沫若是“五四”浪漫主义文学思潮的重要代表。本文在较广阔的社会文化背景上,着重从郭沫若所提出的“艺术是我的表现”、文艺是“天才的自然流露”“没有所谓目的”、形式上应该“绝端自由,绝端自主”等三个方面分析了他的浪漫主义文学主张的复杂内涵和特色,并揭示了郭氏浪漫主义文学观形成的原因。     

论郭沫若的浪漫主义文学主张

郭沫若是“五四”浪漫主义文学思潮的重要代表。本文在较广阔的社会文化背景上,着重从郭沫若所提出的“艺术是我的表现”、文艺是“天才的自然流露”“没有所谓目的”、形式上应该“绝端自由,绝端自主”等三个方面分析了他的浪漫主义文学主张的复杂内涵和特色,并揭示了郭氏浪漫主义文学观形成的原因。     

试论战国策派的文化救亡

战国策派是个深受误解的文化学派，它在贝塔朗菲之前就运用系统方法──“文化摄相”法审视现实，思考问题，研究社会科学；它清醒地看到了五四启蒙理性的弊端，力倡“反理性”的人本主义，以突破僵死“理性”的桎梏。而其目的是博采并蓄地融合中西文化，建构理想人格，创造民族新文化。     

《文艺论集》的成书与版本衍变

《文艺论集》是郭沫若一部重要的学术论文集,也是其著作中版本衍变最为繁复的一部著作集.《文艺论集》的编选成书,是郭沫若将自己文章、作品辑录成集的一个有些“另类”的个例,那差不多是一个“无心插柳”的过程.而此时,在“悬想”独自建立一个“文艺论”理论体系的郭沫若,正经历着思想和人生道路的剧烈变化.这些情况对《文艺论集》的版本衍变自然发生了影响,它们既有文本上的,亦有文本之外的.这是《文艺论集》版本研究需要关注和考察的内容.同时,这对于疏理考察郭沫若著译作品中大量存在的非常棘手的“盗版本”问题,也会提供某种启示.     

李劼人与法国自然主义文学简

在李劼人批评中,一九三七年《中国文艺》第一卷2期郭沫若《中国左拉之待望》具有长远的影响,郭沫若并不明确地说出李劼人与左拉式的自然主义是一个复杂的文艺论争话题,包含太多时代的潜话语。以下将对照李劼人的文学批评《法兰西自然主义以后的小说及其作家》考察李劼人小说批评存在的误区。     

李劼人与法国自然主义文学

在李劼人批评中,一九三七年《中国文艺》第一卷2期郭沫若《中国左拉之待望》具有长远的影响,郭沫若并不明确地说出李劼人与左拉式的自然主义是一个复杂的文艺论争话题,包含太多时代的潜话语。以下将对照李劼人的文学批评《法兰西自然主义以后的小说及其作家》考察李劼人小说批评存在的误区。     

当前文艺学的身份认同危机与话语体系建构

文艺学的身份认同在后现代语境下出现了危机，“建构新世纪的文艺学”成为当前文艺学界的集体呼求和深层焦虑。在如何重建文艺学的身份意识上，当前文论界存在着“以中化西”和“以西释中”两种极端倾向。因此。建构新世纪的文艺学应从话语重建的基点、建构策略等方面入手，寻找某种参考与借鉴。     

论延安文艺对当代中国文艺创作的启示

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产物的延安文艺,根据特殊时期的社会语境和历史任务,以“延安文艺大众化运动”为中介,让文艺承担起建构现代民族国家叙事话语的职责,并在这一核心思想理念的指导下,对主流意识形态文艺、民间文艺和从“五四”继承而来的知识分子启蒙文艺进行了一次成功的民族整合。从延安文艺的经验来看,当代中国的文艺创作也应该秉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精神,立足全球化和社会转型的社会语境,妥善处理好主流文艺、大众文艺和精英文艺之间的关系,在三者的良性互动中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和谐发展。     

郭沫若前期文艺观历史流变考论

郭沫若于20世纪20年代初期阐发关于文艺作品“无目的性”与“功利性”问题的辨析,一直到20年代中期,这个问题都以文艺作品的“无目的性”和“社会使命”观念交替转换的形式表现出来。郭沫若当时在这一观念阐发上的不断“自我相违”与“左右摇摆”,并非仅源于其思想观念或者心态的复杂性,而是与其在不同环境中身份的转变有着更为密切的联系。1925年以后,因无产阶级运动的蓬勃发展和个人思想的明确坚定,郭沫若便彻底“摇”到文学要承担“社会使命”的一端,再也没“摆”回文学的“无目的性”那一端。但在全面抗战历史阶段,郭沫若对文艺的“功利性”又赋予了不同的内涵。总的来看,郭沫若前期文艺现折射出他在不同历史境遇中“诗人”与“政治家”身份的“变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