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细亚生产方式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为什么东方国家走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必须与西方不同 ,其理论基础就是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 ,而东方社会理论的核心 ,就是亚细亚生产方式。这也是亚细亚生产方式和东方社会理论成为 2 0世纪最尖锐、最持久思想争论焦点的原因。作为东方社会很独特的一种现象 ,影响着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方面面。在现时代亚细亚生产方式同样影响着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文正是试图从亚细亚生产方式对中国市场经济的阻碍和促进两个方面 ,探讨我们应该如何发挥中华民族所具有的优良传统 ,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     

亚细亚生产方式与中国古代社会的特殊性质

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是马克思关于人类文明起源与东方社会特征的科学理论,普遍性和特殊性及其关系是理解这一理论的关键。亚细亚生产方式具有二重性:它既是人类从原始社会向文明社会过渡的一般形式,也是中国等亚洲国家在特殊历史条件下自然形成并长期存在的一种特殊的生产方式。因此,中国古代社会具有不同于西方古代社会的特殊性质不仅具有可能性,而且有其历史必然性与客观现实性。     

亚细亚生产方式新探

亚细亚生产方式即以“公有”或“国有”为其现象的“国王官僚所有制”及其所产生的农业手工业相结合的家族宗法制的自给自足经济,乃是东方专制政体所由以产生的经济根源,是专制制度最牢固的基础和最深刻的原因;反之,西方“古典的古代”生产方式亦即每个公民都是真正私有者的自由和平等的私有制,则是西方民主制度所由以产生的经济根源,是民主制度最牢固的基础和最深刻的原因。这就是为什么古希腊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极其丰富地展示了专制与民主各种政体的广阔天地,而中国诸子百家——儒家、墨家、法家和阴阳五行思想家——却统统是倡导和主张专制的专制主义论者之最深刻原因!     

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态度的变迁

马克思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传入中国,引起了中国思想界的广泛兴趣,也产生了众多的争议。从20世纪20年代到现在,中国思想界对马克思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进行了三次大的讨论。如以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为界,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的态度经历了从＂回避＂到＂回归＂的变迁。无论是前期的＂回避＂还是后期的＂回归＂,可以说都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再论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思想——兼评对马克思亚细亚生产方式思想的几种理解

亚细亚生产方式是马克思具有极其复杂内涵的思想。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思想,不仅包含最为标准、典型的原始的公社所有制的意义,而且囊括了从原始的公社所有制向次生的奴隶制、农奴制的过渡。借口马克思亚细亚生产方式思想的复杂性,因而把它看作是充满逻辑和历史矛盾的观点,是有失偏颇的。同样,将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认定为“农业公社”,并认为它是原生的社会形态的最后阶段,也是失当的。     

亚细亚生产方式历史存在性析论

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历史存在方式表现为生产方式非独立性存在和与文化精神相融合性存在。亚细亚生产方式历史存在性说明东方社会制度的独特性以及东方社会历史发展不同于西方社会,更不能将东方社会比附于西方社会。20世纪上半叶亚细亚生产方式历史存在性研究的学术景遇,至今令人深思。     

亚细亚生产方式对东方社会的深刻影响

亚细亚生产方式对东方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与西方相比东方国家有明显的特点 ,即专制主义、政教合一、整体主义、超稳定性     

亚细亚生产方式与列宁的社会主义构想

19世纪50～70年代,马克思尝试用“亚细亚生产方式”来表述东方社会特殊的历史环境和发展道路,并提出了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大胆假设。列宁在继承马克思这一理论的基础上,结合长期的斗争实践,逐步建立起落后国家、尤其是俄国如何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崭新构想。     

马克思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论述

为了论证私有制在人类历史上并非永恒存在的,马克思考察了东方社会的印度,并提出了“亚细亚生产方式”这个概念,他认为东方社会不存在土地私有制,但是马克思并没有得出一个结论性的答案,随着新的是史料的呈现,马克思在其后期对亚洲东方社会的看法发生了改变,他发现东方社会也存在这土地的私有制。最后马克思明确区分了原始公社和亚细亚形态,认为亚细亚形态不是最落后的社会形态,在亚细亚社会之前还有原始社会,原始社会实行土地的公有制,公有制曾经在人类社会之初普遍地存在。     

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述论

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是近代外侨在上海建立的一个重要文化机构 ,95年里 ,它对中国的自然和社会进行了广泛调查与深入研究 ,以其独有的模式在中西文化交流过程中做出了突出贡献。     

中国城市化道路模式探讨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化进程明显加快,进入到加速发展的新时期。但长期实施的城市化方针却严重阻碍了我国城市化向更高层次的迈进。积极发展小城镇并非是适合我国城市化进程的选择,大城市的快速发展是城市化进程中不可阻挡的潮流,我国的城市化进程中大城市的发展应得到充分重视。     

巫术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

由于中国古代人文精神的发达,巫术往往被贴上野蛮落后的标签,同时巫术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其存在必然有着自身的一套逻辑和内在结构。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以宗法伦理为核心特征,在巫术研究中能够发现某种程度上巫术文化也存在着此类特征,从巫术灵物与刑罚用具、巫术咒语与家族伦理和巫术犯罪与善恶观念三个方面尤其能够看到两种文化之间、中国传统文化之中的共通性。     

中西方传统幸福观的比较探析

什么是幸福?如何才能得到幸福?这是从古至今始终为世人所关注的问题。从历史传统角度来看,中西方伦理学中都包含着丰富的幸福思想,通过对中西方传统幸福观进行梳理和整合,分析中西方哲人对幸福问题的精辟见解;结合中西方不同文化背景下对幸福的认识,尤其就"幸福"与道德、享受、奉献的关系方面做出深入的对比探析,使我们更加全面深刻理解什么是真正的幸福。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为根基的马克思主义的开放性,是理论与实践的辨证统一,是一般与具体的辨证统一,继承与创新的辨证统一。借鉴优秀传统文化是马克思主义开放性科学体系的必然选择。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借鉴。     

中国古典插花与书法

古典插花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代表之一，书法是我国的“国粹”。古典插花与书法有许多相契相合之处，如二者均属于艺术的范畴，历史悠久，且蕴含深刻的哲学和美学原理；都讲究技法的表现和空间结构，同时注重意境的表达和创造等。古典插花与书法又属于两种不同类型的艺术创作，各自展现着独特的魅力和个性。     

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与当代中国外交

中国传统文化的四大基本精神——天人合一、以人为本、刚健有为、贵和尚中——对当代中国外交产生了重要影响。“天人合一”的生态观启示了中国的环境外交;“以人为本”的民本观指导了中国外交活动中的领事保护工作;“刚健有为”的进取观激励了中国成为一个“负责任大国”;“贵和尚中”的中和观是胡锦涛同志建设“和谐世界”外交理念的文化根基。